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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皮鞋不能穿,只好找来了德国皮靴。
他们—起来到了师部。
人很多,从师长、参谋长到戈尔斯科夫,还来了不少列兵。
美国人被带到屋里。
“翻译给他听,叫他坐下,”上校说。
美国少校咧开嘴笑了一下。他穿的是自己的军服,甚至还佩带军衔等级标志,身材结实,三十岁出头。一点不象是德军俘虏,打扮得漂漂亮亮。
“请讲一讲是怎么回事!”上校通过翻译说道。
“我们是在斯图加特上空被击落的。开始被带到战俘营,后来被拉去当技术专家。”
“就是说,您同德国人并肩作战?有什么光荣呢?”上校问。
“我不是打仗,而是维修德国人的技术装备。”
“怎么不是打仗!据我所知,您的同胞正在同法西斯德国作战,”参谋长说,“而您呢?”
“我是被迫的。”
“您的主人对您怎么样?他们还让您穿自己的军服,军衔标志也保留了。伙食怎么样?住在哪儿?”
“他们对我不错。”
“和德国军官一样吗?”
“是的。”
“您没想过逃跑吗?您是什么时候来到前线的?”
“三个半月以前。”
“您曾有充足时间考虑自已的……怎么对您说呢,考虑自己的微妙处境的。而且看样子对您的看守并不严,”上校板着面孔说。“而您为什么没逃跑,比如说,跑到我们这儿来呢?”
美国人踌躇起来。
“请回答!”上校说。
“我难以回答。还有,您知道,宣传……”
“就是说,您不怕德国人,您伯的倒是俄国人。奇怪的逻辑!”参谋长说道。
美国人沉默不语。
“好吧,”上校说,“先乘飞机去莫斯科。您自由了。”
大家离开时心情沮丧。
“他是个生意人还是个帮凶?”
“真是一部历险记!”
“他将被引渡回国……”
“肯定会引渡!他还要写回忆录呢。也是一笔生意!”
“阿列克谢·米哈依洛维奇,遗憾的是这不在我们的权限之内,”谢罗夫承认说。“我并不是一个凶狠的人,可是这种人不仅该送惩戒营,而且该枪毙!”
第二十五章
盛夏。草木尚未被烈日灼枯。森林和田野、山沟和战前就有的小片稀疏的树林仍然一片绿色。虽然已经误了农时,农民们仍在用牛耕田,播种。
我们的部队正顺利地向第聂伯河推进。
谢罗夫把一份斯大林签署的命令送给戈尔斯科夫,上面写着:“在战役过程中,红军部队不可避免地要遇到许多江河障碍。迅速而果断地强渡,特别是强渡杰斯纳河和第聂伯河这样的大河,对我军进一步取得战果将具有重大意义。”
这是九月初的事。
西南方面军、斯捷普诺伊方面军、沃罗涅日方面军和中央方面军正在发动进攻。
他们的近卫第14师已经到达古利亚伊—波列地区第聂伯河岸边,在右岸筑好了工事,前方是扎波罗热、尼科波尔、克里沃伊罗格。
戈尔斯科夫一次对谢罗夫说:
“大尉同志,您曾经谈过预防问题。我研究了所有档案材料,如果在战斗间歇时到各营和各团走一走,找人聊聊,怎么样呢?部队里新兵很多,或许会有好处吧?”
“这是个好主意,阿列克谢·米哈依洛维奇!我向政治部打个招呼,您就开始干吧。顺便说一句,您觉得方便,就叫我维克多·斯捷潘诺维奇好了。我们不必搞形式主义。”
“谢谢,维克多·斯捷潘诺维奇!”
审理的案件都是最一般的。侦讯由检察员或除奸部进行。检察员同时核准除奸部的报告。等一切工作完成之后,便提交军事法庭。
可是在古利亚伊—波列却发生了一起最令人不快的事。
部队顺利攻占了古利亚伊—波列,几乎末放一枪。谁也没发现干草垛边有一名新战士。原来,这名战士越过了前线,储备了许多食品,躲在干草垛里等待时机,看谁胜了就投靠谁。这样等了一个多星期,没发觉小城已被我军收复。不过,也可能他是在等德国人卷土重来。
在法庭上他露出一副可怜相。
这个士兵被带出法庭,站在师部房子的前面……
“对淮叛国贼”——除奸部警卫排长发出命令……
法庭只有一辆带蓬的嘎斯—AA型卡车,载重为一吨半,平常用来运送文件。
司机名叫沃洛佳。
几天之后,他们和沃洛佳开始了第一次旅行,去邻近的一个团。他们先后到过三个营,认真听取情况,交谈的对象不只是新兵。
一周之内他们又外出了三次。
谢罗夫十分满意,表扬了他们。
要不是日常琐事,戈尔斯科夫也许会立刻动手画一幅画。趁印象还新。这幅画将取名《叛徒》。画的近景是一个干草垛和叛徒的大脸,脸上流露出恐惧和期待的神情。远景是我们的战士在冲锋。他们的脸几乎看不清,只能看到一个轮廓,但他们的身子是向前冲的姿势。
或者是这样:画面上看不见战士。空旷的田野,几大垛割下的小麦。天空阳光灿烂。叛徒的身体占画面很大的位置,他紧伏在地上,两眼不断地转动着,额头上渗出一滴滴的汗珠。
画!画!画!
