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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玉说，你怎么啦，孩子？脸色这么差，病了吗？他用手探了探她的额头，说，啊，真有点发烧了呢……
她躺在了她自己的那张小床的朱罗纱的圆顶蚊帐里。她已忘了，这是她在半夜里醒来的呢，还是那晚她根本就没有睡着过。夜已很深了，周围一片寂静，只有楼下花园里的一只蟋蟀在嘹亮地歌唱。二楼卧室的窗户全打开着，有一轮圆镜似的明月挂在天鹅绒一般的深蓝的当空，它乳白色的光辉洒下来，照在花园里的那棵夹竹桃的叶梢上，一晃一摇的。
蚊帐的一角被轻轻地掀开了，一身睡衣，摇动着一把蒲扇的母亲的身影钻进帐子里来。湛玉迅速侧过身去，佯装睡着，她感觉到母亲扇出的那股扇风一下一下地扑打到她的背上来。她坚持着那种僵硬的睡姿，一种尖锐的疼痒感在她全身的这儿那儿闪烁不定；她觉得她全身都滚烫得可怕，还有喉咙、汗和眼泪同时淌下来，热热痒痒地从她的皮肤上经过，流到草席上去。她想：怎么这个世界突然就只剩下她一个人了？她是那么地孤单那么地无助啊！她在脑海里飞快地闪过了所有的人的形象：母亲，父亲，莉莉，郝伯伯，琴阿姨，还有白老师，但，她能向谁去无所顾忌地倾吐一切呢？她突然一个剧烈地转身——她还是决定选择母亲。
她紧紧地抱住了母亲，将头埋在了母亲的软软的怀里，她放肆地抽泣——应该说是一种尽量压低了音量的号啕——她边哭边向母亲讲述了那个可恶的陌生男人的事，她说，她害怕极了，她以后再也不想去那儿学跳舞了——再也不去了！母亲搂着她，一只手抚摸着她的背脊，另一只手则大力地替她扇着蒲扇，她说，不去了，不去了，咱们以后就再也不去那儿了，噢？……
再以后，又过了好多年。
有一次湛玉在街上，迎面向她走来了一个头发都有点花白了的男人，他走到她面前迟迟疑疑地停下了。他向她凝视着，而她也有点惊奇地回望着他。那时的湛玉早已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少女了，她只觉得他有那么一点点面熟。花白头发说，小妹妹，你认不出我了吗？她便立即记起了他是谁来。
他说，想不到那一次的事件竟然成了他生命的一个转折点。他当时就被人团团围住了，并扭送去了派出所。当大家想到了她，那个曾尖叫“救命呀！”的小女孩时，她早已不见了踪影。他被判了两年劳教而后又群众管制两年，罪名是坏分子。在当时的那么个社会风气和道德规范的年代里，这么一个人的这么一种遭遇也算不了什么。但那男人说，当年，他其实也是一个有着正当职业的正派人啊，在一所学校教数学。当然，那次之后，他便被开除了公职，现在他在一家街道厂当临时工。他一直都在盼望哪一天他能有机会再见到当年的那个小女孩，这是他的一个深深埋藏着的心结。他说，如今，一切反正都已成为了定局了，别人都可以误解他——事实上，他再怎么样来解释也不管用——但他就一定要让他的那位当事人明白，他从来对她就没有任何坏意、恶意和邪意的，他甚至都不晓得她姓什么，叫什么；他只是，只是……湛玉不敢看他的眼睛，她感觉到了这个花白了头发的男人正在她面前掉泪。他说，你理解我吗？你原谅我吗？她点点头，她当然原谅了他，但她怎么能原谅得了她自己呢？
