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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会议的不少同志是在基层担任领导工作的干部，你们辛辛苦苦做了大量工作，正是靠你们实实在在的工作，我们古陵县两年来才在各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们县在整个地区都是突出的。我们的同志应该总结经验，应该相信自己头脑里的经验（‘自己’两字加重语气）。改变古陵县面貌靠谁？就靠你们这些土生土长的对这里一山一水都有感情的同志。我从1945年参加革命就在古陵，三十多年来没有离开过这儿，大家知道，别的领导调来调走的，一两年就换一次，我没动过，以后也不想动。”他亲切地笑了笑，“在座的很多同志都是和我一起工作过的。同志们，我积三十多年的经验，今天对同志们说句心里话：什么事情不要想得太简单，头脑不要发热，要留有余地，要走一步回头看一看，说话要谨慎三思，注意给群众的影响。”
又是寂静。寂静是最大的威严。
“好，”顾荣转头朝主席台右侧看了看，“下面请向南同志代表我们县委做大会总结。”
人们这才发现，年轻的县委书记不知何时已经在主席台最靠边的位置就座了。
第九章
两个星期来，李向南和顾荣之间发生了曲折而复杂的冲突。
李向南到古陵第一天，刚下吉普车，顾荣就带着十几个常委迎上来，满脸的笑容中有着长辈的亲热。他一握住李向南的手就使劲晃着：“向南，你父亲现在身体好吗？ 这么多年了，我也没机会再去北京看看他。他总没忘记几十年前的小顾吧？”他说着对周围的常委们风趣而又适度地笑笑，“现在可是老顾啰，老得快要交班啰。”这个适度，表明他权重威高的领导地位。大家也跟着适度地笑了笑。这个适度则显出他们对顾荣惯有的尊重和服从。顾荣握着李向南的手，又亲热地用左手轻轻拍了拍李向南的手背：“我五几年去北京看望过你爸爸，那时见过你。你小时候在古陵长大的，那年刚到北京，都叫你小南南，正调皮呢。现在可是堂堂的县委书记，七品父母官了。”
李向南表示尊敬地笑了笑。
“这就是古陵县委常委的全班人马，一个不缺，全部实到。”顾荣把身后的十几个常委一一介绍给李向南，“以后工作，你和大家多商量，多征求大家意见，他们对古陵情况都比我了解。”顾荣说话时充分显示出他对李向南长辈式的亲切和对其他常委们的倚仗和信赖，那是老上级对部下特有的信赖。
“工作要靠大家，我只不过是来召集大家开开会。”李向南说。
“大家呢，要多协助向南同志工作，”顾荣并不理会李向南的话，他继续对常委们说着，“有事多和咱们书记请示汇报。你们差不多都是老古陵，要习惯和新来的县委书记配合好。”他这才又转过身来，“向南啊，过去我是你父亲的老部下，现在，我再当你的部下。嗳，别摇头嘛，工作中的上下级关系，可不能讲客气。”
李向南不是个头脑简单的年轻人。他在这亲亲热热中却隐隐感到一点相反的东西：对方似乎并不真正欢迎自己。不过，见到爸爸的老同事，他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有这样一层关系，对于开展工作是有利的。
“你先慢慢熟悉一下县里情况。”当其他常委们走后，他们在顾荣的办公室里坐下，顾荣长辈似地提着建议。他拿出烟，同时递给李向南一支，等李向南划火柴给他点着后，他很舒服地靠在沙发上吐了一口烟，左手摩挲着茶几上的白瓷茶杯，眼睛看着墙上的古陵县地图，有板有眼地慢慢说着：“用两个月时间先熟悉一下县委机关、县政府。要熟悉上下左右的工作程序。正常的程序是最重要的。一个领导干部有没有经验，往往从程序的精通与否就表现出来了。这里有很多学问。”他抽了一口，吐出烟来，“然后，很重要的，要熟悉一下干部。多和他们谈谈，有时间到各家转转啦，联络一下感情。光在会议桌上不行。不要清高，要谦虚，多听他们讲。民主作风很重要啊，这是获得威信最重要的。当领导的不要事事出主意，越少出越好。主要是会用人团结人。宁肯少做事，不要做错事。少说错话，少表错态，少下不符合实际的决心，这是保证威信的第一条。”他又慢悠悠吐出一口烟来，往沙发上一仰，“一个当领导的到了一个单位，有一年时间，不说一句错话，那就不得了，威信自然而然就建立起来了。要不，你做了一百件事，有一件做错了，就可能站不住脚。年轻好胜最要不得，我年轻时就有这教训。特别是你刚到古陵，表态尤其要慎重。古陵县总的形势是很好的。”
他在烟灰缸里弹了弹烟灰，从容地把烟头上没弹掉的一圈烧结物在绿色的玻璃烟灰缸灰槽里旋转着蹭掉，仰身坐坐舒服：“然后呢，用两个月时间熟悉一下农村，二十个公社都跑一跑。农业，是县委工作的大头。再用两个月时间摸一摸工交财贸。还有别的就顺便吧。文教啦，卫生啦，公检法啦，民政啦，那都不是太主要的。这样算算，有半年时间的调查研究，你对古陵的工作多少就有点发言权了。”他皱着眉长抽了一口烟，吐出烟雾来，然后把烟头在烟灰缸里摁灭，笑着问李向南：“你看呢？”
李向南一直尽量尊重地俯身倾听着，但是他感到自己心理上有些不自然。顾荣的话让他闻到一种他很熟悉但很难忍受的气息。他有自己的蓝图，他不愿意含糊其辞地逢迎和接受顾荣的这番“教导”。这种长辈似的“教诲”，已经开始让他感到某种压力和约束感了。
