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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说他们夫妻间究竟缺乏了些什么，但听此话的兆正的心中却很明了。就像小时候，识字还不太多的年龄去啃一本厚部的小说。在那种情节与气氛的上下文中，一两个生字是挡不住一个兴致勃勃的小读者在全文理解上的贯通力的。雨萍说，责任在于她，可能是她在那方面总是存在着点什么的缘故吧？因为，她对某类生活始终兴趣不大，她更注重人的精神沟通，其中包含有信任、理解、尊重、崇拜，当然更有爱——那种广意上的爱。这都是一些可蒸馏的人性物质，一旦从两人的关系之中升华后，在锅底还留剩下什么？没有了，她说，就剩下些大家可以平静地坐下来，面对面地，谈谈——就像我们这会儿一样。这，不很好吗？
就这一点，兆正觉得他很认同她，也很理解她。平衡，本是宇宙万物运动遵循的基本关系原则，人生也一样。祸福悲喜，爱恨得失，狂热过后是失落是更空虚，就如狼吞虎咽了一桌酒席后的结果可能是醉倒与呕吐。而生活之中的有些不足和空白是绝对不能单靠追求一次又一次的肉体欢乐便能填补的；中庸之道之所以永恒的原理就是因了它两头都不偏。
是的，一切就从这一次开始了。
兆正像是若有所失又像是若有所得地离开君悦酒店，离开雨萍，离开香港。他回到了上海，回到了他的那幢位于复兴路与淮海路之间的一条横街上的公寓里，回到了湛玉的身边。
湛玉站在家门口迎接他的表情多少有点儿异样——不知道这是兆正事后回忆时的肯定还是他事前心理上的假设？虽然那一个时期的我也常回来上海，但后来，当我在湛玉的生命中真正再现，那也是要推迟了好几个年头后的事了，但万事会不会都有个预先的征兆？
那时的湛玉四十刚出头，窈窕的身材与嫩泽的肤色使她走在大街上招惹的目光决不少于那些三十岁上下的女人。她一生顺利，她从来就自信十足，自尊高傲。在她任编辑室主任的那家出版社以及其他兄弟出版社中，她都是个出了名的人，为她的容貌、为她的能力、为她活跃的社交圈子，也为她有一个名声正如日方中又才华横溢的作家丈夫。
在他人眼中的这几条统一的理据来到了湛玉的理解之中却分解成了两个截然对立的部分：前三条她会欣然接受，至于那最后一条，她从很早开始，便已有了某种心理抗拒。
而兆正，其实也早有察觉。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刚步上作家道路时的那种每星期六的晚上在咖啡馆里给她念一段新作，之后沿着午夜路灯下的空寂街道相依回家，之后再缠绵上床去的日子维持了没几年后就开始退潮。他的作品开始走红，愈来愈多的评论与报道令他声名鹊起。但她却反其道而行之，开始显露出某种冷淡与不屑。她喜欢滔滔谈论的是那些一早已被人公认了的文学大家，谈论他们的作品，谈论他们的人格，并以此来暗藏进一份暧昧的泛指。
他有些痛苦，但他装得一无知觉。他将自己新近完成的一部书稿交给湛玉，希望能在他们的那家出版社出版。但后来遭了退稿。事后他得到了证实：签发退稿决定的正是湛玉。对外，她表示说，尤其是他的稿子，叫她怎么个处理法？她必须做到公私分明，要求更严；其中有一种大义灭亲的气概。而对兆正本人，她则找了个机会旁敲侧击。她说，那些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学大家们就是不同，中英文两杆枪左右开弓；哪像得有些他们那一代“知青”出身的作家？唉，古文外文两头不着岸。她提议他去补上英文这门课以及至少能熟背出唐诗宋词和《古文观止》中的全部经典文篇，她说，这将对他今后的创作产生莫大的裨益。他望着她，惘然了。
他并不质疑她观点的正确性——如此观点的如此提法之本身就不存有一点可被质疑的余地。但他清楚自己实际的创作泉源流自于何处。
他仍然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生活去观察去思考去创作。他默默寡寡的一个人，不太合群也不想太合群，他沉浸在他自己想象的世界中。然而，通往文学成功的道路虽然各异，但也都是殊途同归。文学成就的长远和终极的回报始终将证明是着眼于那些远离炒作和功利的作家
和作品的。他，于是，便成了又一个默默耕耘的得益者。他的作品受到欢迎和肯定并不在乎哪家出版社出不出他的作品；而人到了名声与成就都渐成气候时，那已是各家出版社争相都要来找你，包围你，不再是要你拎着一摞稿件，挨家出版社去试探去请求那回事了。这便是出版社众编辑对于眼下出版物的辨别标准，也是当今中国文坛的价值观特征之一。这有点像买保险，出一位已有名声和影响的作家的写得并不怎么样的东西与出一名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写得有创新和建树的作品的风险比率恰好颠倒。（其实，兆正是没做过股票生意，尤其没在香港做过股票生意。假如他有做过，他便会明白：人生的任何行业多少都带些投机的性质。在香港，股市场里流行的两句几乎无人不晓的行话是：1。“跟红顶白”，意即：抛出大家都在抛出的那只股票而买入人人都在抢购的另一只股票。2。赶买“当头起”：踩就要恰好踩在那条界线上；之前的风险不必去冒，而之后的机会又不能失。——难道，这不就有点像当今中国的出版业的业规与现状吗？任何事，一旦论及赚钱，便再没什么个性和品位可言了。）幸好，兆正的作家生涯已经熬到了这片云开日出见青天的局面的到来。
