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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她们曾是你的朋友有关，一旦明确中止，事情就会结束夹缠状态，变得比较简单。这种中止，光写一封信不行，还要让周围较多的人知道。但是切记，不要把这种中止的宣告，变成态度激烈的吵架。一切都可以显得很平静，中止友谊这个决定，本身就具有很大的力量，甚至可以说，越平静地宣告，越有力量。不要具体申述中止的理由，一申述就能引起反驳，又变成了一场辩论。
在这个问题上，最不可取的态度是，既满腔愤怒，又黏黏糊糊。说来说去还是朋友，她们那边说对朋友也要揭露真相，你这边说是朋友不应该造谣生事，旁人听了就会想，既然是朋友间的嗦事，谁也不想管。其实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还老挂着
“朋友”这个词有什么用呢？既混淆了彼此间的是非，又玷污了人世间的友情，变成了一本越缠越乱的糊涂账。许多老朋友终究成了骂也不是、恨也不是的烂污状态的仇人，都与这种错误程序有关。相比之下，较好的做法是不谈是非，先结束友谊。在友谊结束前谈是非，用的是内部坐标，其实此时的“内部”已不存在；在友谊结束后谈是非，用的是社会坐标，比较敞亮和公开。就友谊而言，及时地结束在该结束的时候，不仅为彼此双方清理了友谊系统，而且也在一个范围内为友谊这个命题恢复了名誉。
最后一点，如果你与她们中止友谊后，她们仍不知收敛，继续造谣生事，那么，不到万不得已，也不要诉诸法律。法律在名誉上能起的作用很小，而反作用则很大，不宜轻用。既然她们是你大学里的同学，你在实在忍无可忍的时候，可以把有关情况告诉大学里的其他同学，让他们知道，让他们判断。他们也许会出来调解，那也好，使他们增加对事情的了解。这或许是能对她们产生某种心理钳制作用的因素，因为她们既然利用老同学的关系造谣，也就不会不在乎其他老同学的看法。你在大学里的表现，包括你的恋爱史，老同学们都是知道的。老同学们当然构不成对她们的实际处罚，但一种背景性的心理气场出现了，这是一个无形的道义法庭，毕竟会起一点正面作用。如果她们不是你的老同学，而是一般的老朋友，那你就可以借用当年她们与你之间共同的其他朋友，来起类似于上述老同学的作用了。当然，这一办法，非到忍无可忍时不要轻易采取。
在这三点中，最重要的是第一点，即基本不理。没有这一条，其它两条就失去了前提。因此，以健康和超然的心态来面对身边的人际关系，是根本。我估计你会说：“道理都对，但我身处一个不大的单位，任何一种荒唐的谣传都会形成巨大的气压，很难忍受。”是很难忍受，但强健的心志，就是这么锻炼出来的。这一方面，我大言不惭地希望你学学我。这些年来我受谣传包围的程度大概远远超过你吧？散布你的谣传的是你的老朋友，散布我的谣传的也是我的老朋友，但我的老朋友比较有名，会到处写文章，又会天南海北到处游说，比你的那两个老朋友厉害多了。我所受的压力可想而知，但还是基本不理。
不理并不是故意地闭目塞听。对此我可以教你一种心理疏离方法，你不妨一试。在谣传最为严重的时候，设想自己升腾到一个高度，原先的名字也不再与自己有关，回身俯视原处，只见谣言如何步步追逼着这个名字，煞是好玩。俯视一阵之后你就发现，真正可怜的不是被追逼者，而恰恰是追逼者。他们非常劳累、步步为营，而且前途黯淡。因为谣言的每一步不仅会露出漏洞，而且会暴露造谣者自己，必须从两方面堵漏，但按照规律，除非他们立刻停止，否则总是顾此失彼，手忙脚乱。我曾用这个方法观察过昔日的两个老朋友，他们开始只不过用耳语方式对别人说说我的作品而已，后来就越来越无法收拾了：别人对耳语产生警惕，他们不得不公开发表批判文章，表示自己堂堂正正；但如此批判一个昔日友人对大多数读者总还是不太习惯，于是他们又不得不寻找背弃我的特殊理由，例如，最好有一个什么历史问题；终于道听途说地找到一个，于是到处播扬。但广大读者比较现实，没有剧作家的想象力，很难相信一位经历“文革”后多年清查而担任高校校长的人，居然是《悲惨世界》中冉阿让式的逃犯，而他的两位老朋友居然是叫沙什么的警官！读者的漠然使他们有点不知所措，我有空闲时也暗暗为他们设想一些办法，心里却很轻松，要不然，这些年怎么会有心绪写那么多文章！
我举自己的例子，是想用切身感受来宽解你。我想你的那两位老同学也找不出更多办法来对付你了，你完全可以站在另一个维度来观察，就像看公园角落里对着残局发怔的棋手。
如果看烦了，那就走开。因为她们口中念叨的你的名字，与你既有关又无关，就算是棋手心中的假想敌吧，由她们一步步厮磨去。也像读小说，警官老盯着冉阿让，挺紧张，又挺好看。
观赏时间一长，我们也会对棋手产生由衷的同情。好可恨的这盘残局，害得棋手们耗掉那么多光阴。小说中，警官也比冉阿让更值得同情。
夜色降临了，催棋手早些回家吧，好好睡一觉，明天，最好不要再到这里来。《悲惨世界》，也该早点读完。
说到底，一切都会过去。
那么，永远不要为自己而过于生气。
余秋雨
十
来信
余教授：
