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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词也不是什么外来语。中国自古就有王国、王朝的说法。封王所统治的国家称王国，那么，皇帝统治的国家自然就应当称“帝国”了。此外，“秦帝国”、“汉帝国”、“唐帝国”等等，也都被许多老一辈史学家使用过。
还有些观众看的比较仔细，他们发现剧中司马迁受到宫刑之后还保留着胡子。
胡子是男人的第二性征，男人受到宫刑后胡子就会消退，这是常识。但是，就司马迁受刑后要不要改变形象，我们曾反复与有关专家讨论过。专家认为：古代宫刑的具体实施有很多种情况。有些人“去势未尽”，则第二性征会有残留，特别是成年以后的人。对此，历史著作也是有记载的。
另外更加重要的是，我们考虑了剧情和演员形象的需要。扮演司马迁的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演员，本身的戏份就不多。如果几场戏后剃掉胡子，改变了的形象会让观众认不清楚。这也会让司马迁人物的造型受到损失，不如目前的造型更加具有沧桑感。因此，虽然考虑到播出后可能会遭到异议，但是经过反复斟酌，我们还是保留了司马迁的胡子。
有一个评论说，从《大宅门》、《大染坊》到《乔家大院》，都在力图纠正人们的一个成见，那就是“无商不奸”，你是否在剧中做过这样的尝试？
我不知道，我们这几个戏没有一脉相承、直接上的逻辑关系。我做《乔家大院》，不大会和别的作品横向对比，每次创作对我都是个性化、自我认识、自我提高的过程。我到祁县之前，没接触过任何晋商文化研究，和一般观众对晋商的理解水平差不多，不知道“晋商”这个概念是什么，只知道是一群富可敌国的山西人，盖了很大的房子。
其他宅门戏，都有它特殊的背景，我看得比较细的还是宝国演的、郭宝昌老师的《大宅门》，它是一部有代表性的民族资本家的兴衰史。但是我接《乔家大院》，觉得应该讲述晋商独特的、鲜为人知的特点。我当时找了很多书，大凡能买到的，都收集齐了。我看到北大有个教授在座谈会上说：“都说晋商文化，其实不存在特殊的晋商文化。”这观点对我特别有打击力——你提出一个概念，应该有区别于其他商业群体的内涵，比如和徽商比，仅看地域差别，根本不足以形成一个文化现象研究。这就引起我注意，我去过安徽，那里民宅也让我震惊。我就想，他们有什么不同？带着这些问题我走进了《乔家大院》。如果观众看了电视剧，仅仅知道有那么一个家族，有些人情世故，那我就失败了。恩怨情仇在很多家庭都发生，无论现在还是过去，我们干吗要放在山西？我第一次到山西，看到那里的老百姓、政府，对伸张晋商文化有强烈欲求。他们不觉得你只是说乔家的故事，没有这种狭隘观念。不管走到哪儿，他们都把你往屋里拉，有一种特别渴望：把晋商文化向你展示出来。当我真的深入晋商群体调查时，一部《乔家大院》其实有很多动人的事情没有涉及。晋商是一座矿藏，它有三五百年的历史。“商”从两千多年前《史记？货殖列传》时就有记载，“商家大贾”的“贾”字起源于“盐”，当时最大的盐场就在山西。从明朝起山西商人就开始做盐的生意，这样的一些历史通过我这部剧，能让人们关注晋商文化，就达到我的目的了。有很多故事，比如雷履泰老先生创办的第一个票号，我们讲不到那儿，因为他比戏里时间早近百年。包括乔致庸的祖先怎么开创家业，他的爷爷乔贵发，一个17岁的农民到包头创业，我听了真觉得该写写乔贵发，这个大院实际是他修建的。还有常家、王家，资产远远超过乔家，他们资产传了十几代，很早就做国外贸易。这个题材特别丰富。
几个人的商战可能比一个人的成长更有戏剧冲突，观众也喜欢商战戏，你是怎么决定用乔致庸的一生来展现而不是几个商人的你死我活？
确实这是一个人物传记片。晚清时期，乔致庸是晋商的领军人物，他的目光是旁人所不能及，胸怀非常开阔，他有句台词是“要装着天下”，网上对这个也有议论。但他确实是这样，这不是我编的。海防捐西征，他就不管不顾地捐钱。我们今天看，他是有政治上的幼稚，清政府那么腐败。但他觉得自己是公民，就要爱国、交税，他有政治上可悲的一面。作为那时商人，他就是这么想的。
一般后人都对改编不会满意，但乔家后人不是，这是为什么？
这和乔家人要自发创作这部戏的原动力有极大关系，乔燕和先生一直跟着我们拍戏，不是我们把她同化了，而是我们一直完成着她的梦想。不管哪个家族的后代，都以家族为荣。特别巧的是，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在乔家大院拍的，讲三妻六妾，因为在乔家大院实景拍，很多人产生了误解。
他们很讨厌《大红灯笼高高挂》吗？