但与此同时，湛玉的幸运与顺利似乎正从高峰下滑——这是在她生命的前半部分从不曾遇见过的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文科大学的毕业生大军开始源源不断地流入各出版机构，“文革”造成的知识断层正被迅速填补。他们的优势不仅在年龄，更在于他们带来的新的文学观和文化观；隔绝了几十年之后，欧美的新的文学流派和创作技巧开始在中国的文艺河床中迅猛潮涨。
但湛玉，却不太能适应这一切。即使是在她当头头的那个编辑室，她的那套关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和苏俄作家与作品的老生常谈也引不起他人的兴趣了，这令她有些失落。她尝试去出版社的资料室找些欧美现代作品来读，但硬是读不进去。即使勉强读完，也头昏眼花地绝对谈不出个什么建设性的心得来，她第一次感到有一种自卑感从她的心里冒出来。
但她仍然是个性格倔强之人，一生顺境没能让她养成认输的习惯。她的认输方法是要别人在她认输之前先已经向她认了输。她觉得自己至少还把握些点什么，她还不至于失去她往日的生存重心。比方说主持某类会议，比方说部分员工的工作安排福利分配，她还有她说话的权力。而即使在纯专业的范畴内，人们还一样对她客气、尊重和刮目相看——当然，其中的一大部分缘故还是因为了兆正。
有一次，一位新来出版社不久的年轻编辑希望通过她向兆正约稿：“放着这么好的身边资源——不，应该说是枕边资源不用，多可惜！”他嘻嘻嘻地打趣着，正打算将俏皮话说得再出格一些时，她勃然大怒起来：“闭上你的狗嘴，好不好？他是他，我是我，懂吗？”她骤然一刻的失态令她的那位嬉笑的同事瞠目。之后，出版社便开始流传起一些对她不利的说法来，其中之一是：她不会是到了女人的那个什么期了？
这，令她更加恼火。
事实也是这样的：正流溢着一身诱惑的她，热情、欲望以及抱负都由灵魂之内燃烧到灵魂之外，女人的什么期？笑话！在她面前不还有一段长长的桃透梨熟的女人最流金的岁月在等待着她吗？
但，没几个星期之后的出版系统中层干部的升迁宣布给她带来的却是一个相反的信息。明摆着的事实是：他们的那个行当中，像她那么个科级职称的中层干部假如过了四十五这门槛仍然升职无望的话，便意味着一到年龄便要退下那惟一一条后路了。在位上是在位上的风光，下位后又是下位后的狼狈与失落，这很无情。每一种制度都会生产出一种特殊的心理产品，在之前，她也见多了，尽管扮潇洒扮无所谓扮大智若愚，但每一个退位者都逃不过这种心态的折磨，这种失落感多少年之后都还未必能找到一个摆脱的方法。
是的，秋风已经扫上落叶了，但这与仍在她心中盛开的心态的夏季是格格不入的。
或者，她真已到了一个人生转折点上了，她也应该找一个适当的切出口，好让自己从目前这圈事业的圆周范围之内飞出去——你不承认也不行了，老，真已在不觉中将至啦。
有好几次湛玉也很冷静，客观地评估了自己仍然拥有的不少优势；至少，她认为这是她在这几十年的生活中累积的某种资源。资源无价，她对自己说，人怎么可能白活一场呢？在这里有所得了必在那里有所失；而在那里有所失了又会在这里有所得。时代在转变，它像一台无情分可讲的离心分离机，它要将不适应它运作规律的那层人的泡沫撇除出去。而她，决不能做成了他们之中的一个！
她觉得自己眼下的生存优势至少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曰：社会关系与网络。在中国完全进入那种国际社会通用的纯市场运作的模式之前，旧的官僚架构至少还得发挥它相当一段时期的支撑作用。有关这种官本位的钢架结构的力的承受与分压流程她已十二分地了如掌纹，并在每个螺丝的卡帽位上，她相信，她都有她直接或间接的人脉关系。二曰：人生经验。倒不是说她四五十年的生活经历与经验真有什么了不起，人活到这个份上，都会累积这样那样的人生经验。重要的是：她的那些经验是与这个特定的时代、国家、地区和行业相联系的，而模式的转变又恰好从这里起步，于是，她便预先占定了一个有利的地形与位置了。三曰：文学品位和文艺素质。当然，这一点就表面上看来，似乎与她目前正打算转型的人生事业并不存在太大太多的流向上的关联，但毕竟，她在文艺单位里浸泡了这么些年，连看门老头儿都会沾上些文艺细胞了，更何况是她？而再怎么样的市不市场规律，社会仍会以一个有文艺素养的人为器重和敬慕的对象的。这些，大致对她都有利。最后，当然，还包括她的那份至今仍未完全褪色的花容月貌和贵族化的气质——她相信，她还拥有。但，就凭这些“优势”，她又能，她又该，干些什么呢？
一旦想到这一点，湛玉的思路便又会不由自主地滑进了那条固有的河床中去：她想过完全由她自己来承包、主持一家出版社，一切选题都由她来决定，再没有领不领导的压在她的头上指手画脚拉屎拉尿那一回事了。她第一次在想象中感受到了做个没人来管头管脚，同时也没有人再会来管你吃管你住的自由人的可贵（她甚至想：假如哪一天真让她当了社领导，当她不再受人气的同时，她也永不会让他人受气——她要做成一个最受人称颂的出版社领导）。可再想想，又想到去办一本杂志了，选题、选目以及编辑方针她都花花绿绿地占满了一脑子。再想下去，便又变成了一家咖啡屋书店之类的了——而所有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