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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她开始去肉铺寻找快乐，就并不令人奇怪了。她总是算好下午可能只有他一个人的时候去。在她的生活中，他是一个难得的亮点，总是面带微笑，使她情不自禁地去注意他。在他简单的夏装下是男人诱人的体魄，他体格健壮，不像她骨瘦如柴的丈夫。他皮肤泛着红色，围裙的顶部露出一丛浓密的黑毛。
无须言语，事情就在一天下午自然而然地发生了。阿诺正在包猪后臀尖，两人肩并肩站着，距离近得能感到对方的体温。后来他们去了楼上的小房间，他们都一身大汗，脱下的衣服扔在了地板上。
她离开肉铺的时候面似桃花，兴奋得忘了柜台上的肉。
没有不透风的墙，何况捕风捉影本是小村子的嗜好，街上开始有了流言蜚语，就像阳光穿透薄雾一样一点点渗透到人的意识之中。这种消息，妇女们总是知道得最早。在那个下午以后的几周里，阿诺明显感到顾客们更加活跃了，买肉时与他的空间距离也越来越近。顾客们以前仅用于付钱和取货的手，现在却多了一项工作，就是尽力多接触阿诺的手指。那年轻妻子开始定时在午后两点来，然后就随手关上门发出信号。而其他人也选好了不同的时间，跟着进来。阿诺明显瘦了，但他充满了成就感。
不知道是谁最先唤醒了一直蒙在鼓里的丈夫们。也许是村里最老的老太太之一，她生活的一大乐趣是揭露她看到的每一个不正常的现象；也许是一位受到阿诺冷遇的妻子透露出去的，因为她从没机会参观那间黑暗的、肉味扑鼻的卧室。不管怎样，这消息开始了传播，并最终传到了丈夫们耳中。于是盘问便在夫妻床第之间进行。妻子当然否认，但丈夫不信。丈夫们彼此印证着自己听到的消息，结果他们发现他们是同一家悲惨俱乐部的成员。
悬而未决的谋杀（3）
一天晚上，他们中的五位聚在咖啡馆里：三个农民、一个邮递员和一位常常因工作而晚上不在家的保险公司职员。他们坐的桌子远离吧台，桌上的一副纸牌掩盖了他们聚在一起的真正原因。他们用低沉、痛苦的嗓音，相互诉说着大致相同的故事。她变了，不再是我娶的那个女人了，那个肮脏的混蛋，用他的微笑和下流的短裤破坏了我们的生活。怒火在酒精的作用下越来越旺，他们嗓门渐粗，声调也变得高昂。邮递员是在座惟一清醒的人，提议去某个隐秘的地方来继续这次会议，以商讨下一步的行动。
这时已到了九月底，狩猎的季节开始了，所以他们约好周日一早在山里见面，都带上枪和猎狗去打野猪。
周日那天，太阳落山时天还很热，不像是九月倒像是七月。五个人步上山顶时，肩上的枪和子弹袋显得异常沉重，肺部也感到非常闷热。他们来到一棵大柏树下的阴凉里，卸下肩上的东西，拿出酒瓶传递着喝起来。猎狗在看不见的羊肠小道上搜索着，似乎还在不停地奔波，脖子上的铃铛撞出的声响打破了空气中的沉寂。除此几乎没有别的声音，也没有别的人，他们的谈话因此可以毫无顾虑。
是惩罚妻子们，还是拿肉贩开刀？
暴揍他一顿，敲断他的骨头，砸了他的肉店，这可能能让他有一个教训。一位丈夫这么说。但那家伙肯定会认出他们，如果他报警那就麻烦了，没准还得蹲监狱。再说这就能让他不再做了吗？他挨了揍，反而会赢得妻子们的同情，身体一旦恢复，一切又会重新开始。
酒瓶在无声中传递着，五个人想像着在狱中度过数月的情景，或许时间还会更长。如果他们的妻子现在能欺骗他们，那她们单独一人时就会更加无所顾忌了。