他们知道那就是一个戏。重教育是晋商的一大特点。我们到乔家，镶嵌在墙上的匾额是“学吃亏”，这些概念不是我们凭空杜撰的。我们当时也不理解，如果你懂得人生的辩证法，会明白他们是大家，真正懂得做生意。乔家后代有愿望拨乱反正，他们并不是对电影有意见，他们只是觉得这不是他家的事，他们的家训是不能纳妾。乔家对女性很尊重，他们家的女孩子是要读书的，乔致庸是老婆死了才续弦的。第二，他们确实是祖上积德，为什么那么多大院子，保存最完好的是乔家？他们后代都离开故乡，保存下来全靠当地老百姓。从太平军到“文革”，没动过一砖一瓦，因为老百姓得过他家的济。乔家富了以后，没有作威作福。他们赚了钱要荣归故里，他们对佣人的管理制度都是非常有亲和力的。
这么说乔致庸这个人物并没有经过拔高？
创作者都有起码的良知，不是真实的事感动了我，我也没激情导这个戏。光绪三年他开仓济粮，粮库都吃空了，他花钱到外省买粮。国家都没管，他弄了几十个粥棚。当年我拍《雍正王朝》时，里面讲到赈灾时给灾民的粥，筷子插进去不倒，毛巾散开不散，这个话其实是乔致庸说的。他给灾民的粥不糊弄，他说：“人家几十里地爬来，就得给人家吃好。”他做的这种事例是蛮多的。他家掌柜的孙子80多岁了，他告诉我：冬天早上乔家的狗咬了门外的乞丐，他们家从太太到下人，都跑出来赔不是，不管衣服咬没咬破，都要给人家带到高级裁缝铺里赔一件，给人送回去。他们家的狗都拴起来不让放，门口永远拴着几头牛，这牛干嘛的呢？是给农民公用的，他想着天下百姓，做生意不会那么贪婪、急功近利。我们现在都说，商人是把赚钱放在第一位。可那时他是那么成功的商人，义、信、利却把义放在第一位。以致今天我这样表述，大家都不相信，不知道我们传统文化里还有这样一面。山西商人不在乎小利，走哪都抱团，才能富甲一方。最终我要告诉商人这个道理，不要贪图短期效益，奶粉把人家孩子弄那么大头，一个劲靠“3？15”才能伸张正义。那时社会上的人都老实，赈灾说是一人一碗粥，10万个人就没有一个领第二遍。今天我们要发点东西，得出动警察，真是道德沦丧。
在早期拍的影视中，你的视角是女性的，从《昨夜长风》直到《香樟树》，还是很温情的，是不是从《雍正王朝》开始，你怎么从男性与女性的视角中转换思维模式、跳进跳出的？
这都是根据题材，比如《乔家大院》，本来就是一大院里的家长里短，后来觉得他南到武夷山、北到恰克图，了解后才知道，多少山西商人在那条商路上死了。当时自然条件，风餐露宿，因为山西人多地贫，养活不了那么多人。他们做物流是一般人不做的，我觉得还没有表现充分。
您是从《雍正王朝》才开始接触宏大叙事的？
对，那是拿到二月河的书，走进历史后你只能这么拍。拍《汉武大帝》，很多懂历史的人，怀疑汉武帝打了四五十仗怎么表现？他的开疆拓土，他修的世界几大奇观的坎儿井，我看过几千公里，非常壮观，这是电视根本拍不出来的。
您觉得历史剧有传播历史知识的责任吗？
我是这么做的。我觉得你既然每天晚上占人家一小时，什么都得不到，光哈哈一乐不行，要留下有价值的东西。不好的戏会对孩子造成一生误导，对成年人消磨时间，我希望能顺带传递一些历史文化知识。
您的戏有刚硬气质，和你的经历或性格有关吗？
里面也有很多不强硬的东西，也是我的性格。比如戏里女性的爱情，千丝万缕的纠缠。导演要让缠绵更缠绵、暴烈更暴烈、刚强更刚强。
您曾经拍过《忠诚》，现实题材的政治和历史剧相比，哪个更难表现？
现代戏难拍。你说一个农民工的故事，无数农民工都有权利来批评你，因为和剧中人同时生活着，批评就来得格外尖锐。怎么定位、选择人物就特别难。
央视历史剧有它自己的模式吗，或是必须遵从的原则？
我没有固定的模式必须遵循。如果有，就是两个字：好看。
历史剧是不是越接近现代越好表现，比如清朝戏，像汉朝以前的就很难？
史料少，难以读懂，当时生活方式和现在差别太大。清史离现在近，遗老遗少还有的活着。汉朝一个封疆大吏立了战功，奖块肉，东方朔还和人争肉，肉臭了又怎样怎样。在当时这是件大事。雍正时期祭祀时赏大臣一块白肉，就是没加盐的大肥肉。那时发洪水，用大象堵城门，其实不过才100多年。工业革命进度太快，越远观众越无法理解。
面对电视的收视人群，在技术上你怎么处理，怎样做到雅俗共赏？
汉朝很重要的郡县制改革和独尊儒术，说实话，重拍一部戏都说不清楚。学说是形而上，电视是物理的东西，非常难。这时要压缩篇幅，一定要物化成一场戏，所以就变成黄老学说和儒家学说在太子面前辩论，就这样观众还不理解。
您是对历史剧情有独钟？
其实我很喜欢现代戏，但总有问题，诸如审查不通过。
可历史剧借古喻今，也很难拍的。
难拍但是有出路。
从您的谈话中可以看出来您是个非常自信的女人，现在的电视剧市场竞争相当激烈，可以说就像是个战场，您觉得您是靠什么才在这其中立于不败之地的？
其实这个很简单，你就是吃这碗饭的，你就得把这事做到最好。可能这也是我的性格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