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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摇头表示不知道，女老师嘴角忍着笑意说：“你还不知道，你昨天干么找燕燕亲嘴？”
看她这般严肃，我才知道嘴是不可亲的，那么她干么又和父亲亲嘴呢？我正在想，女老师笑了说：“你干么咬她舌头？”
我说：“舌头好咬，就咬一下。”
“你怎么想到找人家亲嘴？”
我抬头看她，高兴说：“我看见你和爸爸接嘴，我也想试试。”
女老师脸唰地红了，眼睛惊恐地躲开，我看着她侧着的脸、扭着的脖子和线条优美的耳朵，都红红的，很好看。我说：“老师，接嘴不对吗？”
我听见她呼吸短而急，像一只挨打的虫子在鼻孔里窜来窜去。她伸手抓着自己的辫子胆怯说：“呆瓜，你在哪里看见？”
“在门缝里。”
“还有谁看见？”
“没有。”
“你告诉谁了？”
“没有。”
“你对谁都不能说，懂吗？”
“懂。”
“你要是说出去，老师就不能教你读书了，你想不想老师教你读书？””
“想。”
“那么我们拉勾。”
但是女老师的秘密还是被人知道了。
清明节后的一天，女老师有气无力不想上课，让我去玩。外面下着雨，雾气从竹林上面一排一排走进村子，然后慢慢散开，在棕榈间绕来绕去。我立屋檐下觉着雾气溜到了身上，湿湿的，细看却什么也没有。回房的时候，我听见房间里发出一种沉闷的呜呜声，停下细听，好像女老师在哭，开门一看，真是女老师在哭，她趴在床上蒙着被子，露一双脚在外面，被子随着她的哭泣而微微抖动。老师，老师，我低低叫了两声。她没有应。我不敢再叫，被子下面的哭泣让九岁的我不知所措，我不声不响退出房间，跑到楼下去找母亲。幸好下雨天母亲没有上山，正与邻居闲扯栏里的猪崽。我拉母亲回来偷偷说老师在房间里哭。
“她伤心呢。”进了房间，母亲掀去女老师蒙着的被子，立床前恭敬说：“老师，你莫放心里去，哭坏了我呆瓜谁教他读书。”
女老师转过身子，眼睛红红的，直直看母亲一会，仰脸说：“我对不起你。”
母亲柔声说：“老师，这种事，莫放心里去，伯虎不找你，也找别人，猫都馋，哪有男人不馋的。你有什么对不起我？你住我家，伯虎他也恋家了许多，我应当感激你才是，看你模样儿像天上掉下的，连我都喜欢呢。”
女老师看母亲情真意切，毫无伤害她的意思，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又哽咽说：“我对不起你。”母亲看看女老师，不好意思说：“老师，有件事想跟你商量，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
“什么事？”女老师撸一下头发，小心问。
母亲静默一会，笑笑说：“老师，你一个城里人来我家，待呆瓜那么好，待我也那么好，我想也是缘分，不怕难为情，我早有个想法，想跟你结拜成姐妹，就像他们男人结拜兄弟，一辈子好，只是我这样一个山里人，不配与你做姐妹，所以一直不敢说。”母亲说着蹲下去征求老师意见，女老师随即扑母亲肩上失声痛哭。母亲感动得闭了眼睛听老师哭，眼泪也慢慢溢出，掉下来。
