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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针万针,千千万万无数针,二姨养家的钱真是来之不易,每一分钱都得用在节骨眼上。二姨告诉我过去北京的炒花生很便宜,一个铜板便能买一包,用旧报纸包成三角形,又香又热又脆。她的儿女们多少次求她买一小包来解解馋,多少次二姨都得狠狠心回绝他们。
一年到头,一家人靠棒子面窝窝头度日,只有在生日和过年才吃上白面。夏季蔬菜便宜,二姨就在小贩们收摊贱卖时多买点腌起来,一年余下的时间就吃腌咸菜。肉更是难得吃上,春节那几天才开开斋。
就这么千省万省,二姨不但把子女拉扯大了,还送儿子进了学校。后来又在儿子的帮助下,送女儿读中学。像所有中国旧式母亲,二姨把全副希望寄托在儿女身上。儿女也很争气,即使家境贫寒,他们既没有结交损友,又没有沾染恶习。我想,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二姨所说的志气。由于她的榜样,儿女不单诚实知礼,还很孝顺。两个孩子都盼望将来能找一份好工作,有足够的收入,让二姨不再劳碌,晚年能安享子孙带给她的清福。
最后二姨的女儿也中学毕业了,使二姨欣慰的是,女儿在海关找到一份报酬优厚的工作,后来又跟一位年轻的同事结了婚。1949年女儿怀孕了,二姨迫不及待地等着她的外孙出世。然而就在婴儿躁动于母腹时,共产党的军队从东北打了过来,国民党的海关将迁往台湾。如果二姨的女儿女婿不走,两人都得失业,当时国内的失业率比20年代更甚,达到历史最高点,谁也不知要过多久他们才能再找到一份工作,也许几个月,甚至几年,而婴儿即将呱呱出世……
在中国,历史总在轮回,恶梦不断重现。对年前二姨和她丈夫曾进退维谷,现在同样的难题再度摆在二姨和她女儿面前。不过这次二姨必须作出决定。事不宜迟,她得立刻选择,以她的亲身经历,二姨深知这是生死攸关的抉择。
过去她丈夫死于穷困和绝望,这幕家庭悲剧一定不能再次上演。经过几个不眠之夜,二姨眼圈红红地跟女儿说:她应该和丈夫一起去台湾。女儿和女婿听她的话走了,不久大陆和台湾断绝了往来。二姨直到1978年去世,再也没有得到她女儿的片纸只字,既不知她女儿的生死下落,又不知她外孙如何来到人世,她那无比疼爱、做梦都想抱着亲他的外孙。
二姨送走女儿后,整个心便放到了儿子身上。儿子初小毕业14年来,一直竭尽全力帮着二姨撑起这个家。他先是做报童或给人当差,后在一家自行车铺当学徒,几年后又在一家照相馆做事,虽然上下班得走很远,只要薪支好一点他就于。最后他在北京动物园找到一份工作。
从1937年到1949年,中国的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抗日烽火紧接着内战狼烟,经济萧条,物价飞涨。原先粮食和日用品的价格月月攀升,后来发展到上午和下午都大不相同。失业者不计其数,许多人无家可归,冻馁街头。二姨一家不但挺过来,而且女儿还读完了中学。二姨清楚,这一切如果不是儿子作出巨大努力和牺牲,简直难以想象。
