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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兆正的思路也是经常会在这一种方面产生偏执与倾斜的，这个发现令我情绪振奋，心情也踏实了不少。
这都是在我对他的作品的仔细阅读和推敲之中体味到的一些飘飘忽忽的感觉，而且，连湛玉也都曾含含糊糊地提到过他的那些思路异常，“神经兮兮的，”她说。但我不以为然，我说：“兆正是个天份与禀赋都很高的作家，凡这么一个人，同时存在有某些异于常人的性格特征没有什么奇怪。”
但她只是笑笑，笑中有一丝冷冷的意味。
我又说：“他从来就是个孤独者，难道你不了解他？”
“孤独者？孤独的本身就是某种阴暗心理的投影。”
真的，这个世界不因为有了矗立与垒起才有了阴暗面的产生？原始的大片沙原上，一切都是平坦和光明磊落的。再说，没有投影的思想也不会有曝光上的层次感——这要看你从哪个方面来谈论这件事了。或者她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我于是只有用沉默来表示不再反对她些什么。
其实，我对兆正的赞辞以及辩护都是由衷的。湛玉呢？假如从来都没有对他肯定过的话，她又怎么会将她的整个人连同灵魂都给了他？在那个时代，她之所以会不顾一切爱上他的原因是她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她一个人才真正了解他。他需要她，他是因为她才不致于沦为一个彻底的遗世者的。她爱他，在当时是带点儿冲动以及自我奉献的性质的。
但她不知道，在这世上了解兆正的人还有我。我对他的了解与理解是与年龄和人生阅历同时递增的，而她对他的，恰恰相反。以致到了今天，我经常会扮演他俩关系拔河赛中的她的对立面。我说，当两个孤独者刚走到一起时，大家都会感到一种不约而同的充实和安慰和突然被人理解以及理解人的感动，甚至由此感动而引发出来的爱。但渐渐地，他们又各自孤独去了——没什么，因为孤独就是他们的本性。在我解析他俩关系时我常说一些诸如此类的边缘模糊含意隐晦之语。我又说，在我们年青时代的政治高压期，物质极端匮乏，但一样有某个疯狂的精神旋涡中心来供社会能量凝聚，来令人产生某种自我价值感的幻觉。到了今天，物质泛滥了，信仰却崩溃了，一切心灵都随波逐流在一条精神虚无症的河床中，大江东去。当年，能摆脱那种强大旋涡的向心力的与今天能跳出这种虚无潮流的是同一种人。这种人都是极少数，但这种人是成功者。因为历史需要的成功者永远也只是极少数。而这种人又命定会是脱离了那一大片的遗世孤独者。他们之中的有些人能坚持到生命的终点，有些则不能。他（她）们抵抗不了这种长期孤寂的痛苦，他（她）们会在不同的生命阶段不自觉地滑出那条既定轨道，滑入另一种更大众化，因而也是更热闹的生命模式中去。
不错，说这些话，我是有所指的，有时指他，有时指她，有时也不知是指谁——或者是指我自己。
但湛玉望着我，不语。
而且，我在说这些话时还会有一种强烈的投入感，仿佛这是一场戏剧，而我正进入到兆正的角色之中去代他思维，代他说话，代他在人生舞台上演出。我成了我自己和他共同的代言人。
我的这种奇特而不可思议的感觉一直可以追溯到三、四十年前。那时，我俩是同班同学，我坐这一行，他就坐在隔邻一行的后两排位。
