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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良杰淡淡地一笑：“咱们路线错了嘛，干，当然不如不干。”他说话的神情口气既像是和蔼敦厚地说服对方，又像是灰心无怨的自嘲，还似乎含蓄着深刻的不满和讽刺。
“多打粮食有什么罪，现在凭哪条收拾你？”罗清水愤愤不平地说，顺手把碗给了刚从下面上来的六七岁的闺女。小丫头是专门来给爹拿碗添饭的。
“凭哪条？”淑芬也从窑洞出来给高良杰拿碗添饭，“哼，凭凤凰岭把树快砍完了，也够处分他了。”
“可现在政策大撒手，分山分林，谁还能管住？”罗清水说。
淑芬刚要张嘴争辩，高良杰看了她一眼，她咽下话，转身回窑洞了。
“尽量管吧。”高良杰略沉下脸说了一句。
立刻烟消云散，没人再敢分辩了。
“可到底怎么管啊？”沉默了一会儿，人们小心翼翼地察看着他的脸色问道。
高良杰感到了他的话在这群人中仍有的千锤打锣、一锤定音的权威，也感到了人们看着他脸色小心说话的目光。这都让他感到了权力集中的满足。但是，到底怎么管呢？出了眼前这一伙人，在整个凤凰岭，那种令行禁止的集中领导正在解体崩溃，这是他每天都感觉到的。他望了一下在雾气中渐渐显露出来的远近几十个山头，为了在这个分散落后的山区建立统一集中，他费尽了心血。那一整套领导系统像是他的神经网，几十里山路就像他的身体四肢，他的每个意志都影响到凤凰岭山区各个角落。现在，都破解了，什么都抓不住了。他两手空空，凭什么去管呢？但是，眼下情况很紧迫，不管也得管。他再不满，可现在还没被免职。就这一条，他也不能撒手放任自流。
他刚要张嘴。
“哎，我说良杰啊。”一声气喘吁吁的喊嚷，使他们都扭过了头。一个络腮胡子的中年胖子正从一边陡坡小路上往这小场院来，刚上升着露出上半身。他低下头，手撑着膝盖又吃力登了最后几步，嗨的一口粗气，终于上来了。这是凤凰岭车站的站长老董，刚从部队转业下来。“你这儿可真够高的。”他满头是汗地掏出手绢来，说话有些大舌头。
高良杰请他在旁边的石头上坐下。他和董站长很亲切，他这面学大寨红旗在农业战线上早就灰溜溜遭人白眼了，可在穿军装、穿工作服的人眼里，并没遭到什么嫌恶。他敏感到这个差异。
董站长一边喘着擦着汗，一边摇了摇手。他捏提起衣领，搧抖着粘身的军衣，说：“赶快给派五百个民工。昨天那场大雨，山上下来的洪水、泥石流把铁路冲断了两处。我说良杰，这事越快越好。路局今天可能要来人。停运一天，损失几十万。”
“现在都各种各家的，一下子从哪儿给你集中这么多劳力啊？”
“你们凤凰岭大队还能号召不动人？没问题，良杰有办法。”董站长不容分辩地一摆手，“再说社员又不无偿劳动。”凤凰岭这一段十几里的铁路养护，铁路与大队在动用民工上有合同。
“我们想办法吧。”人们还想表示为难，高良杰沉稳地说了一句。董站长对他的信任，无疑刺激了他的自尊心。
祸不单行。对面山岭上玄中寺的讲解员小红也气喘吁吁地爬上山了。这是个打扮入时的姑娘，白纱短袖衬衫，粉红背带裙，烫发披肩，额前还留着齐齐的压眉短发，白嫩的小菩萨脸。一有什么对外交涉，寺庙管理处就把她派出来了。“高书记，”她央求的声调又急又快，“山上冲下来的石头泥巴把玄中寺的后墙都埋了。压得墙都往里斜了，就要塌了。老程让我找见您，找上几十个社员帮我们清理一下，工钱以后再算，今天还要来外宾呢。”
