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邬吉成他们当时对他的话有些将信将疑，延安和晋绥根据地就有那么大的差别？再说并不是因为他说得多好，他们才愿意跟他去延安；而是军人得服从命令，上级叫到哪里就到哪里，这是他们的心里话。
从兴县蔡家崖出发，经过米脂、绥德、青涧、延川一路辗转，他们终于到了延安。走过大、小砭沟，他们到了中央警备团团部所在的侯家沟。当时中央警备团的团长兼政委是吴烈，副团长是王金，参谋长是刘辉山，张廷桢是政治部主任。
在招待所住了两三天之后，政治部副主任张耀祠来给大家讲话，说：“大家都从前方来，很辛苦。到这里从事保卫工作很光荣。”他还简介了一些中央警备团的情况和任务，希望大家适应新的环境和工作。
紧接着，就进行了分配，邬吉成和几个一同来的人被分配到一营一连，也就是手枪连。一连的驻地和营部在一起，都在杨家岭。杨家岭位于王家坪的西面，蓝家坪的东面的延河北侧，北倚凤凰山麓。一连的营地，就在东西两山间的沟里，面对着延河。
毛泽东主席曾在杨家岭后沟的凤凰山下住过一段时间，后来一些中央机关、中共中央办公厅及一部分中央负责同志也住过这里。一连东面山上是中央的通讯处、机要处，沟中段是中央大礼堂，中央大礼堂和中央办公厅的办公处挨得很近。
中央大礼堂的西面有一溜儿窑洞，第一个住着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凯丰，从重庆回来的周恩来住在他旁边，再过去依次是中共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蔡畅夫妇，中央民运委员会书记邓发，负责中央宣传工作的张闻天，最后是王明。原来住杨家岭的毛泽东主席，此刻已经搬去了枣园。
邬吉成到一连后，被分配在二排。他的第一班哨，就是站在周恩来院外当警卫，在他的门口站岗。在这儿站岗和在前方不一样，前方是流动的，可以走走，可在这里基本是守着一个地方不怎么动。
警卫“七大”
1945年2月底，中央警备团冬训结束后，又开始了迎接“七大”警卫任务的准备工作。
1945年4月至6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杨家岭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规模大、时间长，首长聚集一堂，加之是半公开进行的，这就给警卫工作提出了更高的标准，更严格的要求。中央警备团担负会议警卫任务的官兵，夜以继日，废寝忘食，警惕地坚守在自己的战斗岗位上。会议期间，山洪暴发，延河桥受到严重威胁，劳动英雄杜林森、纪永昌等人冒着生命危险，下河与洪水搏斗，抢修和保护了桥梁，保证了会议的如期进行，以及首长的安全。
大会开幕前，为了保证大会代表的安全，中央警备团组织部分部队维修了杨家岭的防空洞，构筑了自会场至防空洞之间的防空掩体。同时，又在严寒的天气下，以一天一夜的时间，抢修了枣园至杨家岭之间的延水桥，保证了中央首长及大会代表每日往返会场的便利。
劳动英雄杜林森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礼堂开幕。
为了确保大会的安全，在大会秘书长任弼时、副秘书长李富春同志领导下，成立了大会秘书处、总务处、临时警卫处。警卫处由陈龙任处长，下设内勤组、警卫组、防空指挥组，负责整个大会警卫的领导工作，下设内、外两个警卫小组。内勤组由中央机关警卫处选调干部组成，专门负责会场内的招待和首长的随身警卫；外勤组长由中央警备团第一营营长刘辉山担任，负责礼堂各大门以外的警卫和防空的组织指挥和检查等工作。
这次大会警卫采取的是多封闭、少半公开，多固定、少游动，公开武装与带暗枪的半公开武装相结合，固定与游动相结合，内部警戒与外围警戒相结合的形式。中央警备团根据大会会址杨家岭中央礼堂周围的地形和社会治安情况，采取了对外严密控制，加强对空监视和巡逻警戒，对内加强中央领导的随身警卫。在礼堂各大门和沿围墙以外的各山头、高地等要点，布置了内、外两层警戒，构成严密的警卫网。同时，在中央领导和与会代表通行的路线上，增设了固定的和游动的巡逻哨。担负这次大会警卫的中央警备团第一连负责会场开大会和举办各种晚会的核心警卫，以及礼堂各大门的检验入场证件、检查修理防空洞和杨家岭、延水桥的警卫。第二连、第三连分别担负杨家岭礼堂围墙以外的山头、后沟隐蔽地点的控制，代表驻地、往返路线和中央、军委机关的警戒任务。高射机枪连重点布置在杨家岭、清凉山周围山头上，专门担负防止敌机空袭和对空射击任务。骑兵连担负中央领导和代表经常通行的路线巡逻、护送等任务。
在这次安全警卫任务中，纪永昌等同志担负着守护延河桥的安全保卫任务。纪永昌是中央警备团出了名的劳动英雄，他1919年出生于河北，1938年参加八路军，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被评为劳动英雄，并出席过中央直属机关英模代表大会和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代表大会。
一天，延河水猛涨，汹涌的河水冲击着桥身，使本身就不坚固的延河桥开始晃动。一旦延河桥被河水冲垮，将直接影响代表们的通行。在这紧要关头，护桥的纪永昌毫不犹豫地跳入河水中，冒着生命危险，勘察地形，检查桥柱，探索办法。突然，一股激流奔腾而来，把他卷进了漩涡，生命受到了严重威胁。纪永昌凭着坚强的毅力和较好的水性，摆脱困境，终于找到了桥身晃动的原因。
上岸后，他把河中的地形情况和造成桥身晃动的原因以及解决的办法向战友们作了阐述。大家觉得纪永昌分析得正确，办法也可行。于是他们运石块，装沙袋，展开了一场加固桥柱的战斗。但由于河宽、人少、水流湍急，他们在桥柱下每摞一次沙袋，就被急流冲垮一次。怎么办？纪永昌急中生智，决定在桥柱下先打木桩，而后再填沙袋、摞石块。这一招真灵，他们成功了。就这样，几名守护桥的战士，在纪永昌的带领下，经过一天多的艰苦奋战，先后加固了所有桥柱的根基，稳固了桥身，保证了延河桥的安全。当大会警卫处长陈龙等领导同志检查安全时，发现他们连夜加固桥柱的感人事迹后，当即给予表扬。肯定了他们为大会安全警卫工作所作出的贡献。
