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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你写的？”我问。
“嗯。”他眉目之间充满自信，“怎么样？”
“这个不太好说……”我略一沉吟，“不过，有思想是肯定的。”
“不像‘学囊术袋’？”
“你说呢？”
我们相视而笑。
后来，他果真弄了一篇准备交上去，但走到研究生办公室门口又犹豫了。
“不交了？”我问。
“唉，我还不是研究生啊。”他不无伤感地说。
“可你已经在这里修学分了。没关系的，交吧。”
“唉，还是算了。等明年吧，明年，我一定要出名！”
“你真是自卑加自负的结晶体。”我笑道。
隔壁寝室有个家伙，长相清瘦，语言却惊人。同住一楼，一来二往，就认识了。说实在的，我与曹真都还比较喜欢他。他也爱到我们寝室友情客串，进进出出就像自己的寝室一样。他是化学系的，叫王小军，上海金山人。
国庆那几天，全校放假七天。想回家、想旅游的人都走了，校园空荡如乡村。我向来讨厌坐车，称坐车为坐牢，因此哪里也没去，成天呆在寝室里。曹真激进归激进，但功名还是向往的，所以也呆在寝室攻他的书。
三号那天，王小军提了串葡萄进来。
“呵呵，我请客，请客，请你们两个厮吃葡萄，你们要记住啊！”他称呼别人一贯叫“厮”。
“就一串葡萄？”我问，“你这厮也太吝啬了吧。”
“已经足够了！礼轻仁义重嘛。”他笑道。
靠，这厮，我们无可奈何地摇摇头。曹真把葡萄冲洗干净，我们三人围坐一起吃起来。王小军边吃边唉声叹气，他说他恋爱三年的女朋友今年考研考到北大去了，本来说好国庆回来相聚，可最终没来，电话她也没一个，打她手机关机，打她寝室电话总是占线，原因更不知道。于是心情很坏，就没回金山老家，也就呆在了学校。
“怕她飞了？”我问。
“女人心，海底针。难说。”他长吁短叹。
我们默不作声。王小军抬头看了看，注意到曹真桌上的《政治应试宝典》，笑了。他知道他的情况。
“嗳，我说，你就不能换个法子考？”
“什么法子？”曹真问。
“不要太正直，正直人要吃亏。”
“此话怎讲？”曹真一头雾水。
“考试不作弊来年当学弟，宁可没人格不可不及格’，听说过吧？”
我们笑了，都说“高”。
“考研想作弊恐怕是行不通的，其他像函授、自考都好做。”我说。
“白活了，你！你这叫‘考盲’！”王小军不屑一顾，讽刺我说，“没有听说过考研作弊？！”
我和曹真都摇摇头。
“唉，算了！不说！不说！要办假身份证，要一起报名，要偷梁换柱，要狸猫换太子，要有枪手！”他说一样弯下一根指头，仿佛精于此道，“你们肯定是不行的，这需要胆量和财力的！”
我们听得如坠云里雾里。
“难道你这是经验之谈？”曹真张大眼睛，吃惊地问。
“什么话！我是靠硬本事考进来的！那些是我听说来的，不过，我宁信其有。——哦，对了，今年研三的不是有个就被开除了吗？你们不记得了？那个家伙是山东的，你们文学专业的，叫李家发什么的。”他说。
我想起来了，开学时在研究生院主楼前看过一张发黄的通告。但我还是感到难以相信。
“嗳，王厮，听说你们上海本地人很有优越感，一般不考研。你为什么要考研啊？”我问。据我所知，上海、北京等一些大城市的土著学生一般是不考研的。他们已经拥有大城市的户口，父母已为他们挣下住房和家产，可以说，他们只需要大学毕业，便可衣食无忧地在这些繁华如烟而又竞争激烈的城市生活下去。外地人则不同，仅户口一项便可置人于死地。虽然在这些城市找份工作不难，但今后结婚生子，没户口孩子是很难入学的。所以许多外地年轻学子都走上考研的道路。
“我——哈哈，说来真他妈的像笑话。”王小军用手摸了摸下巴，回忆起来。
“去年我复旦毕业后，很幸运地给一个区的局长当秘书。有一天，我陪局长去视察一家奶牛专业户。那里的奶牛很多很壮，局长一看就乐了，为了表示他的政绩，他兴致来了，表示要与奶牛们合个影。第二天，照片出来了，只见局长雄赳赳地站在一群奶牛中间，好不威风！于是局长要我给报社投稿。我便开始给照片配文字说明。因为局长有点胖，那天又正好穿了套白色西服，和白色花纹的奶牛站在一起，还真有点难以辨认。开始我写道：‘局长站在奶牛中间。’觉得不妥，又改为‘局长和奶牛在一起’，还是觉得不妥。思来想去，我终于来了灵感，挥笔写下一句话，便寄给了报社。第三天，报纸发表了，我寄的照片在头版头条，照片下有一行醒目的文字：‘后排右起第五位是局长’。第四天，我就被局长开除了。奶奶的，看来我这学化学的不是从政的材料，于是我开始考研。”
我们大笑。
“但老子发挥失常，政治居然差一分。但我三门专业考得非常高，有机化学考了97，总分排名第一，比第二名高30多分。好在学校还算仁慈，给我破格录取了。”
专业能考这么高，我们深表佩服，心悦诚服。
十月五日中午，我们正在酣睡。王小军一阵粗暴的敲门声把我们惊醒。
“附近有所中学找个写作老师，愿意去不？”他热心问我。他在上海门路很广。