母亲和林红结拜姐妹，大概是她这辈子做过的最浪漫的事了。此后，她便不再随我叫老师，而是直呼其名，她确乎像对待姐妹一样对待林红，处处关怀备至，甚至考虑到她一个人寂寞难耐，主动要求父亲亲近她一些。现在想起，简直不可思议，但这样做反而使女老师冷淡了父亲，这是不是母亲原意，我不知道。我想母亲没那么复杂，她确实喜欢老师，甚至乐意与她共享自己的男人，如此而已。不久，女老师病了，时常恶心，每次母亲都俯她耳朵上问：“来了没有？”
老师摇头，母亲又说：“还没来，怕是真有了，都是那个剐千刀的。”
那时我不懂母亲问的“来了没有”是什么来了没有？但它显然很重要。母亲为此拧着父亲耳朵骂：“都是你，要真有了，你叫她今后怎么嫁人？”
父亲搓着挨拧的耳朵，满不在乎说：“去医院流掉，现在有这种手术。”
母亲说：“流掉？你说得轻巧，人家一个黄花闺女，不让人笑死！”
父亲嬉皮笑脸说：“不流掉，难道生下来？”
女老师的病，是个秘密，母亲特别嘱咐我对谁也不要说。自女老师病后，父亲见她表情就讪讪的，也不大进房问候，好像故意躲着。过了近一个月，女老师决定上县城一趟，母亲让父亲陪她去，她不同意，母亲说自己陪她去，她也不同意。
那夜，母亲杀了一只正在产蛋的母鸡熬汤，又取出父亲带回珍藏多时的鹿茸，在她看来，天底下最滋补的莫过于鸡汤熬鹿茸。她把鸡汤和鹿茸装入陶罐里，放锅里用文火熬，倾听着锅里沸水滚动陶罐的噗噗声，神情专注而又生动，感觉火候差不多了，将汤汁倒入碗里，叫我拿灯，自己双手捧着端到女老师面前。
母亲说：“一点药，你喝下。”
女老师看看碗里，认出是鸡汤，说，“我不喝，你自己喝吧。”
“快趁热喝下，明天走路省力些。”
“我会走路，你自己喝。”
父亲说：“她要你喝，就喝吧。”
女老师只得勉强喝下，母亲满意地看她喝完，接过碗说：“依我看，明天还是让他陪你去，你一个人，我真不放心。”
女老师赶紧说：“不要，真不要。”
我不知道林红是否就是这个晚上决定，永远离开西地。想来她要离开是必然的。即便她真的喜欢父亲，也不可能当着母亲的面，让她照顾着，心安理得地与她的男人好。她确实是决定离开了，睡觉的时候，她把我抱在怀里，悄悄问我：
“呆瓜，你喜欢老师不？”
“喜欢。”
“老师好看不？”
“好看。”
“要是老师走了，你想她不？”
“我想。”
“好了。睡吧。”
我躺下就睡，一点不懂这是告别。待我醒来，她就永远地消失了，她就这样离开了村子。父亲因了她的离去，越发的无聊了。其实，现在的李小芳何尝不是林红故事的延续，虽然她们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但从故事的角度看，她们刚好是衔接的，或者她们是故事的两种可能性。
八
我还想说一说伯乐。我回到西地，最高兴的人似乎不是母亲，而是伯乐。伯乐当了民办教师后，便觉着自己是个知识分子了，与一般村民不是一个档次，这就有点麻烦，人，一旦觉着高人一等，高处不胜寒的境况是免不了的。伯乐就拥有了不少通常属于知识分子专利的孤独感，他大概引我为同类吧，我每次回家总是要找我谈谈。他确乎也与一般村民不同，村民一般不会想到永恒，他们活着就活着，然后入土为安。伯乐不是这样，他有很强的历史感，然后希望躺在历史里永恒。
他进入历史的办法应该说无可争议，就是修家谱。那天早上，刚吃过饭，伯乐就端着两本线装书从门楼里拐出来，他的脸色也像线装书一样苍黄，看上去很古。我知道他是找我的，赶紧迎上去说，“伯乐老师，吃过了？”
“吃过了。”
“两本什么书？”
“家谱。”伯乐庄严地说。