我学的是国际财经，却喜爱文学艺术。只要有可能，我总是尽力抽时间观赏电影、戏剧、舞蹈，平时也听音乐、看小说。由于专业课程的负担很重，我没有可能花时间好好消化这些作品，更不可能找同学讨论、找老师请教，因此老是觉得没有完成欣赏过程，一切都半生不熟，囫囵吞枣，有点遗憾。唯一找到的弥补办法，是到学校图书馆阅览室里翻看一些文艺报刊，希望那儿能有一些文章帮助我。但是，多翻看几次，令我惊讶的现象发生了。凡是我觉得好的作品，报刊上总是否定得最多，而那些明明平庸的东西，却历来找不到批评。我看了两部美国写人性的电影，热泪盈眶，但报刊门对这两部电影好话不多，讽刺有加。我最喜欢的两位中国导演，从偶尔翻到的外国报纸看，国际上的地位也不低，但我们的报刊几乎不作研究，整版整版配了照片宣传的电影，我和同学们都毫无观赏兴趣。更不可思议的是，有的报刊评选全国最差演员和作家，把我很喜欢的那几位全都评进去了。
我周围的同学，平日骂得最多的是那些泛滥成灾的概念化、公式化的假大空作品，这些作品很少有观众，却始终在源源不断地上市，兴高采烈地获奖，对这种情况，报刊间几乎不予批评。相反，哪个演员有了一点道听途说的传闻，各种报刊不容辞白、不作调查就一起上阵，用最严厉的词句齐声责斥。
以前，我一直以为可能我的艺术欣赏水平和文化判断能力有问题，但时间一长，又觉得并非完全如此。在香港凤凰电视台看到杨澜对您的采访，才知道您的许多看法与我很接近，因此我增强了自信。您说，为什么我们报刊间的文艺批评会变成这个样子？
卓菲
回信
卓菲：
首先要说明，您在报刊上看到的那些文章，总的来说不能算是文艺批评。要不然，真正的文艺批评家要提抗议了。
我看产生这类文章的原因有以下几个：
一，一些年龄比你略大几岁的大学毕业生，厌烦了从中学到大学的正统教育规程，在这些正统教育规程中，教师对中外文艺作品的分析，基本上都是肯定的。这种沉闷状态一定会引发反叛，当大学生在临近毕业时发现自己居然能对著名作品发表否定意见并说得头头是道，深感痛快。肯定的语言方式早被老师用完了，再用就傻，于是自然而然呼应成一个以苛评为业的年轻群落。这对社会文化思维而言是一件好事，但年长的群落已疲于发言，更不愿作吃力不讨好的总体研究，于是，话语重心倾斜，造成一有好作品就出现大量否定意见的情况。坚持公正每每失之于枯燥，批评庸俗又容易带上官气，都是年轻人所不屑为；
二，社会上言路初开，报刊繁多，竞争激烈，不少报刊为了吸弓赎者必须寻找刺激性的话题。政治性的刺激不敢，经济性的刺激势必扰乱市场，剩下有三个领域，司法领域、体育领域和文化领域还有可能产生刺激性。司法领域的刺激性在于案件本身的真实情节和宣判结果，缺少评论空间；体育领域比分明确、胜败公平，靠评论来颠倒乾坤的可能不大，而文化领域则有可能。于是，你所说的种种愚人节般的游戏就在文化领域频频出现了。总的说来，这是报刊为了增加发行量而产生的自然要求，又因文化事业本身的软性状况而容易被搓捏，无可奈何，不足为怪，但当这种倾向成为一种趋势，我们的文化秩序和文化坐标实在堪忧；
三，长期以来，我国文化界一直轻于建设，重于破坏，轻于创造，重于评论。而事实上，最被轻视的最烦难，最被重视的最轻松，因此很多人选择了后者，即最被重视又最轻松的一途：破坏和评论。破坏而受重视，是因为它声势夺人；评论而受重视，是因为它居高临下。例如在我自己培养的学生中，哪一个要认真地写出几个高质量的电影剧本，可能要付出很多年的艰苦努力，相反，如果用一个晚上写一篇批判某位名导演的文章，就会给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他已取得了与这位导演同等、甚至更高的文化方位。正是这种错觉，引诱了我们文化领域某些部位的超常发育、某些部位的日渐萎缩。在此需要再一次说明，超常发育的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艺评论机制，由于激愤的呵斥和琐碎的议论充斥报刊，连这种机制也萎缩了。
那么，怎么办呢？
我对前景并不悲观。目前报刊间的这种颠倒文化品位的嘈杂之声，已经引起社会的普遍厌烦，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快速发展，它们被遗弃的时日已经不远了。不久前我在与孙绍振先生的通信中曾经提到，目前我国社会的许多领域都已进入与国际接轨的快车道，进人规范明确的标准化运行，而文化界的很多部位，近似高速公路桥墩下还没有来得及清理的拥塞旧街，了无规则，人车共道，叫卖声声，斯文扫地，但是越杂乱越标志着根本性变革的临近。会出现一些真正堪称重要的批评家的，而更重要的是，一定会有大作品的出现，而大作品本身就有整顿秩序的功能。
你所看到的混乱，是大作品出现前的混乱。这种混乱会不会埋没大作品呢？不会，真正意义上的大作品会反过来埋没混乱。
那么，不妨宽下心来，把你不愿看到的一切，当作一个过渡时期的浅薄的自嘲、不太有趣的幽默？
按你的年龄，你会在中华文化领域看到让你兴奋的景象的。对此，我已作过不少分析和推断，有把握。
余秋雨
十一
来信
余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