要把整个注意力集中到内在的东西上。
要把人物同风景联系起来。
要把感情的东西、精神上的东西移到画面上。
现在他好象开始把自己的全副精力寄托在另外的事情上了。虽然作记录、将记录一式四份打印出来、到部队去谈话等一切事情仍然要做,但他最关心的却是画笔。现在他看见了过去从未见过的收割后的农田、遭受破坏而又保存下来的农村和城镇,以及原先未加注意的穿军服和穿老百姓服装的人们。
寂静的夜晚并没有催他入睡,反倒使他的思维更加活跃。在他的万千思绪当中,主要的仍是那幅题为《叛徒》的画。
第二十六章
他和卡佳通信频繁,尽管他们各自的驻地近在咫尺。
他在最近给她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已调任法庭书记员,被授予中尉军衔,并发给了证书。可是我该把证书交给谁保存呢?我想寄到尤里耶维茨市你妈妈和女儿那里去。同意吗?”
戈尔斯科夫死背了刑法典(所有条文和惩治办法)和刑事诉讼法典,尤其是“军人犯罪”一节,他背得格外卖劲。谢罗夫、伊斯托明、维亚佐夫都受过高等法律教育,他不得不加紧跟上。
可算没有白学,这一切在审理海姆·特卡奇案件时都派上了用场。海姆·特卡奇曾干过裁缝。这个人满脸胡须,蓬头垢面。他三次从战场上逃跑。头两次宽大了他,第三次被送到了军事法庭。
特卡奇的形象同十足的叛徒,以及同戈尔斯科夫所构思的叛徒形象完全相反。他身上有一种使人怜悯的东西。
“我不走运,”特卡奇在法庭上说。
“要是躲避德国人也还可说,而你竟躲避意大利人,可是连他们自己都投降做了俘虏,而且后来还高兴得唱歌,”维克多·斯捷潘诺维奇阴沉着脸说。
“不走运,”海姆·特卡奇说,“我也听过这位中尉同志的讲话,全都懂,可是倒霉……”
阿廖沙想起来了。在三连的一次谈话时,特卡奇的确在场,甚至还提过一些问题。
意大利人确实是自己仓惶跑来投降的,因为德国人的梅塞战斗机从空中扫射他们,地面上德国人的机枪手和为德国人效劳的波兰人也向他们开火。
后来抓到一个波兰人,问他为什么向意大利人开枪,他嘟哝着说:“反正都一样!”
对特卡奇如何处理呢?
大家想起了他在四二年曾得过一枚战功奖章。
伊斯托明问:“因为什么得的奖,特卡奇?”
特卡奇一阵踌躇。
“因为什么?”
“给连长缝制了一件弗列奇式军上衣。”
“奖章哪儿去了?”
“被捕时收走了。”
“收得对,”谢罗夫说。“只好再争取一枚新的了。到惩戒营去吧。”
特卡奇被押走了,但维克多·斯提潘诺维奇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感到难受。
“我可怜这个海姆,”他直言不讳地说。
一周之后得悉:特卡奇参加战斗负了伤,现在躺在卫生营。
“我们一起去看看,阿列克谢·米哈依洛维奇,”谢罗夫高兴地说。“顺便把他的奖章带去。”
他们同沃洛佳一起出发了。卫生营离他们有十二公里左右。
他们一去就找到了特卡奇。
他躺在病床上,刚刚刮过脸,显得很高兴。
“怎么样,武士?”谢罗夫问。
“这次好象没出错。干掉了三名德国鬼子,还打坏了辆装甲汽车。”
“这是您的奖章,还给您!”谢罗夫说。
“啊,谢谢!”特卡奇慌张地说。“我,大尉和中尉同志,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给你们做件制服……只是……”
“好好养伤吧,将来不要再躲意大利人了!”谢罗夫开玩笑地说。
“干我们这一行,能给人带来欣慰,毕竟是件快事,”当他们走出卫生营帐篷时大尉坦率地说。
法庭已经积压了几起案件:
卫生营有个中尉为了要一辆汽车转运伤员,竟然朝少校开枪;一个女打字员原来曾和一个上尉同居,她后来又另有新欢,于是上尉就开枪打死了她;一个西伯利亚年轻人同村子里的一个女人同居,被她传染上了梅毒。后来他知道了起因,回去打死了她。事后主动向上级承认了这件事,说:“我本想只打这个坏蛋几个耳光,可她对我说:‘自作自受’。”
案件、案件、案件。
对后一起案件作了长时间的研究。结论由临阵脱逃改为擅自离队,但凶杀罪未变。结果判刑七年,同时给予治疗。
师长扎罗夫上校坚持自己的意见:
“我不批准!不管怎么说,不批准!这个汉子做得对!我要是他的话……”
再一次进行研究和分析。
最后决定:强制治疗,然后送惩戒营。
扎罗夫这才认可。
不久又发生一起非常事件,真是绝无仅有的怪事。
后勤排有一名年仅十九岁的战士,在前线呆了近两年,受过伤,给前沿送食物、送子弹。他忠于职守,任劳任怨,从不讲价钱。
有一天下达命令:“到前沿去!”
这个红军战士却说:“我不能去!我不能去杀人!我信教。”
经反复劝说,他还是坚持说:“信仰不允许!”
案件交到法庭以后,给他宣读了“以宗教信仰为由拒不拿起武器作战”这一法律条文。
他还是那句老话:“我不能!”
在队列前对他进行了公开审判。
最后判为枪毙。
师长又不批准。
“我不能批准枪毙。怎么都行,就是不能枪毙。”
再次进行分析,反复斟酌。决定送惩戒营。
扎罗夫批准了。
后来这个红军战士在战斗中表现突出,甚至未负伤。
十月初,田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