而有关白老师以后的事，她也是从莉莉那儿得知的。就是出版社会议室里的那一次。她们俩谈着谈着话，湛玉突然就想起了什么来，便问：后来，田老师和白老师他们……她故意将田老师提在了白老师的前面。莉莉说，田老师以后怎么样了，她就不清楚，兴许也出国找她那外国丈夫去了吧？她只知道田老师与白老师后来分了手，缘故不明。而白老师则在反右运动后的那一年里卧车自杀了。其实，反不反右与白老师他也没什么太大的相干，再说，那时的人不是跳楼就是跳黄浦江，而他偏偏就选择了那么一种残酷的自杀方式。就在“复兴别墅”弄堂口对面的那条马路上，他被一辆带拖斗的公交车辗死后，又拖行了好长一段距离。湛玉突然就“啊！”地失声了一句。莉莉停下了叙述，用眼睛望着她，说，是啊，一件很惨
的事啊，当时还蛮轰动的。之后，私人舞校也就关了门，她们那一班学生中的好些个，比如莉莉自己，就被创办刚不久的上海市舞蹈学校吸收进去做了学员，这是一所政府办的芭蕾舞艺术的专科学校，设备与师资条件当然都要比从前她们学舞的那一间好多了。——就是在虹桥路靠程家桥那一端，附近不是还有一所农展馆和一家聋哑人学校的呢？湛玉点点头，表示说，我知道，我知道。莉莉说，后来，她就是从那儿毕的业。
就这样，湛玉讲完了她想讲的。她转过脸来望着正全神贯注望着她的女儿秀秀说：“不就是在那次之后吗？从此，我便停下不学芭蕾舞了。”——这，便算是一种交待了。当然，她是不会告诉女儿关于这个男人的故事之外的其他一些什么的。她说，那时的她自己不也是与这个小女孩一般大小？别说年龄，就连模样，她猜想，也都有几分相似。
母亲指的是卖玫瑰花的女孩中的一个。她约莫八九岁，也是一截小小的可人儿，皮肤细
白，身材匀称，样貌漂亮可爱得都带点精致了。
但小女孩却拙笨于（还是羞耻于）花的兜售。她手握一枝花，老在墙的一边畏畏缩缩地站着。一旦有希望的目标出现，她也总是犹犹豫豫的，比别人慢了半拍采取行动。母女俩远远地站着，观察了她差不多有个把时辰，就从没见她能成功地推销出一枝花。有时，一对过路的恋人恰好打她身边经过，她紧跑两步，将花递了上去。但立即，还没等那男主人厌恶地做出一个大幅度的挥手驱赶动作之前，她已预先识趣地退缩了，她又退回到了那个墙角的老地点上站着，一副战战兢兢的无奈样。
本来，这就是一项需要自动自觉奉献上自尊心让他人来践踏，从而获取利益的差使，显然，这个小女孩做不到。秀秀听到母亲在一边说，人，或者是一样的人；灵魂，也是同一种灵魂，只是生错了时代和地点啊。
湛玉走过去，去到一处隐蔽性比较好一点的店铺的檐廊下。她向小女孩招招手。她向她走了过来，她以为她要买花。但她却问她是哪里人？又问她几岁了？又问她为什么不在家上学念书，而一定要来上海卖花？等等。小女孩一一都作了答，但答得断断续续，答得吞吞吐吐，答得忸忸怩怩。之后，停顿了一下，秀秀见到母亲从口袋中摸出一张红色的百元的纸币来。小女孩兀地惊讶了，她瞪大着两眼，说，阿姨，这花只卖两块钱一朵啊。但湛玉摇摇头，将花推还了回去；她说，她不是来买花的。她轻轻地将那张人民币压在了小女孩的手心中，又说道，这给你，你喜欢吃点什么就用它来买点什么吃吧。但记住，就千万别让你的头儿见着了。小女孩开始变得慌乱不堪起来，她显然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她的脸涨得通红通红，眼中也变得泪花花的了，她只是机械、反复地说道：“不！不——不！”但手却死死牢牢紧紧地握住了那张百元面钞。她前后左右地环顾着，又向对面街角处的某个方向望了好几回，突然，她说了声（声音似乎也是带有一种尖叫的腔调）：“谢谢您，阿姨！……”便拔腿奔跑了起来。她也是朝马路的反方向跑去的，迅速穿过马路，逆过人流，跑进了对街的一条弄堂里，消失了踪影。