“工资多少？”我清了清神，问。
“俗！开口就问钱。”他嘲笑我，“工资肯定不错啦，上海的工资水平你又不是不知道。”
“那行。”我不假思索。只要工资高，我愿意干，“什么时候开始？”
“要几天。你先准备准备，初中的。我与那校长熟。”
我一阵兴奋，对他甚是感激。
“真俗！‘大恩不言谢’！这是大恩，你记住就行了。”王小军对我的感谢不屑一顾。
看到已经醒来还躺在床上的曹真，他走过去在他的眼前晃晃手：“这厮，还不起来看书？”
“你也帮我找个吧。”曹真慢腾腾地说。
“找个什么？工作？还是妞？”王后退一步，眨眨眼，故意逗他。
“二者都行啊。”曹真坐了起来，“嗯，不过，最好是女孩子。”
“这厮，饱暖思淫欲。”王小军笑道，“行，你如果要的话，我们班有个广西女生，我们都称她周女士，贼漂亮，绝代佳人哦，英语还特好，能与老外熟练交谈。”
“真的吗？好啊。”曹真一下坐起来。
“这厮，唉，我看你还是把功名考取了再说吧。”王小军严肃地说，然后笑呵呵地出去了。
曹真长叹一声，颓然躺下。
漫长的国庆假日终于过去，各地游客陆续返程。拥挤不堪、喧嚣热闹的上海终于恢复了它的宁静和秩序，校园则恢复了它的热闹和生机。
秋后的阳光平和温馨，海风湿润凉爽。郊区田野的稻香散入微风中，弥满了整个上海。赚足了外地游客钱的市民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外出归来的男女老少带着惬意的神情开始步入自己的生活轨道。每个人都是那么自得其乐。这真是一个不错的节日啊！
阳光的温暖和市民的幸福感觉使我也大受感染，一种奋进的心情油然而生，我准备在学业上大干一场。我甚至认为每位导师和同学的心情和我一样，经过八天假日的休息，工作的热情和学习的勤奋会构筑一个紧张而快乐温馨的氛围。当我雄心勃勃地走进教室时，突然发现：我不过是一个一厢情愿的理想主义者。
首先，导师不是我想象的那样。
我的导师欧老师和教“先秦文学”的老师都弃我们而去。欧老师跑到加拿大去了，而另一位则跑到广东一所名气远不如我们学校的二流大学去了，原因不外乎那两个字：金钱。我发现这两个字似乎可以成为所有人才流动的最主要的原因。市场经济人才流动本无可厚非，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但我还是感到一种悲愤。欧老师一走，我和侯师兄、丁师姐一下子成了“孤儿”。院里给我们重新分配导师，把我和侯师兄分到张教授门下。而丁师姐已经研三了，就没有给她重新分老师，张老师叫她给欧老师打电话，由他继续指导她的毕业论文写作。
想当初报考时我就是冲着欧老师来的，现在，得得，不想也罢！课还得继续上，余下来的几位导师照样水波不惊地走进教室，神定气闲地讲课，仿佛对导师的走动一概不知。我很希望他们就此发表些看法，或者提出点建议，但他们就是尊口不开。
曹真凌厉的个性继续暴露无遗，有几次使导师大为光火。一位导师要我们谈谈对范成大、辛弃疾的爱国诗歌的认识。曹真说：“当我看了李清照‘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那首诗时，我就再也不想看范辛的几百首所谓的爱国诗了。”气得导师要吐血，脸都变形了。一次有位导师讲到郑板桥，他大夸其文画皆好，说他“很伟大”。曹真马上说：“老师，他并不伟大，他是个同性恋，肮脏得很！”结果导师惊愕地盯了他几十秒钟，眼睛比鸡蛋还大。
十位同学，经过国庆似乎也变了不少。除了我和曹真，他们国庆都外出了，要么回家，要么旅游。回来后，我就看出了一些变化。有几位神情一改开学初的朴素平和，变得冷漠傲然，仿佛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汪胖子回了趟山东老家，现在逢人说话，底气似乎更足了。大如面盆的胖脸向上昂起，鼻孔对人，双手要么叉腰，要么背在背后，似乎在努力模仿领导派头，开口就是“我们山东”怎么样怎么样。
“你们山东怎么样了？”一次正好王小军在场，问他。
“一把手！”汪胖子趾高气扬，目空一切。
“咋啦？什么意思？”
“全国很多省的一把手都是我们山东人！”汪胖子傲慢地说，“在你们上海也一样，有很多要局的一把手都是咱山东人！”
我们都笑了。王小军笑得更是前仰后倒。
“我只知道——”王小军边笑边说，“我大学有个山东同学，洗脚从来都是用废报纸擦脚，一擦，扔在墙角。大家都叫他‘老粗’。还有上一届那个入学考试找人代考而被开除的研究生好像也是你们山东的哦。”
汪胖子气得急于辩解，但被王小军三言两语给打发了。
“我相信你们‘一把手’、‘要局局长’很多，可那也不是你啊！”王小军毫不留情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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