阳光被门楼切成两块，门槛是阴的，伯乐点了一支烟，摸摸屁股坐在石门槛上，慢条斯理介绍旧的是老谱，新的是未完稿的新谱。我们赵姓三代未做家谱了，家谱这东西，意义非常重大，关系到千秋万代。我腿虽然瘸了，但还有点用处，做人一辈子，总得给后代留下点东西，家谱完成我也就心满意足了。呆瓜，你这个年龄可能还没有感觉，到我的岁数就感到非常重要了，人活一辈子，临头就是家谱里一行字，人总要进入历史才有意义。
伯乐说话的时候，苍黄的脸上升起一种历史学家的神圣感。我接过他小心递上的老谱，找一个石墩坐下翻看，扉页后面是祖宗画像，戴官帽，穿朝服，但并不威严，他在枯黄的纸上目光和蔼地注视我。他有三个老婆，十八个子女，括号里注着某某迁往某处，某某迁往某处。祖宗的繁殖能力让我惊讶，他大概在村里太没事干了，专门捣腾男女那档子事。再翻下去也都是代承谱系，谁是谁的儿子孙子重孙子，用黑线连着，一清二楚。我想起多年前村子的夜晚，觉着一清二楚的黑线令人生疑，起码也值得商榷。伯乐又送上新谱，并且翻到我的名字下面让我看，我看见自已名下有一行记述，毕业于××获××供职于×地任××，像是个人物。我的名字前面是父亲、母亲，再前面就全是死者，我挤他们下面，说不出的别扭，好像也死了很久。我说：“活人也入谱的？”
伯乐遇到知音似的，快活说：“你内行人，问到点子上了，按老谱做法，活人不入谱，但这样容易造成断代，活人入谱，是新做法。”
我得感谢伯乐，这样我就提前进入了历史，提前获得了人生意义。我又翻了翻，看见伯乐名下标着几子几女，也有记述，而且是一大段，某年至某年当兵，某年至某年任教师，某年至某年经商，某年……复任教师，好像是个重要人物。我注意到他结扎后老婆生的孩子，没有列在自己名下，显然他不接受这个事实，也没有记载某年某月响应国家号召送去结扎，看来他对结扎也不那么自豪了。
伯乐拿家谱我看，是请我欣赏他的成果，有点炫耀的意思。等我欣赏完毕，他恍然大悟的样子，一拍大腿说，“啊，我忘了上课。”说罢端着两本家谱一拐一拐的往村口祠堂赶去。
我想起他老婆结扎后生的孩子，想看个究竟，就上伯乐家。伯乐老婆见了我，热情说，坐，坐。我见她身边并没有孩子，想问，又不好意思。伯乐老婆说，你爸离了？我说离了。伯乐老婆莫名其妙地笑了笑，让我很不理解，我爸离婚，有什么好笑的。后来我才知道她不是笑我爸离婚，她很聪明地说，你来是想看看孩子吧。我说，他在哪儿？伯乐老婆叹气说，可惜你见不着了。我说，怎么了？伯乐老婆说，卖了，被伯乐卖到厦门那边去了。我吃惊说，你讲笑话。伯乐老婆忽然伤心起来，擦了几下鼻子说，是真的，伯乐嫌孩子不是他生的，就卖了。我说，有这种事，怎么可以卖孩子？伯乐老婆又擦几下鼻子，答非所问说，买的那户人家很有钱，孩子在那边反比我自己养好，这样我也放心了。伯乐老婆仔细地看着我，忽然又不伤心了，说，呆瓜，孩子长得像你呢。我说，是吗？伯乐老婆看了看门外，见没有人，俯过身来压低声音悄悄问我，你都知道了吧。我说，什么啊。伯乐老婆说，孩子是你爸的。我张开嘴巴，就停在空中，不知说什么好。伯乐老婆却自然得很，一点羞耻感也没有，反而有点自豪似的。又说，不信，去问你爸。
就算是真的，我觉着也不该由伯乐老婆来告诉我，她和我父亲通奸，生下孩子来，毕竟不是光荣的事。她不羞，我还得替父亲羞，惭愧地退了出来。父亲是当事人，我不便问，我去问母亲。母亲点头说，昨天，我不好意思告诉你，你爸，他什么事干不出来。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