小女孩再没有出现。而整条马路，就像这件事压根儿就未曾发生过那样，同从前一样地，人来车往。一切湮没了，那么一条记忆的细节在浩涛的生活的海面上划过，沉下，而水面又迅速地合拢过来，让人无迹可寻。而母女俩继续走她们的归家路，并又重新进入了那种并肩却无言、各怀各心事的状态之中去了。
当她们一前一后地从宽阔的水磨石扶梯一路登上楼去，最后终于站到了自家的大门口前时，公寓之外的天色已经消失了一切黄昏的余韵而完全进入了彻底的夜的统治领域。公寓的走道里不见半个人影，周围静极了，静到连她俩登楼之后的粗重的呼吸声都能被她们自己听得清清楚楚。廊顶灯幽暗的光线从高处罩盖下来，在她俩的肩上和身上划出了一圈杏黄色的光晕。就在这一刻，湛玉蓦地进入了一种行为连续上的断层状态，她中断了所有的动作，仿佛她的思想体系在这一刹那间突然向它们切断了电源供应似的，她整个人站在了自家的大门前，愣了（这令在一旁的秀秀又有点惊讶）。而与此同一刻，兆正恰好从淮海路上的一家中药店的自动玻璃门间跨出步来。他在街上站定，辨别方向，他决定向西，继续向西。也此同一刻，我正好从上司徒拔道口转到山顶道上去。飒飒的山风从正前方向我吹过来，我紧了紧披在身上的那件薄薄的外套，之后，又朝远远山脚下的那一大片的璀灿的港岛夜景瞥了一眼，继续赶路。雨萍呢？雨萍仍躺在她的贵妃椅上，她感到颈脖有些酸痛，微微地翻侧了一下身体。客厅里漆黑一片，深沉得像一口不见底的井；而天花顶上的那种浅浅的灰白色高高远远的，恰似井口上方的一片褪了色的天空，雨萍是一只井底之蛙。
就这么个生命的瞬间，永恒在这里滞步了半拍。而湛玉终于举起了手来，按响了装置在家门口前的那只音乐门铃。
同是那个晚春的黄昏天
同是那个晚春的黄昏天：时空的另一个切面。
从香港回到上海的家中后，兆正和湛玉本来还不能算是太差的关系便开始莫名其妙地转坏。
人，是常会拥有一种第六感的（心理学家称之为“潜意识”）。你不一定会也不一定能
意识到它的存在，但它确实存在。而且，最有效最成功的人生耕作，往往又是凭借着这种第六感来完成的。
应该就是从君悦酒店那次下午茶起的头。当时不知是谁同谁说起了些什么之后，雨萍便再一次地提起了我常回上海去一事。而且，她说，我还老喜欢在上海一呆就是一长段时期。兆正无意之中计算了一下在这段时期内自己在生活和创作上的时间安排，似乎略有所悟。
他们便接着谈下去，谁也没有向对方表露点什么。在这样的一种社交场合，这样的音乐背景，这样的窗外景色，这样的咖啡桌上面对面的谈话，而且还是这样的一男一女，谈话的主题往往会变得十分散漫和随意。
雨萍说，掐指算来，她与我在香港度过的那段婚姻生活连头带尾也都快十五年啦。兆正便说，噢，是吗？——时间过得真快。雨萍又说，就某种标准来说，这段生活过得应该还算是可以的；一切没什么特别而言，又像是满足又像永远缺乏了点什么。
难道是因为他听到她说了这些话，或者说，类似于这么个意思的一些话的缘故吗？兆正想是的——至少有点关联。
兆正记得雨萍当时是接着他的那个有关生活的话头说下去的。她说，什么叫生活？生活不就是“活着”的另一种说法？她并没有说他们夫妻间究竟缺乏了些什么，但听此话的兆正的心中却很明了。就像小时候，识字还不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