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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1955年以《书剑恩仇录》出道，至1972年金盆洗手，共创作长短武侠小说15部36册，种类虽然并不甚多，但却部部精彩，字字珠玑，总印数达4000万套以上，加上盗版，已不止1亿。活着时读者就以“亿”来计算的作家，古今中外，惟有咱们当代中国的金庸一个。金庸的小说，博大精深，无体不备。金庸写武打，有“赤手屠熊搏虎”之气魄；写情爱，有“直教生死相许”之深婉；写风景，有“江山如此多娇”之手笔；写历史，有“一时多少豪杰”之胸怀。更难能可贵的是，金庸在这一切之上，写出了丰富的文化和高深的人生境界。他打通儒释道，驰骋文史哲，驱遣琴棋书画、星相医卜，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光辉灿烂以最立体最艺术的方式，展现在世人面前。中国现代文学会长严家炎先生，在北京大学授予金庸名誉教授的仪式上，高度称赞金庸是以精英文化改造通俗文化的“全能冠军”。金庸以无可争议的功绩，被誉为“武林盟主”。金庸的创作，是20世纪后50年间，中国文学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其超越武侠、超越雅俗、把为人生和为娱乐高度统一起来的卓越成就，必将对21世纪的中国文学继续产生强烈的影响。
继梁金双雄崛起香江，横扫东南亚之后，台湾在60年代也掀起了武侠热潮，柳残阳、司马翎、东方玉、卧龙生、诸葛青云、独孤红、云中岳、上官鼎、陈青云、曹若冰……群星灿烂，剑气弥空。当中捧出一轮充满金刚煞气的明月——武林怪杰古龙。古龙是个酒色之徒，在艺术上也不拘常规，独辟蹊径。他追求人物的超常怪异，精神的绝对自由，气氛的诡谲骇人，语言的简练机智。古龙为中国武侠小说的开放性和现代性进行了坚苦卓绝的探索，从1960年一直写到1985年，读者遍天下，家无隔夜粮，活活累死在写作的辛劳中，可说是为武侠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尽管古龙的60多种作品质量参差不齐，但他仍以自己的独门刀法称霸宝岛，与梁羽生、金庸分庭抗礼，有的古龙迷甚至把古龙的成就排在梁金二人之上。
此外，萧逸、温瑞安的创作也能自成一家。近来，香港又崛起一位风格奇幻的黄易，在少年朋友中颇得青睐。中国武侠小说的前景正风云变幻，未有穷期。
50年弹指一挥间，新派武侠小说为两岸三地及五大洲的炎黄子孙贡献了丰厚无比的精神食粮，从邓小平、华罗庚这样的伟人名流到普通的民众，都从武侠小说中获取了有益的滋养。在欢庆新中国50大寿的日子里，别忘了还有一支三山五岳的好汉们组成的仪仗队，正用他们五花八门的兵刃，弹奏出一曲慷慨悲壮的《英雄交响乐》。
英雄难得是知音金庸小说将与三国水浒西游红楼等一流名著永垂于人类的文学史，这已是金学研究者和亿万金迷默契的共识。然而在我们中国，对于同时代的艺术大师，要么视而不见，要么竭力诋毁，一定要到大师百年之后乃至千年之后，才像供奉祖宗神明灶王爷一样顶礼膜拜，山呼圣贤——孔子活着时被各国驱逐，四处流窜，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李白活着时“世人皆欲杀”，痛呼“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曹雪芹活着时妻离子丧，粥不果腹。金庸比起他们，已然幸福百倍，所以就更为正人君子所蔑视、所嫉恨、所声讨。这是我们伟大祖国正常的现实，一点都不必痛心疾首，长吁短叹。真正热爱金庸、热爱文学、热爱学术的人，应当潜心于金庸小说原著，发微取经，不管它“犬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只顾我“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如此，金学才能发扬光大，日出雪消。认识到这一点，乃是目前金学研究的当务之急。
遗憾的是，大陆金学研究起步较晚，虽然有北京大学严家炎教授和红学专家冯其庸等著名学者鼎力主持，但总的格局仍不够开阔。许多金学文章或者停留于表层欣赏，或者自得于用金庸小说去图解某种文学理论。我本人在一些大中学校和电台电视台做过关于金庸小说的演讲或座谈，听众和观众总体上仍然未能意识到自己所喜欢的正是世上最优秀的文学作品。这说明，金庸小说虽然已经拥有了亿万读者，但高层次的知音依然比较匮乏。在这个背景下，大陆出版界推出杨兴安先生的《金庸笔下世界》，无疑是具有一种“及时雨”的作用的。
杨兴安论金庸，首先是从生命体验出发，然后又回归到生命体验。他论金庸，不是为了当博士，当教授，也不是为了充名流，附风雅，他是把自己几十年读金庸的切身感悟与几十年浪迹社会、搏击人生的沧桑兴会结合在一起，化成一篇篇精彩的人物谈，性格谈，命运谈。因此他的文字，既不脱离小说文本，又与现实生活血肉相连，读来令人心爽神畅，不论你是否同意他的见地，你都会肯定，他所谈的，是金庸，而不是别的。
杨兴安论金庸，角度多而又不求面面俱到。他能够在所论述的每一个问题上，都做到有新意，有开掘。如他的《宋青书枉出名门——谈名门第二代》，他的《十大美人与谁最可爱》，其意义都超出了金庸小说本身。引起读者广泛的思考和争论。杨兴安敢于提出自己与众不同的见解，又能够注意言出有据，这种良好的文风学风是金学研究从一开始就应该确立的。