1949年后,内战止息,通货膨胀得以控制,人们的生活逐渐回复正常,二姨的儿子却差不多过了成家的年龄。他28岁,还没一个女朋友,虽然他长得不难看,但这些年他简直没有积蓄,要想赢得女孩的芳心并不容易。二姨知道,才子佳人的浪漫爱情只能出现在戏剧里,在舞台上,而现实生活中的婚姻考虑的问题要实际得多,她深为儿子将来的幸福担忧。二姨决定要帮儿子挣钱娶亲。
于是她答应跟着我父母去瑞士。她和我父母的协议上写明,一旦他们带她出国,二姨要为我们做满5年。这其间她的收入,按中国当时的生活水准会相当可观。但二姨若非为了儿子,她是不会接受这份工作的。
过去她从未离开过北京城,飞机的声音能把她吓得半死,火车、汽车、轮船等等都会让她着晕。现在她要去到一个她根本不知道在哪儿的外国,跟洋鬼子生活在一起,吃他们的饭,住他们的屋,看他们骇人的白脸,闻他们刺鼻的膻味,听他们叽哩咕噜讲话,不知所云,他们也听不懂她说的中文。除此之外二姨还顾虑在瑞士被人当下人,支使她,呵斥她,那时她又不能辞职回家。但所有这一切担心都抵不过成全儿子幸福的决心,二姨义无反顾地辞别儿子飞往欧洲。
到了瑞士,她拼命干活,一个子儿都不花。四载寒暑,她在银行的存款达到了近2000元人民币。攥着这些票子,二姨幻想着返家后幸福的一天。她要如数将钱交在儿子手里,他会兴高采烈地拿来娶媳妇。儿媳妇准是一位温柔贤惠的姑娘,刚过门,她大概还有点儿羞答答的样子,很快她就会像蜜糖溶在牛奶里一样,完全把这个家当成自己的家。二姨想着想着,竟喜欢上了这个未来的儿媳妇。第二天,二姨到商店为这个虚构的儿媳妇买了一块名贵的瑞士手表,浪琴牌的,和她早些时候买给儿子的作对儿放在一起。
就在二姨沉浸在这美好憧憬、等待我父亲即将工作期满之际,命运再次和她开了一个无情的玩笑。二姨的儿子在北京得了一种奇怪的热病,后来听说是从动物园的动物身上传染得来的,医生无法确诊,对他的病情发展束手无策,得病后他根本没活几天。
部里的领导闻知此事,竟没把消息通知二姨。他们怕二姨听了噩耗,无法再工作,那就得万里迢迢派人过去替换她。
几个月后二姨回到北京,发现她家空无一人,当她问起邻居和亲戚关于儿子的去向时,他们都支支吾吾,不知如何向她说出事情的真相。于是他们东拉西扯,推说她儿子去了东北出差,走得很急,会很快回来的。
当然她的儿子永无归期,也没有片言只语的来信。二姨一个人呆在家中,越来越不安,不祥的预感有如一条巨蟒缠住了她。阒静的屋子显得这么空旷,这么阴冷,住了几天,二姨决定搬到奶奶家,一边帮奶奶干活,一边等儿子回来。为了安慰自己,她替儿子寻了好些理由。
终于二姨在一个晚上获知了儿子的死讯。告诉二姨这个消息的是奶奶家新雇来的帮厨女工,二姨几乎不认识她。这位女工完全没有料到二姨竟会不知自己儿子已经不在人世,这路人皆知的事实本不是秘密,她无非想好心安慰二姨一下罢了。但这个消息对二姨来说不啻晴天霹雳。
犹如一道眩目的电光划破黑夜,一切都变得雪亮。不再有任何疑惑,也不再有任何希望。不用说他已成了阴间一鬼!如果他还活着,怎么可能不立时扑进老母亲的怀抱?那是怎样的一位慈母呵:千针万线、千辛万苦地一手将他带大,背井离乡,操劳五载,为的是帮他娶亲。只有死神的力量才能阻止他来与老母团聚!她早就应该想到了!