最后，他们中的一位说出了他们都非常希望的事情：必须找一个办法一次性解决。无论如何，那卖肉的必须离开这里。只有这样，他们的生活和妻子才能恢复到从前，恢复到那个年轻色鬼尚未使他们蒙受耻辱时那种状态。
邮递员在他们当中一直是最理智的，他主张与年轻肉贩谈谈。说不定能劝他离开。其他四个人则频频摇头表示反对。那算什么惩罚？就这么窝囊着？那人格何在？公理何在？还不被村里人给笑话死？那样以后还怎么见人呀？在人家看来这是五位懦弱的男人，老婆跟别的男人鬼混，自己却束手无策。
酒瓶空了，他们中的一位起身将瓶子立在石头上，回身拿起枪把子弹推上膛。我们应该这么做，他说。随后他把瓶子打得粉碎，再低头看看其他人，耸了耸肩。就这样了。
最后，他们同意采取抓阄的办法来决定谁去执行这个死刑。做完这一切，他们下山去和妻子一起吃主日饭。
执行者在时间选择上非常谨慎，他一直等到一个没有月光的日子，在深夜离开家开始行动。为了万无一失，他装满了两筒枪药，尽管一只大号铅弹就能打死一头大象，别说近在咫尺的人了。在年轻肉贩听到敲门声下来开门的这段时间里，这人心里一定在骂怎么那么慢。他悄悄穿过无人的街道来到肉铺门前时，一定也想着其他几个人是否因惦记他而辗转难眠。
他用两个枪筒顶住了年轻肉贩的胸膛，没等看对方倒地就撤了。在邻屋的灯亮之前，他已跑到了村子下面的田野里，跌跌撞撞地穿过葡萄园，走回家去。
天还没亮，第一个警察就赶来了，是村子里有数的几部电话之一把他从床上叫起来的。那时正有五六个人站在肉铺透出的灯光里，他们显得很害怕又不愿离开，眼睛一直盯着门里血淋淋的尸体。此后不到一个小时，阿威格农的一个刑警分队来到了这里，让他们离开现场，然后转移开尸体，并设立了一个办公室，开始了对全村人的漫长审问。
对五位丈夫来说，这是对他们的忠实和友谊进行考验的艰难时期。他们又在森林里度过了一个周日，互相提醒着保持沉默。现在这是他们惟一的自我保护。正像他们中的一位说的，只要自己不开口，不会有人知道的。警察会认为那卖肉的以前有过什么仇人，现在来找他清算旧账。他们彼此鼓励地传递着酒瓶，发誓决不泄密。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然后一周一周地过去。没有人来自首，也没有任何线索，更没人承认了解什么情况。再说了，村民们可不愿跟穿警服的外来人讨论村里的事情。警察们能够确认的只是死亡的大概时间，当然，还有谋杀者使用的是猎枪这一事实。拥有这种枪的每个人都接受了询问，警察还仔细地检查了每一只枪。但铅弹不像子弹那样能留下确定的痕迹。致肉贩死命的可能是任何一只枪。
在那个温暖而干燥的秋天，葡萄汁特别浓稠，大家一致认为村子的当务之急是抢收葡萄，所以全村人应该心无旁骛、全力以赴。
后来，从阿德奇的一个老家族又来了一个肉贩，他愉快地接管了装修精美的肉铺。而且令他惊奇的是，他发现自己受到村里男人们异常友好的欢迎。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马里厄斯说，“那好像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
我问他是否知道凶手是谁。因为至少有五个人都知道这件事，何况像他自己说的，在小村子里保密就如同用手去盛水一样。可他只是微笑着摇了摇头。
“不过我告诉你，”他说，“埋葬年轻肉贩那天，全村人都去了。他们都有自己的理由。”喝完了酒，马里厄斯在椅子里伸了个懒腰，“哦，那真是一个受欢迎的葬礼。”
第三章
家居指南（1）
《纽约时报》的美食评论家有一个惊人的发现：普罗旺斯根本不存在。