他决定调整一下相互关系。
他礼貌地笑了笑：“我看……我想一边调查一边工作，一边工作一边调查吧。有的时候，工作过程是最好的调查。什么事一上手就摸清楚了。”他又带着开玩笑的口气委婉说道：“少说错话很对，可现在还要尽量多做事啊。”
顾荣愣怔了一下，脸上掠过一丝不快。他没料到李向南这样含蓄地反驳他，既有晚辈的谦虚，又有县委书记的持重。但他马上爽朗地笑了：“县委书记当然要工作了。不工作还能行？”
顾荣为什么会有不快呢？李向南刚才在吉普车旁的感觉没有错：顾荣并不欢迎李向南来。他对上级的这个任命不满。在原县委书记调地区后，他本估计县委书记的任命百分之九十五会落到自己头上。派另外的人来他当然有情绪。但是，他是“标准”的领导干部，他善于接受任何一种既成事实。并且，对于一个老上级的儿子，一个会事事听从自己意见的年轻人来任县委书记，他还是能够宽容的。他没想到年轻的县委书记非但不嫩，而且非常老练。他在含蓄批评自己时的那种持重而又得体的气度，一下就显露出了政治上的成熟和老到。
这分量，顾荣一下就掂出来了。
这个年轻人不是那么容易听任别人驾驭的。
两天过后，李向南把群众来信来访接待站搞的调查报告《批示了的案件为什么还解决不了？》的打印件送给顾荣。顾荣坐在沙发上，拿着调查报告略翻了翻。他抬起眼：“这是接待站搞的？县委没让他们搞过这样的调查统计啊。”
“是我前天让他们搞的。”
顾荣点点头。
“即使县委没安排他们搞，他们如果自己搞也可以嘛。”李向南说。
“是地区要的材料？”顾荣边翻阅着边问。
“不是。”
“省里要的？”
“也不是。我觉得搞这样一个调查统计，对我们总结经验、解决问题是有帮助的。”
顾荣表示知道地微微颔首，继续翻看报告。淡淡的阴云渐渐笼罩住他的脸。这里有不少案件都是上上下下转了多少圈，有些案件就和他这个县委副书记直接有关。例如，在典型案例中，有一案是这样的：
关于陈村中学退休教师魏祯的问题
案件简况：魏祯，男，六十五岁，原国民党起义中校，五十年代初，错误地在“私房改造”中将其三间并未出租、收租的房子没收。魏在前年退休后，提出此问题，并表示他并不要求归还和赔偿三间房子，只希望能适当解决他退休后的居住问题。两年来，他曾为此找不同单位反映问题，来信来访多达七十七次，有关领导包括县委主要负责同志也多次批示过，至今不得解决。
前后批示情况
1981年1月10日：（常委接待日）魏祯来访，并带有书面上访材料。顾荣同志批示：“请转文教局研究。”
1981年1月25日：文教局报告：“此人历史上是否系国民党起义人员不详，需了解。”
1981年2月13日：顾荣同志批示文教局报告：“阅”。
1981年2月20日：（常委接待日）魏又来访，并带有书面材料。冯耀祖同志批示：“此事顾荣同志可能已做过批示，请按顾荣同志批示办。”
1981年3月2日：信访站将魏的两次上访材料连同冯耀祖同志的批示送呈顾荣同志。
1981年3月5日：顾荣同志批示：“转文教局。魏是否国民党起义人员？”
1981年4月9日：文教局报告：“关于魏的历史情况，我们没有确凿材料，难以确定，是否请统战部帮助查证一下？”
1981年4月25日：顾荣同志批示文教局报告：“请转统战部，把魏的历史情况尽快落实一下。”
1981年5月9日：统战部报告：“魏系国民党起义人员，中校。确凿无误。”
1981年5月25日：顾荣同志批示统战部报告：“请转文教局。魏的历史问题已落实。其提出的住房等问题似宜尽快妥善解决。”
1981年6月7日：文教局报告：“可以考虑给魏适当的盖房费。但文教上没有这笔钱。是否请统战部予以解决？”
1981年6月18日：顾荣同志批示：“转统战部，考虑按政策拟一个解决办法。”
1981年6月20日：信访站再次把魏的问题书面汇报顾荣同志，请示如何解决。顾荣同志批示：“已转告统战部考虑解决，请转告本人找统战部联系。”
1981年7月13日：统战部报告：“此项费用似难解决。应该由民政部解决好一些。”
1981年7月20日：（常委接待日）魏又上访，顾荣同志接待。魏：“我的问题还没解决。”顾荣同志：“具体问题找统战部联系吧。”魏：“我找过他们，他们让我找民政部。”顾荣同志：“好，我再了解一下。”
1981年7月23日：顾荣同志批示统战部报告：“是否还应由统战部解决？此事再拖就不妥了。”
……
为什么批了还解决不了的原因分析
此案情况比较单纯，不像某些揭发问题的案件还针对和涉及某个部门、某个领导的错误问题，但它之所以一年半时间不得解决，是因为我们上下推诿，责任不清，机构臃肿，官僚主义作风严重。
对解决此案的建议
是否考虑在县常委某同志主持下，由文教局、统战部、民政部三方面共同研究解决。
……………
看到这里，顾荣感到了这份材料沉甸甸的分量，他觉得自己手心微微出汗了。这份材料似乎给自己画了一幅漫画，如芒刺在背。他很快地往后翻去，心中漾起一丝悻恼。这份材料使他一下子看到了李向南的厉害。他把材料合住放在茶几上，似乎例行公事似的淡然说道：“请其他常委们传阅吧。看看，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