“县委书记今天啥时候来？”一个核桃脸的大队干部惴惴不安地看着高良杰小声问。
“十点半在乌鸡岭上召开现场会。”另一个大队干部答道。
人们都抬眼望了望高家岭后面更高的乌鸡岭。
“这样吧，”高良杰放下空碗说道。大队干部们立刻静下来，每次他这三个字一出嘴，虽然是商量的口气，事情就算拍板了。“你们每个人去一个小队，就去。你去葛家岭，你还是去小寨，你还是去西沟，你东沟，还是按过去分工，分头包干。两个任务：一个，说服群众，凤凰岭的树不能砍，有问题再研究。再一个，把劳力集中起来，帮助抢修铁路。能来多少就来多少。多的人，帮助玄中寺清理一下。高家岭这儿的工作，还是我管。”
“好，那我就等你的人了。”董站长放心地下山了。
小红也因为完成了任务高高兴兴地走了。
一经高良杰分派，大队干部们都毫无二话，把筷子和空碗一合，一手拿着，纷纷站起来各自回家放碗，准备立刻下山奔各小队去。这种一声号令，说怎么干就怎么干的雷厉风行，让高良杰感到一丝痛快和满足。但正是这一丝满足让他更痛楚地感到现在正在失去的一切。他站起来，转身回到家里，放下饭碗就准备往外走。
“砍树闹事能制止住吗？”淑芬问。她正在灶边洗锅刷碗，准备下山，她在大队保健站当卫生员。八岁的女儿芳芳正在扫地。
“难说。”高良杰停住步，看了妻子一眼，答道。
“怎么难说？闷大爷那儿千万别出事。”淑芬停住手。
“现在不比过去，不能靠硬性命令。”
“禁止乱砍滥伐不是有政策规定吗？”
“现在很多政策就是相互矛盾的。”
淑芬吃惊地看着他。她没想过这一层，也没听他说过这一层。高良杰正皱着眉看着墙上挂的那几个学大寨的奖状镜框。他伸手把它们一个一个都摘了下来。
“摘那干什么？”淑芬一下明白了他出于谨慎的考虑，她砰砰哐哐摞着碗，理直气壮地说道，“怕什么？那是历史。谁没历史？”
“别人不一定这么看。”
“你管别人怎么看呢。”
高良杰温厚地笑笑，却透出一丝凄凉来。他性格沉稳，从来不和妻子争吵，但什么事情该怎么办，他还是一定要怎么办的。他把镜框都放到了箱子里。高良杰的目光又落在了炕上的几张人民日报上，上边有些地方被他划着红杠杠。他也收拾起来放进了抽屉。吃政治饭的人知道政治的危险。
“县委书记要看就来看吧，怕什么？”淑芬一边解下围裙上下拍打身上，一边指着窑洞数落道：“让他们来参观参观你这大队书记的穷家。看你干了这十来年支书，是多吃了，还是多占了。是作威了，还是作福了。白天黑夜的干，转业费贴进去了，命也差点贴进去。自己往家里多拿一根秫秸秆没有？凤凰岭五百户人，有几户还比你支书家穷的。”
高良杰看了看妻子，紧闭双唇。眼前这孔大窑洞，便是他的全部家当。窑洞很深，装着玻璃窗，仍很阴暗。靠窗是一个大土炕，贴窗放着一个扣箱，旁边铺着炕席，卷起着打补丁的被褥。贴墙再往里是一溜几个水缸、面缸、咸菜缸。在另一面，贴墙放着一个油漆剥落的旧三屉桌。窑洞当中的空地上放着几个树墩小板凳，更显出窑洞的空荡。他图什么？他心中涌起一阵悲怆，脸色却更为冷峻。“少说点牢骚话。”他看了一眼正在一旁簸土的女儿，低声责备着妻子。
淑芬眼里一下渗出泪花，她一把将女儿芳芳拉过来：“谁跟你发过牢骚？你看看。”她抓起芳芳的手让他看，小手掌上到处是茧皮、水泡、划破的血口子，“孩子手疼得字都没法写。过去，你替集体受了伤，现在谁替你种地？”