由于这次警卫工作充分动员、严密组织、明确分工、密切与各方面的配合，在指战员的共同努力下，完成了历时50天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警卫任务。就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后，党中央接着在杨家岭召开了七届一中全会，中央警备团的警卫能力再一次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
杨家岭位于延安城北三千米处。中共中央在此领导了抗日战争、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领导解放战争。这里修建了中央大礼堂、中央办公厅楼及百余孔窑洞、百余间房屋。1942年5月在这里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1945年4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在此讲座并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里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旧居及中央各机关旧址等。1943年10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由此迁往枣园，中央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等部门仍留驻这里，直到1947年3月撤离延安。
护送毛泽东到重庆谈判（1）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了，神州大地顿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欢乐场面，但国民党反动派却有了自己的如意算盘。8月14日这一天，蒋介石发出了电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紧接着，20日、23日蒋介石又连续发出了两封电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
延安作何反应？延安作何对策？延安要不要和平？顿时，全国人民的视线全部聚集到了延安。
8月22日，《大公报》社论开头第一句就写道：“抗战胜利了，但在胜利的欢欣中，人人都在关注延安的态度……”
实际上，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赴渝共商国是，并不是真正希望和平，但他把理由说得冠冕堂皇。原因十分简单，如果毛泽东不去，他就可以在众目睽睽之下，把“不要和平”的帽子扣到延安的头上。
接到蒋介石第三封邀请电的第二天，毛泽东决定接受蒋介石的“挑战”，复电重庆：
“梗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不过，毛泽东主席在作出这个决策之前，已经把一切工作都布置妥当了。
第一，他借美国的飞机已经将各大战区的主帅从延安送回了他们的岗位；
第二，他将自己的党中央主席岗位也做了安排，指定在他离开延安期间，这个岗位由刘少奇代理，同时增补陈云、彭真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虽然毛泽东主席的安全已有苏联、美国作了担保，但毛泽东主席还是做好了自己回不来的准备。
自然，作为贴身护卫毛泽东主席的中央警备团对此高度重视。全团指战员知道这个消息后，谁也不相信蒋介石会有诚意同我党和谈，都为毛泽东主席的安全而担心。此次去重庆任务重、情况复杂，且要求跟随的警卫人员十分少。中央警备团只有优中选优，选出几个政治思想十分过硬，军事素质好，并有为革命为毛主席献身的准备的官兵。
1945年8月26日深夜，中央警备团团长吴烈突然接到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的电话，通知他第二天下午两点钟左右，有一架美国运输机到延安来，要中央警备团的防空部队不要射击，在延安东边机场周围布置警戒。吴烈团长立即召开紧急会议，通报了情况。
8月27日下午两点，从延安的西南方向飞来一架标有美国字样的运输机。飞机在延安机场降落后，从里面走出不少人，其中有1944年11月曾来过延安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还有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张治中。他们的到来，人们都非常怀疑，议论纷纷：有的说，这些家伙不知耍什么花招；还有的猜测说，会不会又来搞瞒天过海的所谓“调停”之类的骗人的鬼把戏。
赫尔利与张治中是来接毛泽东主席的。
8月28日，延安阳光明艳，宝塔山显得格外壮观雄伟。但中央警备团，甚至延安、全国的解放区的军民们，都在高度关注着。虽然不是战争，这种氛围却远远胜于战争。
没多久，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和赫尔利、张治中，以及几名中央警备团的警卫人员一同出现在机场上，机场内早已有数千人在等候着为他们送行。
8点左右，毛泽东主席站在机舱门口，面带着笑容，挥动着帽子向欢送的人们告别。
飞机起飞了，向重庆方向飞去，渐渐在天空中消逝了。
来到延安10年了，这是毛泽东主席第一次离开延安，这也是他第一次坐上飞机。但毛泽东一点也没有旅行者的轻松和愉快，因为他此行的责任实在太重了，一言一行都受到世人的注意，一言一行都关系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自从毛泽东主席离开延安去重庆的那天起，中央警备团的全体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