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辟了一个走向从容、启示的时代。我们现在真的能够把东西做得很到位，很精当，很从容，我觉得就非常不错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作为一种形式，它其实已经枯竭了。在六十年代苏珊·桑塔格与巴斯不断地说，小说已经死亡。巴斯1963年写了“枯竭的文学”这篇文章。那么实际上作为一个形式的花样翻新，作为一种艺术表现手法的花样翻新，小说这个现代性的艺术形式已经枯竭了。在中国八十年代后期有过先锋派的小说，在语言和结构方面有过实验，花样翻新已经达到极致。在九十年代我们还能够在形式有什么突破呢，谈什么创新呢？没有了。小说作为形式，只是勉为其难。而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在这个框架之下，把它做得更加的漂亮，或者使用“美”这个词。
所以我很欣喜地看到，柯云路作为一个很大气的作家，他对于结构，对于语言，对于人物，对于场景的把握，确实是达到了一个出神入化的境界。这一点是很令我吃惊的，尽管我对这类文本过去缺乏经验。
回到刚才的话题，大家谈到罗成的各种制度改革，我觉得这可能有一些错误。我觉得这部作品和当年的《新星》所处的历史背景已经完全不一样了。那么我们讲改革，“改革”英文的词是REFORM，它的词根词源的关系是RE——FORM，FORM大家知道是形式，它在形式上是要动的，就是说你这个形式是要变革的。这个形式没有变革，你都不能够说是REFORM。那么，我所看到的罗成是一个管理者，而不是一个改革者。这是我理解这部作品的一个切入。这部作品没有直接谈到改革，也没有直接谈到反腐败，也没有直接谈到批判制度。对制度的批判是非常的审慎和非常的机智的。我是这样理解的。在这里面，这些人本身被命定地处在一个特定的制度框架之中，制度已经都是秩序井然的。罗成到了这个制度里，他没有对这个制度进行任何尖锐的、有毁坏性的更改，或者说建设性的更改，他没有。他是在这个制度的框架体系内来做，发挥他的才干。
那么，是不是说这样一个评价就是看低了柯云路呢？我觉得恰恰不是。
恰恰是柯云路对于文学在这个时代它所具有的功能，它所能起到的一种作用，做出了他的一种回应。那就是在什么是文学这个本质的问题上，柯云路恰恰没有偏离。这是柯云路和前此的那些反腐倡廉的作品的区别所在。
其实，反腐倡廉本身已经奇观化和戏剧化了，就是它变成了一个不断被复制和被生产的一种东西。特别像《抉择》，最典型的《大雪无痕》，这些作品在这样一个层面上。因为我始终禀承一个文化多元主义者的态度，这并不是说我特别地圆滑。我想，任何作品都有它存在的理由。在它这样一个系统体系内，它是做的很不错，可以说做得非常地好。《大雪无痕》里具有小说艺术所具有的重要的三大要素：政治、性和暴力。在这类电视剧、小说里面，它总是有一个案件，一个死亡的事件，然后通过惊心动魄的悬念推演出故事。这些作品都非常强调事件，所有的人物都是依附于事件，在事件的关系中展开故事。当然，这些作品把反腐这个主题推到了重要的突显的位置。反腐是它反复要强调的，因为在这里，反腐所具有的份量，它造成的后果，在这些作品中都显得非常地突出，非常地严重。
但是在《龙年档案》里，腐败也好，制度的弊病也好，这些问题造成影响的程度并不是那么严重。我并没有看到一个关键性的对整个生活起到毁灭性作用的东西是来自于制度，是非得要痛恨的，非要改掉不可的。没有。那么在《新星》里面，就是要改革，那时候农村大家都生活不下去了，痛苦到生活的边缘，农村的生产生活体制不进行改革的话，比如说联产承包制呀，没有这些东西，农民将没法生活，农村的这样一个经济政策没有办法推行下去。
那么在《龙年档案》中，没有这个制度的问题。这个制度没有对这些人的存在生存造成窒息性的压迫。这部作品也没有揭露这种制度到底给这个社会造成什么样的根本性的危害，所以，改革何在？对制度的批判何在？没有这些。
那么，恰恰我想，这是柯云路对文学在这个时代所具有的真实的职能、它的意义的一种理解和把握。我所看到的是他如何在制度这种框架中，把制度抽象化了以后，来看待人的活动。所以这部作品重要的在于写人。他前所未有地把这个制度中的人写得活灵活现。而过去的反腐倡廉作品，总是通过事件，不断地通过事件来堆积，通过事件的带动。但是事件本身的奇观性，事件本身的悬念等等结构性设置在《龙年档案》里非常简单。在这里面，你发现情节是很清晰的，很简单的，没有戏剧化，没有涉及戏剧化的因素。
在这里面，他的要点在于把握住权力如何赋予人性以一种活力。
我所看到的恰恰是这样一个东西。
这里边当然批判了一种权力，而恰恰是他没有把这种权力戏剧化，喜剧化。
那么，我想强调这一点，就是在叙述中的要点是什么？这一个柯云路抓得的是非常的不一般的，他抓住了权力赋予人性的那种活力。这里面写的最成功的是“龙福海”这个形象。当他获得了权力以后，我们看到他在进行权力资源的分配，整个这些人都给他玩得团团转。他面对着各种场景，他能够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把握住每一个人的命根子。而他本身在这种权力体制中具有了一种人物性格的充分的活跃度。
所以，我们看一部小说，作家的那种才华和能力，就体现在他能够在什么意义上把握住要点。当然，像希区柯克，他把握住悬念这个要点，像霍桑在《红字》里把握住人性和宗教的利益冲突这个要点。那么在柯云路这里，他把握住权力和人性结合起来的要点。我觉得这个要点的把握是非常精妙的。