他很少作声，不与人合群。他的成绩不好不坏，相貌也不俊不丑。同学们不太留意他的缘故可能是因为他不希望别人太留意他的缘故。大伙儿对他的突出记忆除了常迟到，被值日生没收了校徽与红领巾后溜进课堂的狼狈样之外，似乎再也找不出别的什么独特之处来了。
多少年之后，当他已成功为了一名出色的作家，并与她结合成了夫妻，老同学们在聚会之时，大家都不无感慨地谈起这一件事来。大家都说，他是真人不露相啊，然而，最“识货”的，仍还不是湛玉？
我想分辩，说，不！还有我呢。但想了想，还是作罢。因为，岂止“识货”，我简直感到，有时，我不就是他？他那两道压抑的眼光所包涵的思想，让我在一不小心接触到它们时便能产生心的不由自主的颤动和共振；而我自己的目光，会不会也以同一种的传递方式去到他的感觉中枢？这点我不知道。我平时嘻嘻哈哈，活跃而健谈，我成绩优秀受同学包围受老师赞许也受湛玉的青睐；而他，整日沉沉郁郁寡欢又寡言，但我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他在一切生活的细节上的留意和观察，我想，会不会我只是台前的他？而他则是在台后操控导演着我的另一个“我”？
我知道——我明白无误地知道，而且，也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他在追求湛玉，暗地里追求她，并且在与我使着腕力与手劲的暗地里追求她。一旦发现了这项秘密后的我的心情是复杂的：嫉意有时会被一种莫名的兴奋所替代所压制；我与他在生存位置上的某种神秘关联并非无迹可寻。她后来真的属于了他，他又写文章又当作家，我并不感到太惊奇，我觉得其中是藏着些必然性的。就像我与他的表妹会阴差阳错地结合，而且我也写诗——是那种制不住冲动地想写诗，（有时，命运可以有多重变奏，我从来就将经商看作是它的一个变奏。）会不会对于我俩说来，所有这些只不过是一种殊途同归的表象呢？
这些想法我都曾陆陆续续地表达过，是在我与湛玉作爱后，双双将手臂压在颈脖之下，眼望着天花板，用一种有一句没一句说一句停一句的方式说出来的。我说，或者有一天，一切又都会颠倒过来，但故事仍是同一个。
然而，我不明白为什么，她突然间便抽泣了起来，她将手臂复伸回暖烘烘的被窝中来，使劲地抱住了我。她的手和手指都冰冷，但躯体却滚烫得可怕，我感到它们都在颤抖。
1964：那条弄堂 那幢洋房
1964：那条弄堂，那幢洋房，那条带园把的阔扶梯
上午十时许，耀眼的阳光从红砖拱窗间射入房来，偶而有鸽群从窗口间弧飞而过。对马路的厂里正播放第三套工间体操的音乐，透过夹竹桃的叶影，能见到一排列队在人行道上的戴工作帽穿兰白大褂的工厂人员正作出大兜腰的伸展动作。
湛玉的那截玉颈与脚踝令他被强压了多少日子的想像力终于迈前了出格的一步是在二年之后。
那一年，我们这届学生初中毕业。兆正跟随一大班同学去湛玉家开小组会。湛玉是大队学习委员，班干部又兼语文课代表。别看兆正现在当上了著名作家，当年，可是她的作文屡屡被老师念出来，学校的壁报上抄出来，甚至有一次还在某市级的中学生征文比赛中得过一个奖。湛玉是全班，也是全校的光荣。当然，兆正自己的作文成绩也不俗，有好几次上过壁报不说，还曾在那份油印的《东虹文艺》上刊登过出来——对于当时在校的学生来说，这可是一桩不小的荣誉。但老师以及全班全级同学的注意力仍都聚焦在湛玉的身上。兆正最为她在初三年级时写的一篇作文所折服，语文老师将它当众朗读了出来，而且还朗读得抑扬顿挫。时间相隔这么久远，他的记忆也有些模糊之处，只记得它是一篇写鲁迅小说《祝福》读后感的文章。她的文章一开场便气势恢宏。她没去写人，去写祥林嫂如何在雪地里挣扎然后跌倒然后僵毙的详细过程，而是去写那根她支撑着挨家挨户去求乞的竹竿，晃晃悠悠的，终于倒下，搁在了一户院前的篱笆上。此时，大雪鹅毛片片，竹竿的顶端指向天空，指向被铅灰色的乌云沉沉压迫着的无边无际的天空，像是对那个人吃人的万恶的旧社会作出的指天的控诉！