一位住在纽约的绅士热拉尔德·辛普森给我来了一封信，说报纸上有条消息把他弄蒙了。他信里附上了这份令他疑惑不解的报纸。那篇文章读来实在令人悲哀，它谴责普罗旺斯是一个拥有狡猾的乡下人和差劲的食物的地方，热拉尔德的疑惑也正是为了这个。他写道：我记得我在那儿度假时，它完全不是报上描写的那个样子。到底怎么回事？难道是过去短短的 几年里，那里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吗？
我又把那篇文章读了一遍，它的确让普罗旺斯听起来差点意思，同时还指责那里的餐饮业服务欠佳。以前也有人给我寄过类似的文章，都是那些自以为是的专栏作家写的。这些人急于发现他们自认为的现实，那种现实一般隐藏在金黄色蓑衣草下的田野和有微笑面孔的名信片背后。如果偏巧让他们见到一位毫无幻想的来访者，再遭遇一个情绪不佳的店主或吃了一顿糟糕的饭菜，他们就满意而归了，因为他们找到了自己需要的故事。
我虽然不完全认同他们笔下的东西，可也不能不承认，他们的东西在某些方面是很真实的。对普罗旺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和感受，虽然我的看法与那些只待上一两个星期的人明显不同，尤其是那些选择八月份来普罗旺斯的人，那是一年中最拥挤、最不具代表性的月份。
寄来的那篇文章的题目是《去年八月我在普罗旺斯》，发表在一九九八年四月二十二日的《纽约时报》上，这是世界上最著名、最有影响的报刊之一。文章的作者是鲁斯·赖希尔（Ruth Reichl），我相信要是在曼哈顿的厨师中随便提起这个名字，就会吸引来一片敬佩的目光。那年四月，她作为《纽约时报》的饮食评论家，显得更加引人注目。现在她已经不在那里工作了。她一直是烹饪领域一座光芒四射的灯塔，她的言论甚至能左右餐饮企业的沉浮。总之，她在餐饮行业是一位非常专业的女人——正像一位睿智的农民所说的。
作为一名饮食专栏的作家和编辑，赖希尔最擅长的是具有迅速抓住事物本质的能力。在八月份的访问期间，她竟然能忽略了整个法国。这是多么勤奋啊！然而，她却努力设法挤出时间度过了一个令人失望的假期。
那令人失望的食谱从早饭就开始了：令人生厌的长面包，还有更差的羊角面包，馊了的咖啡。整个市场上竟没有一个完全成熟了的番茄，桃子跟石头一样坚硬，绿豆干得吓人。没有什么能比看到干绿豆更让饮食评论家心情郁闷的了。法国不产土豆，肉铺连小羊肉都没有，于是她的心在往下坠。这真是美食家的地狱。
赖希尔说，她去超市，无奈中在不开市的一天去购物，这却丝毫无助于减少她的不满情绪。那里的食物也相当糟糕，肉类和蔬菜根本不值得一提。乳酪是经工厂加工过的，面包装在塑料袋里。在回家路上，她遇到了最恐怖的事：在那个叫德构斯蒂诺的市场里，光各类玫瑰葡萄酒占的空间就比所有的麦片粥、小甜饼和脆饼还多。想想这种事情！比小甜饼还多的葡萄酒！这显然是腐化堕落社会的一种显著标志。
接下来的是其他意外发现，那暂且不提，先回过头来看看前边这些情况。不用说，在普罗旺斯你能看到很多不太重要的食品，但如果你想在经过的每个地方都能找到很好的食品，这不是粗心就是对当地极度缺乏了解。发生在普通游客身上可以理解，但鲁斯·赖希尔显然不是普通游客，她的工作是寻找美食，与烹饪和新闻界也必定有某种联系。她在法国当然有朋友和同事，应该可以告诉她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