在这里，我看到他非常充分地批判了权力，批判了权力的制度，而不是更高一级的制度。因为权力无处不在，在社会主义文化中存在着权力，在资本主义文化中也存在着权力。我们看好来坞电影时，也是看到各种权力不断处在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关系中。而像福柯所说，权力无所不在，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所以权力是一个普遍性的东西，它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天然所具有的一种本质。所以我想，他看权力与人性的一种结合，所写的人的关系，而那样一种活跃度和紧张度，他处理得非常恰当。
在这里，我看到了柯云路在叙述上的一个比较显著的特点，他抛弃了情节的奇观性，他把场景的奇观性推到了极端。翻开他的作品看，每一个场景他都拉得很长，翻过去都有几页。常委会的场景也好，甚至包括每一个场景，他都写得非常地生动，每一个场景让你看了都觉得他这个东西是挺好玩的，挺生动非常吸引人的。他能够用每一个场景来使这个作品撑起来。
这一点本身，说实话我不知道在这里使用一个“后现代奇观”的这种说法是不是恰当。我是想，他对这个场景的把握已经奇观化了。这个场景本身给他做得非常地充分，他不再依赖于宏大的戏剧性情节、戏剧性的结构来展开。每一个场景都能够把这些人性的活跃的状况，人和权力结合的状况得到充分的展示。
对场景的把握，恰恰看出了柯云路的语言表现力。我觉得语言的表现力就是非常充分地体现在，一个场景中能够充分地把这个状态，把这种方式，把这些人物的特点非常精当地把握住。我觉得这是《龙年档案》在艺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
这使我们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在这样一个时代，确实我们不断地还有这样一个诉求，就是我们希望文学作品来行使一种社会职能，这种社会职能是反腐败也好，改革也好，对制度的批判也好。我想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现在我们这个社会应该说是按照一个非常规范的社会去发展。它的民主法制建设也都是在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一系列的法案，通过整个国家的行政机构来推动。那么对社会负面的一种揭示，既有各级行政机关的一种监督，一种运作，同时也有新闻媒体的监督，而且有各种小报。对于社会的这些问题，腐败也好，各种问题的揭露也好，我觉得文学作品无论如何也比不过电视，比不过那些流行小报，比如说各种晚报早报，这上面登载的对各种腐败各种奇形怪状的故事的叙述已经是非常非常充分了。
那么文学作品有什么必要在这些方面和它去比呢？
而文学作品在同样介入争夺这个资源的时候，在什么意义上它还能够留给文学作品？文学作品能够超出于其他方面的在什么地方？我觉得能够超出于其他方面的那部分，才真正是文学的本质，才真正是文学能够在这个时代存留的一种依据。而那种品质，还是一种文学性的描写和文学性的表现，这才是它最重要的东西。而不是说它行使着作为报纸，作为媒体，作为国家行政机构的一个附属品，一个办事的物品。
确实，我们一说对于社会的批判，这种文学批判现实主义，是与国家这样一个历史的完全的契合。那么我们现在不一定说能够认同这种观点，但是我们也看到我们的民族国家也在逐渐向市场国家转型和过渡。大家也都知道克林顿和汤姆布莱德关于市场国家的一个论证。他们持一种观点，就是认为传统的民族国家，西方已经完成了向市场国家的过渡，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中国家也正在从民族国家向市场国家方面转型。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民族国家相伴随的那一段历史已经终结了。我们寄望于文学所要承担的那种宏大的社会历史功能，本身也处于一个不说终结，也是势微的一种状况。当然，那种说法在目前这个语境中是否恰当，至少我总是能够感觉到这个历史的变化。
文学就是文学，它始终是以文学的方式，它最后能够落实的就是文学所具有的那种品质。我们为什么还要去看《龙年档案》呢》？我觉得《龙年档案》能够那么吸引我们，有些人能够掉肉，有些人读得很痛快，有些人读得放不下，而我们没有去看那些小报，没有去看各种各样的纪实的杂志，就是因为这里面包含着文学的品质，还是被称之为一种文学。
那么，我想恰恰柯云路这部作品揭示了一种可能性。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在向市场国家转型的这个时代，社会主义文学本身还有它很丰富的很充分的一种资源。我们这个国家依然是一个政治文化很发达很充分的国家，而这种政治文化的资源如何转化为文学的资源，是可以去重新思考的。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平面上来讨论这些问题，我们很多的障碍，和很多的不能够说出不能够预言的原则似乎都可以重新去看待了。
比如说理想主义的问题，英雄主义的问题。我们一说罗成，他就是不真实。现实生活中哪有这样的人物呢？怎么有这么理想化的人物呢？但是好来坞不是一样地有那么多英雄人物吗？美国式的英雄人物，那种打十枪都打不死的英雄人物都有，我们怎么从来没有怀疑过它的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