高良杰看了看因为劳累更显得干瘦的妻子，轻轻把女儿揽到身边，用手抚摸着她的头发，女儿很乖顺地贴着他的身体。“手疼吗？”他问。
女儿摇了摇头。他家分了十二亩山地，他断过三根肋骨，又少了一只胳膊，很多活都吃不上劲。淑芬、女儿每天回来就都拿起了锄把。
“过去有错，那是过去的形势。在凤凰岭干这些年，我看你问心无愧。现在该管什么还要管。我相信凤凰岭群众还是拥护你的。”淑芬说。
他感动地看着妻子。是的，他相信群众还是像过去一样拥护他的。他拍了拍女儿的头，稳步出了窑洞，来到盘顶松下。
他临空一站，展望了一下远近山岭，心情更加不平静。
顺着山谷方向刮来的凉风已经把山头的薄雾、山下的浓雾都驱散了。东面山岭上已经亮起一抹淡淡的桔黄。远近几十个山岭都清晰露出了面貌，远远看见山上的点点房舍，蜿蜒小路。下面川谷里，滚滚流淌的黄龙河，黄条带一样的公路，黑线一样的铁路，一排火柴盒一样的小黄房子的火车站，红的灯，紫的灯，空荡荡的站台上寥寥的人影，公路旁凤凰岭大队部空无一人的四方院，都在晨光熹微中历历在目。对面山上，几年前曾用花岗岩块铺砌成两条数百米长的大标语。一条是“农业学大寨”，现时不适宜了，他已经让人拆取了。还有一条，“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除了“党的”两个字被山洪冲模糊了以外，现在还在。离几里路远远望去，赫然地书写在大山上。他望着，有些时过境迁的感慨。
他看到对面山岭上那一根根一人多高的小木杆，拉开着距离牵着细线向山上延伸着。那是他上任第一年就给三十个自然村首次接通了的有线广播线，给每家，包括独户居住在山旮旯里的羊倌都装了低音喇叭。
他又看到了一根根耸着肩的电线杆，拉着电线爬上远近一个个山岭，沿着山脊向四面延伸着。这是他上任第二年到处奔波做的一件事：他使整个凤凰岭山区第一次通了电，用上了电灯，照亮了世世代代点油灯的昏暗山村。
看着联系着一个个山岭的蜿蜒小路，他不能不感慨。几百年来人们踏出了路，使一个个荒僻的山头与社会有了最初的联系网。而十年来，他就给这几十个山岭增加了两层联系网路。为了改变这偏僻山区的落后面貌，把它建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十年来，他一直在同分散状态、无政府状态、与世隔绝的小农保守意识做不懈的斗争。终于，他把一切都集中过来了，连一家一户鸡下的蛋也集中在他领导之下。有些，现在看来是过头了，过死了。然而，现在政策一松，全部都散开了，难道不也过头吗？
他的目光落在眼前盘顶松树杈上悬吊的一段两尺来长的钢轨上。他用手摸了一下，透心的冰凉，它微微摆动着。这就是他准备要敲的钟，这也曾经是他加强集中采取的重大步骤。他在每个小队的山岭顶上都吊装上了这样的钟，用钟声统一指挥几十个山头上五百户人家的行动。早晨，全大队统一出工。他在这高家岭上一敲上工钟，对面最近的葛家岭、小寨一听见也马上敲钟，再传过去是王虎岭、云寨，他们又敲。就这样，像古代烽火台一样，很快钟声传遍二十里山岭，十二个小队，三十个自然村，五百户人一起上工。不管春夏秋冬。
寒风刺骨的严冬，半夜他一敲民兵紧急集合钟，能使二十多里范围内的几十个山头上的几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