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行┭礁盏摹！彼匦ψ牛愫孟裉艘黄皇裁茨谌莸慕不耙谎敛辉谝獾匕涯抗庾虼蠹遥骸澳忝撬菇驳愀钊搿⒏蟹治鲂缘幕鞍。俊�
郑达理对庄文伊的讲话用的是最高明的化解法。人们静默着。
“谁接着讲讲啊？”郑达理略略浮出一丝微笑，“老顾，你讲讲吗？”他转头看看顾荣。
“我这段时间没上班，了解情况有限。还是大家都讲讲吧。”顾荣看看左右笑了笑。他的笑也包含着帮助郑达理打破这尴尬沉默的意思。
人们还沉默着。
“老龙，老胡，你们的看法呢？”郑达理尊重地问道，“你们对李向南这一个多月的主持工作，有些什么意见哪？”
龙金生垂着眼，慢慢卷着烟。
“我们这些老同志，应该关心年轻同志嘛。”郑达理笑了笑。
龙金生点着了烟，慢慢喷出烟雾来。“我觉着，年轻同志比我们干得好。”他垂着眼慢条斯理地说。
“就这一句话？”郑达理不自然地笑了笑。
龙金生依然垂着眼，“可我们还常常看不惯他们。”他接着自己刚才的话又说道。
李向南感到心中涌起了潮湿的感动。
“老胡，你呢？”郑达理又看看胡凡问道。
“我同意老龙的观点，我们应该向向南同志学习。”胡凡抖着花白胡茬的下巴，很干脆地说。
“古城，对古陵县这一个多月的工作，你还谈谈看法吗？”郑达理看着电业局党委书记典古城说道。
典古城依然双肘撑膝，俯身埋头抽着烟，让人们看到的是宽大的脊背。“我没什么谈的。”他似乎有情绪地闷声闷气地说道。
“来参加扩大会，你应该讲讲嘛。”
“无话可讲，讲也没用。”典古城的情绪似乎更大了。
“有话埋在心里哪儿行啊。”顾荣鼓励道。
典古城直起腰，比满屋人高出多半个头，他瓮声瓮气地问：“让讲真话还是让讲假话？”
郑达理和蔼地笑了：“当然是讲真话啰。”
“我只有一句话。我觉得今天会上，有些地方不正常。”典古城说。
“就这一句？”郑达理不满足地问。
“就这一句。”典古城又俯下身子埋下了头。
“讲具体点，哪儿不正常？”郑达理循循善诱地引导着。
典古城又坐起了身子：“郑书记，我问一个问题。”
“可以。”
“县委书记让不让选举产生？”
“怎么？”
“要选举，我就投李向南一票。”
郑达理愣了。顾荣也愣了。
“郑书记，坦率说，古陵县这些年来的历届县委书记，我认为李向南是最有水平的。”典古城停了停，“我这话可能说了也没用。”他又双肘撑膝埋下了头。
郑达理脸色不很自然地略蹙着眉，一点点蹭着烟灰。蹭干净了，又干脆把半截烟一点点加着压力摁下去。烟像个垂直的小立柱，在压力下缩短了，弯曲了，折断了，裂开了，开花了，散成一撮烟丝，熄灭了。
他抬起眼，脸上是地委书记的沉稳、安详和威严：“同志们今天谈了不少，算是摊开了矛盾。”他扫视了一下会议室，用一种总结的语调平缓地说道，“大家对向南的工作既摆了成绩，也指出了不少缺点错误。看法嘛，当然并不统一。准确点说，是分歧很大。对李向南的工作，是一半人肯定，一半人否定吧。”他停顿了一下，理了理自己面前的文件和材料，“总的印象，在常委内，在干部队伍内，这种对立、分裂很尖锐。而且看来，这种对立和分裂在短时间内很难统一。大概我在这儿也很难统一起来。这样矛盾分裂，当然会造成很多消极因素，起码是相互分散、抵消了我们的力量。”他停顿了一会儿，看了看大家，“至于如何解决，有些情况等我回去以后还要和地委同志们一起研究一下。关于李向南同志会不会调动的问题，同志们不要乱猜测，那是组织上考虑的事情。只要向南在这里主持一天工作，大家要尽力消除隔阂，团结工作。好，今天会就开到这儿。”
会散了。李向南一个人在县委院内低着头慢慢散步。
小莉站在一辆吉普车门口。
“去哪儿？”李向南不自然地透出一丝笑来。
“火车站。”
“回省城？”
“不用你管。”
李向南自嘲地苦笑了笑，说道：“见了你爸爸，代我问好。”
小莉目光复杂地、充满怨恨地看了他一眼，一拉车门跳了上去：“走。”
第四十章
办公室内的气氛十分沉闷。
李向南蹙着眉时走时停地缓缓踱着。庄文伊、康乐、小胡各自坐在椅子上、单人床上，抽着烟沉默不语。要说的已经说过了，只是不时抬头看看踱步的李向南。
李向南在窗前的写字台旁慢慢站住了，把烟头用力摁灭在烟灰缸内。窗口流进夏夜的湿热。吊在写字台上的电灯把他的影子放大了，黯淡地投在地上、墙上、书架上。他看了看自己的影子。目光扫到了书架上。在一排排的书中，一本书名吸引了他的目光：《选择的必要》。
任何事情、任何人都要不断面临选择。目标要选择，方向要选择，道路要选择，战略要选择，策略要选择，一切都在不断的选择中进行着。正确的选择从来是最重要的。他下一步的行动应该做什么样的选择呢？
古陵的局势，用记者的新闻语言来说，正在急剧恶化，或可说严重起来。
上午郑达理召开的县委常委扩大会结束后，中午地区纪检委就来了一个调查组，找李向南谈话。
这是李向南完全意想不到的又一件事情。
“郑书记，您找我有事？”中午，李向南推门进到“贵宾院”郑达理的房间内。