也许她儿子在弥留之际也曾作过拼死挣扎:他怎么能不见母亲最后一面就魂归九泉?至少他得对母亲道别,请她老人家好生珍重,颐养天年。他得请求母亲原谅,恕他不孝,未能如他所许诺的那样为母亲养老送终。现在他不能再照拂母亲了,那么母亲年迈体衰时谁会替他尽孝?他死不瞑目。无奈死神威力无穷,他已气若游丝,母亲远在万里之外,他坚持不住。绝望弥漫在他心头,使他意志崩溃,灵魂随一阵风飘出了躯体,翻越关山重洋,去与母亲在梦中相会。但是路途实在太遥远,人们的梦就像亿万只漫天飞舞的萤火虫,他捕捉不到它们,他不得不走了。就这样二姨一直没能得到儿子托来的梦。
我仍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的情景。奶奶家所有人都赶到二姨房间,设法劝慰她。二姨面白如纸,嗓子沙哑,头发从小圆髻里散落出来,她在床上来回翻滚着,撕心裂肺地嚎啕不已。我那时还不太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二姨为什么这样大哭,我吓坏了,因为在此之前,我还从没见过大人哭的样子,所以我对这个场面至今记忆犹新。
等我长大些,从二姨自己和其他人那里知道了她的遭际,我的心也为此变得沉重起来。在中国,人们常说〃养儿防老〃,二姨含辛茹苦养大了一双儿女,而到了垂暮之年,竟没了可指望的亲人。虽然我父母答应为她养老,我知道二姨不敢大把这话当真。
从1958到1966年,我和二姨睡在同一房间里,有时半夜醒来,我会听见二姨轻声长叹。她一定又被心事所扰,无法成眠。二姨的忧伤每每使我动情,但我找不到合适的话去安慰她。终于有一个晚上,我摸着黑,走到她床前,用手臂搂着二姨的头轻轻说:〃二姨,别难过,等我长大了,我会挣很多钱,你老的时候我会养活你,照顾你。我就是你的女儿。〃
二姨听了这话,止不住涕泪纵横,她一把抱住我,喃喃地说:〃我的好女儿!我的亲女儿!〃她以前从没说过我是她的女儿,此后在别人面前她也不敢这么叫我,但我知道自打那一刻起,她在内心深处已经把我当作了她的亲生女儿。这种母女间的骨肉深情哪怕天崩地裂,海枯石烂也不会泯灭。
11 北京一零一中学
小学五年级对我来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11岁那年,某天我睁开眼睛,突然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惊喜:曾是滞重混浊有如泥浆似的思维忽地变得清朗起来,像一道小溪在山间流淌。金色阳光跃然其上,紫月清辉蕴含其中,五彩星、七彩虹缭绕四周。这是个美妙绝伦的时刻。我像睡美人般醒来。按二姨的说法,是我的心〃开了窍〃。中国人相信智由心生,情与智就像孪生姐妹,都是在心中孕育而成的。
从那以后,数学成了我最喜爱的学科,成绩几乎保持满分,所有的题目都迎刃而解,我直纳闷过去怎么会觉得数学这么难。至于语文,尽管汉字写起来还是会出错,但眼下写字已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做作文,而作文靠的是一个人的思路和品味。
意识到这点后,我的语文老师便也开始对我刮目相看。他常在全班50个同学面前抑扬顿挫地朗读我的文章,还时不时加几句激赏的评语。每逢这种时候,我心跳加剧,满脸绊红,低着头,敛住笑,耳朵却如天线般竖起,一个音符接着一个音符地接收那美妙的韵乐。
我到底不笨,在春风得意的自信中,我踏入了12岁的少女时代。我身高日增,胸部隆起,初潮降临。在过去,这意味着我已到了论婚嫁的年龄。也许好几个媒人已经登门拜访过我父母,在背后议论我的终身大事。
再不然就是早在我出生前,父亲已为我〃指腹为婚〃了。几杯浊酒下肚,一时兴起,他便会对老朋友说:〃我们两家不论谁生姑娘,谁生小子,日后都让他们结为夫妻,我生女孩是你家媳妇,我生男孩是你家女婿。〃这种朋友间的诺言比契约还管用,倘使日后有一方背信弃义,他便有辱祖先,为众人所不齿。
幸亏我生在新中国,到了12岁时,既不必做针线来准备嫁妆,也毋须祈祷上天赐我以良人,我自有另外的目标:在即将来临的入学统一考试中夺魁,考上一所尖子学校。当时北京市有二百多所中学,其中四所收分最高:城里的第四中和师大女附中,西郊的一零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