从学术规模和总体力度上讲，大陆的水平当然远远超过台港澳等地区。但是大陆的学者往往喜做鸿篇巨论，而不大善于从细部入手，观沧海于滴水。杨兴安的金学研究，十分注重细节，如从灭绝师太的教徒和殉道，得出她一生没有违背“正邪不两立”的宗旨；从韦小宝的索贿行贿，得出“韦小宝的成功在于洞悉人心”。杨兴安的注重细节，又并非是随意抽样举例，而是与一定的量化统计相结合，如他论述“痴恋成劫”者，就列出了段誉对王语嫣，韦小宝对阿珂，尹志平对小龙女，何红药对金蛇郎君，李莫愁对陆展元，武三通对何沅君，程英、陆无双对杨过，狄云对戚芳，游坦之对阿紫，阿紫对萧峰，小昭对张无忌，仪琳对令狐冲，霍青桐对陈家洛，于万亭对徐潮生，郭襄对杨过等一长串名字。点面结合，才使得立论既扎实又峭拔。面对金庸小说这一既博大又精深的艺术伟构，这样的研究态度是完全必要的。金庸小说在文学园林中，如大侠身处江湖，名望虽大，知音却并不多。像杨兴安这般每每切中肯綮的妙谈，实在堪称是英雄难得的知音。
然而此书毕竟是十几年前的旧作，虽然许多妙论已广为接受，但仍希望杨兴安先生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尤其希望大陆的金学研究能够在21世纪展开像金庸小说一样的宏大气象。
语到极致是平常
金庸是公认的“武林盟主”，侠风盖世。然而他的语言，却似乎很不“侠”，很不“武”，既没有梁羽生的英拔潇洒，也没有古龙的简劲飞动。梁羽生多秀文隽语，古龙多格言警句，要从他们的作品中摘编几本《梁羽生豪言》、《古龙妙语》，真可以说是信手拈来，俯拾即是。可偏偏轮到金庸，想编一本《金庸侠语》，竟是难乎其难。直把“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翻了个遍，也没找出几段“掷地有声”的话来，教人顿生“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感慨。
非常奇怪，金庸的语言，细看每一句，都很平常。不论词汇的搭配，还是句式的选择，都很少标新立异，出人意外。那些话，你也能说，我也能写。但就是这些话，让无数少年着魔，青年落泪，中年搔首，老年捻须。技痒之下，试着把那些感人的段落摘下来，却反而发现这是一种“残忍”，仿佛是砍断杨过的臂膀，挖下阿紫的眼睛一般。这时方领悟到，金庸的语言像一切超一流的伟著一样，是“浑然不可句摘”的。离开了上下文，离开了整个小说的肌体，这些段落就成了失去生命的标本。标本虽然也具备一定的观赏价值，但毕竟远不及活生生的原态。文学史上有很多诗人留下了脍炙人口的妙句，但人们却记不得全诗，甚至记不得作者。有时找到了全诗，才发现全诗平庸得很，精彩的还就是那两句，说不定作者就是为了那两句，才勉强凑出了一首诗。唐诗专家袁行霈先生称这种现象是“有句无篇”。这种现象在诗歌艺术之外也普遍得很，因为“有句无篇”毕竟要胜于“无句无篇”嘛，于是就出现了“一本书主义”，“一篇文章成大名”，“一句妙语惊天下”等等奇观。通才全才越来越罕见了，能以平常心说平常话的人也越来越罕见了。杜甫虽发誓“语不惊人死不休”，但他的“惊人之语”不在一句两句，而是十篇八篇，是浑然一体的“重、拙、大”，是不可拆分的“沉郁顿挫”。金庸的语言也是如此，合则如星辰互照，通体生辉，分则如彩灯断线，明暗不齐。初看上去，这似乎不是第一流的境界，为什么不能每字每句都漂漂亮亮，可以抄录到中学生格言本上呢？但这又正是第一流的境界。福楼拜说：“杰作就像大动物一样，它们有平静的外貌。”苏东坡说：平淡乃绚烂之极也。金庸的语言便是绚烂之极的平淡之言也。
这种平淡，表现在不以小说作为炫耀自己才华的工具，决不到处发表自己的人生高论，也不趁机搭售自己的诗词歌赋，更不把作品中的人物当作宣传自己思想的传声筒。金庸的人物语言，必定是合乎人物的性格、命运、处境、心态，“人有其性情，人有其声口”。金庸的叙述语言，必定是合乎所描写的客观对象的性质、形态、神韵。他不直接上台表演，他活在每一个自己所创造的角色中。如刘熙载《艺概》所云：“其秘要则在于无我，而以万物为我也。“正像上帝无所不在，佛性无处不存，金庸在哪里？在他文字的每一个跌宕起伏里，在他人物的每一个音容笑貌里。金庸很少直接抒情议论，他充分相信读者能够领会作品所蕴涵的妙谛，用不着作者亲执教鞭，在一旁耳提面命，他只在那些平淡的语言背后拈花一笑，谦虚地说：“我只是个说故事的。”
严家炎先生指出：“金庸的语言是传统小说和新文学的综合，兼融两方面的长处，通俗而又洗练，传神而又优美。”
陈墨先生认为：“金庸小说的语言，之所以看起来没什么突出的特殊，那是因为作者并不追求风格的单一性，而是进行不同方式的叙述探索，不断改进和创造自己的叙述方式及语言风格，同时不断地拓展语言的疆域，丰富小说的形式美感。”
陈墨先生还从雅语与俗语、景语与情语、官话与方言、古典与现代、规范与独创诸方面论述了金庸语言的博大精深，无体不备。实际上，正是因为在各个方面都达到或是接近了“极致”，所以在整体上才英华内敛，渊停岳峙，毫无剑拔弩张、邀人喝彩之态。前人论杜甫是“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此言用于金庸也并不过分。金庸写武打，有“赤手屠熊搏虎”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