他觉得她的描写精彩极了，很有一种木刻和版画的味道，很接近他读过的十八十九世纪的法国与俄罗斯小说上的插页所留给他的印象。他对她佩服得不得了，佩服得连将裁剪好了目光向她偷偷投去都觉得有些不合资格了。
又有一次，语文教师解释一个课文中遇到的成语：癞哈蟆想吃天鹅肉。他陡一听，便涨成了个大红脸。他不敢抬起头来，生怕老师看见他，更怕她偶而掉转头来向坐在后排的谁借一块橡皮或一枝铅笔什么的时候不要也将目光扫到了他。
从此之后，他更无故地躲避着点她，直到那一次。那一次他随一大群同学一块去班干部的她的家中开一个毕业班学生的“一颗红心几种准备”的思想交心会。她家住在离学校不远几条街之外的一条弄堂里。这是一条很宽畅的弄堂，包括两三幢红砖的法式老洋房以及几处栽种有夹竹桃和梧桐树的园子。他还记得有一家街道工厂什么的在街对面，咣当咣当的机床声一刻不停。一家卖南北干杂货的小店就毗邻弄堂进口处而开设。他后来向他父亲问起过这条弄堂，父亲回想了一会，说，大家都称这条弄堂为“外国弄堂”，是二次大战滞留上海的犹太人回国后留下的产业。也算是附近这一带的高尚的住宅段了，别看那几幢老洋房喔，父亲说，里面还住了蛮多几个有钱有面的人呢。再后来，兆正又专程去那里看过，杂货店不见了，工厂的部份建筑和附近的棚户屋都已拆除，弄堂也拓宽成了马路，并与外马路连接了起来。只是那几幢老洋房还在，夹竹桃还在，花园以及围墙也都在，且粉刷一新。霓虹灯光在房顶与围墙四周闪烁个不停，一幅气派堂皇的“皇朝海鲜城”的灯光招牌竖立在花园门口，两个著高叉锦缎旗袍的女郎一边一个，随时准备为打算进入海鲜城去吃饭的人拉开大门来。当然，这些都是三十五年以后的情景了。
当时的这条弄堂很安静，有些树荫，也有些绿草沿着墙角在悄悄地生长。沙砾地面上留有几条自行车驶过时的车辙。同学们嘻嘻闹闹地蜂拥进弄堂去，再蜂拥上她家的那条带有巨大球型把手的柚木阔扶梯。但兆正，始终留在了人群的最后。
湛玉站在扶梯的上端迎接一个又一个同学的到来，她刚洗过头，长长的发辫高盘在头顶上。可能因为是在自家屋里的缘故，她穿了件睡裤，赤脚拖一双拖鞋。这是一种透明硬塑料的露趾拖鞋，透过红色的刻塑花纹能隐约见到她肉白色的脚背，而她那几只裸露的脚趾像几粒可爱的小白虫，挤爬在拖鞋的前端。兆正是沿着扶梯一级一级走上去的，她睡裤的裤端、脚踝、拖鞋以及脚趾便一样样地进入到他的视野中来。但他绝想不到十年之后，那双白嫩的双脚会经常搁在他的双膝上，让他轻轻地抚摸。他用指尖从她的脚背脚趾脚底那么一路地溜滑过去，再脚底脚趾脚背地一路溜爬上来；那时候的她，一般都是在浴后，半坐半躺在一张三人沙发上。孩子和保姆都已经去睡了，客厅中只留下他们两个人。她用眼睛望着他，瞳人中透出一种极之柔和的光芒来。他笑着告诉她说，你知道吗？我第一次用目光偷偷抚摸过这双脚是在什么时候？是的，就那一次。
湛玉见到了那最后一个上楼来的他。她满脸都开放着灿烂的笑，甚至还有点儿意外的惊喜。她说，你也来了呀？怎么拖在最后一个呢？仿佛在暗示说，他才是他们一群之中最受她欢迎的一个。或者说她与他的关系不同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