“坐吧，向南。”郑达理伸了伸手，指着沙发说道，“是地区纪委调查组的几个同志，想找你谈谈。”房间里还坐着三个李向南并不认识的人。一个矮胖的老干部，一个神情严肃的中年人，还有一个戴眼镜的妇女。
“找我谈？”
“我们找你了解一点情况。”矮胖的老干部客气地点了点头，说道。他是调查组组长，姓董。
“了解什么情况？”李向南问。
“嗯……有关你的一些情况。”老董不苟言笑地说。
李向南略怔了一下，他这才感到房间里的气氛有些特别。这种气氛让他一下感到他正处在一种被审查之中。
“向南，你和老董他们谈吧。要冷静。”郑达理说着站起来，“老董，你们就在我这儿谈吧，我去县城里走走。”郑达理走了。房间里顿时陷入静默。这个静默才两三秒钟，却使调查组的三个人和李向南都迅速适应了各自的地位。
“你能不能谈谈你插队时的事情？”老董是调查组的组长，理应他开头。
“插队时的？”李向南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十几年前的事情里有什么呢？
随着老董婉转地一层一层把问题提得具体化，李向南明白是怎么回事了。1970年，李向南在农村插队的第三年，他在一次全村社员大会上被大家选为大队长，取代了原来的大队长，那是一个下放插队的省委机关的普通干部。这个人叫纪鸿儒，当时脸色十分难看。现在，十几年后的今天，他已被提拔为省委的一个副部长，但对那段历史仍耿耿于怀。在李向南被提拔为县委书记后，他给省委写了报告，揭发李向南是个政治品质很坏的野心家，一贯善于用不正当手段窃取权力往上爬。
“你当时没有搞什么不正当手段吗？”老董看着李向南问。
“没有。我当时的唯一做的就是在会上谈了我的纲领。”李向南答道。
“纲领？”老董略皱了一下眉。
“就是对大队生产、建设的规划、政策、打算。”李向南解释道。
“你的竞选纲领？”老董却出乎意料地继续追问。
李向南犹豫了一下，承认道：“是。”
“自觉制定的？”
“我当然是经过认真考虑的。”
“就是为了竞选大队书记的职务？”
“没有，是竞选大队长的职务。”
“不是竞选大队书记？”老董又翻看了一下手中的黑皮笔记本，诧异地问。
“那时的大队书记都是公社指定，没有党员选举一说，哪来的竞选？”
老董左右看了看调查组的另外两个人，皱着眉想了想，点了点头：“你当时是否讲过，你一定要当这大队长？”
“我当时讲的是：如果我当大队长，一定把生产、社员收入搞上去。这个，你们可以到村里去调查。我的目的是改变农村面貌。”
“你认为就是你能改变吗？”
“我觉得我的想法比当时的大队长纪鸿儒更符合实际。”
老董转头和另两位调查组的同志交换了一下目光。那个女同志一边记录，一边不时用同情的目光看看李向南。
“社员听了你一篇讲话就都支持了你？”老董又问。
“我在那之前已经当过一年小队长。那一年，我们小队分红提高了一倍。”
这个回答很有力。老董沉吟了一下。“当时的形势是处处排挤打击老干部，你作为年轻人，当时对老干部是持什么态度？”他口气平缓地问道。
“我对老干部是尊重的。”李向南答道，同时想到纪鸿儒这个解放初期才参加工作的“老干部”来，“我对纪鸿儒同志也始终是尊重的。不过，我们之间始终在农村政策上发生冲突。”
“什么冲突？”老董注意了。
“他单打一只抓粮食产量，我主张还要搞经济作物，搞林牧副渔，队办企业，全面发展。”
“你当时就反对‘左’的路线了？”
“当时，大寨谁也不能不学。不过我有我的解释，要结合本村实际。”李向南诚恳地笑了笑，“我当了两年大队长，社员分红翻了一番。”
“你当时哪来的这样实事求是的思想基础呢？”
李向南蹙眉垂眼沉默了一会儿，说道：“我那时已经读过《资本论》了。”
“《资本论》？”老董观察地看了看李向南，“什么时候开始读的？”
“1966年11月。”
“为什么是11月？”
“我父亲在1966年11月被打倒了。”李向南答道。
老董点了点头：“你现在能给我讲一点你对《资本论》的理解吗？”
李向南想了想，说：“商品生产的整个发展过程说明了社会经济，更广而言之是整个社会的发展都是辩证的，不依人意志为转移的。超越历史的阶段性是不可能的。”
“不是经常有人想超越吗？”
“有人想超越，有人想拖后，在一个时期他们的政策甚至可能推行几天。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就是不断使他们都垮台，最后表现出自身的辩证法和必然性。更广地说，就连这些想超越历史、拖后历史发展的力量，它们的存在，本身也是历史发展必然性的丰富表现。”
老董用一种注意的目光看了李向南几秒钟，然后不易觉察地微微颔首。
这位调查组组长始终不露出任何倾向性。
谈话就是这样有问必答地进行着。随着谈话的进行，李向南越来越对写揭发材料的人感到愤怒，很多事情几乎到了捏造的地步。他极力控制着自己，但终于失控了。
“你在生活上有过什么不检点吗？”老董问。
“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在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