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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或三浦友和型的亚裔名星而神魂颠倒时，她始终保持头脑清醒，也坚不为所动，她觉得自己是更意属西方风情的那种中国女人，假如让她有机会选择的话，她的选择一定会在李察基尔和汤姆·克鲁斯之间。
有时，中国的电视台也会全过程转播奥斯卡金像奖的颁奖大会的盛况，每逢有这种机会，她必不放过。那一派星光璀灿的场面一下子将她从十八、十九世纪的古典场面拉回到了现代。每次，她都不可自控地沉湎在了一个女人复杂而又激昂的想象里，她的那份从来就是过强了的自信心，这会儿又在她的心态的天空中高翔盘旋了起来。我只是没有机会认识他们之中的一个罢了；否则，她想，她也完全能拥有嫁给他或他的资格。她也应该一袭夜礼服一串珍珠链地出席这种光芒熠熠的场合，她会挽着他们其中一个人的手臂，得体大方。对着无数“嚓嚓”闪亮的相机镜头，她将展现她那迷人的脸蛋、身段、肤质和她的那份与生俱来的高贵气质；她不相信，她绝不相信，她就没有这份资格。而假如是这样的包装，这样的场合，这样的传媒，这样的地位，这样的一个他和她，她不也一样会引起全世界的轰动才怪呢！正因了这类想象，她有时甚至会对在电视或杂志上偶尔出来露一下面的那些巨星们的现妻、前妻或前前妻都怀上了一种叵测的、遥远的，几乎都有些不着边际的嫉恨；当那些庸男俗女的同事们正兴致勃勃地对他们或她们说三论四，发表着各自市井不堪的言论时，她往往会在别人的不留神间就已悄悄离场而去了。
如此的一个她，怎么会瞧得上眼那位由丑小鸭和三等电影明星演变而来的所谓“富婆”呢？当然不会！但这一次，情形似乎有点儿不同。湛玉不仅将那本《从》书与她所钟爱的大师们的经典名著并排而立在书柜里，还时不时地将它取出来，选章就节地再多读一遍。那一次，当她在自己的房中百无聊赖地翻阅那本《安娜·卡列尼娜》之先，她就是又读了一回《从》书的。她读着读着，就感觉心中有些烦躁郁闷和蠢蠢不安起来，这是她在阅读该书时常有的心情状态。她停下阅读，将书又插回书架上去。顺手，她将它边上的那本《安娜》取了下来，重新回到床边，躺下，翻阅了起来。就在这时，她听到门铃开始唱起了圣诞歌，安徽保姆的脚步声向着大门口走去。
是谁会在这个时候来呢？决不会是兆正又回来了，这点她可以肯定。这些日子来，他只是变得一次比一次地更盼望能找个什么机会和借口离开她，离家外出多呆几天。这回，他去的是太湖湖畔的“创作之家”。他说，是人家请他去的，全程接待，而他，也正好有去一个安静一些的环境写点东西的计划，云云。那一天，当他拎着一件简单的手提行李打算离家的时候，正是黄昏时分，湛玉刚下班回到家后不久。对方来接他的车已经到了，停在了公寓的大门外，等他。她站在客厅的中央位置上，望着他离去的模样。她感觉，他在转过脸来朝她笑一笑时的脸部表情复杂得有些难以言达：有担心有紧张有尴尬，但也混合了些歉意和内疚。然而更有一种压抑不住的轻松心情的流露，仿佛他正在摆脱一种是非之地对他的引力圈一般。就这样，他走了，才几天，他不可能马上就自觉自愿地再回到这圈地引力中来的。但，这又会是谁呢？她好奇地搁下书本，打开房门，探出了头去。
湛玉在我看到了她的一霎间也看到了我。而我，就这样从此走进了她的地心吸引圈中去。
后来，当她在平静和冷静下来的某个孤处独坐的夜晚，她也会将当时的那个生命的霎间再放慢了播放速度地重映一次，她会把当时自己的那种种感觉细节再找出来，回味、品尝、核实一遍，并做出一番定量和定性的分析。（有些，她后来告诉了我，甚至还做了些笔墨深
浓的心理描绘；有些，她只是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而有些，她则从未，也永远不会，向任何人透露，包括我。以下，我要说的恰恰就是那第三类中的“有些”——而我之所以能有如此做的理由权利和资格，因为在此一刻，我又站回到一个小说作者的立场上来了。我经常在这种小说的角色与小说的作者，我与“他”，“他”与我，他人眼中的我以及我眼中的我自己的立场之间转换、改变，其感觉虽然有点困惑和迷惘，但却趣味盎然。）她觉得她当时思想的第一反应是短路，是那种会激放出带蓝电光火花的思想短路。它们先是跳向了他（指兆正），接着又跳向了“他”（指我），然后，然后索性直接奔她（指那女星）而去了。事后，湛玉甚至还为此事感到有点惊奇，她不明白，原来人的思路也可以具备那种类光速的。
或者还因为有一点：在这之前的湛玉事实上已完全掌握了我在文学、生意两个人生层面上的发展。她甚至都了解到我近期以来频频回上海的行踪。她早已在心中将我称作为是一个“儒商”了。她觉得，她其实也没多做点什么，她只是重复了一切与她有着类似文化地位的人们所可能给我下的那同一个定义而已。而且，这个定义似乎是铁定的，是不容怀疑不容改变也不存在任何商榷余地的。这个定义在她将我与她自己的生存定位做出对比时，可以使她产生出一种朦胧的安全感来。她不太说得清这种安全感的实质是什么？反正在今后的相处中，她觉得她与我会各具生存的特色。至少相对于兆正的存在而言，这种安全感便不再是一种虚构的东西了。她强烈地敏感到：我的出现与介入能给她今后的生存光谱增加另一道色彩；这是一道暖光色，而她眼下的生命不就是因为太青紫、太寒色、太阴冷了吗？
接下来，她反而倒过来告诉我说，你现在在上海的厂开在哪里哪里——对吗？职工有多少多少——对吗？产品销往何地何处——也对吗？又说，每次回上海来我住的五星级的酒店通常是哪一家？酒店的日租金要多少？（她说到这一点时的表情有些夸张和激动）我觉得租金太贵，常如此花费也不划算，于是，便打算买一套侨汇公寓来久住，但就一直还没能找到一处合适的和满意的，等等，等等。我当然觉得十分诧异。是吗？是这样吗？她问。这都是谁告诉你的？我问——我自然会这样问的。湛玉神秘地笑了笑，说：是莉莉。莉莉的丈夫在香港曾是我生意上的合伙人，后来我回上海来发展，他们夫妻俩也来了，还在机场的出入境大堂里遇见过好多回，这点没错。但她说，原来莉莉也是她失散了几十年的童年时代的密友，这点我当然就无法知道了，再听下去，竟然发觉故事中还有故事。
还要补充一点：其实，当湛玉在对自己当时的感觉做出定量和定性化学分析时，她发现原来她还是在心底隐藏有一份暗暗的羞耻感的。是的，应该称作是羞耻感。不因为他，也不因为我，仍然是因为了那位女星。她痛骂自己说，你又怎么可以将自己去与这种人相提并论的？这种人？但这种是什么人？什么才是这种人？这种贱女人（！）她故意在心中将“贱女人”三个字说得相对地理直气壮，说得清清楚楚，说得明明白白，说得响响亮亮以及绝不带上半点含糊。她赋予了它一种正义性、批判性，一种似乎要镇压住某个魔瓶中的邪念不要在一不留神拔瓶塞的刹那间逸逃而出的煞肃性。然而，事实还是不容改变：她在第一时间念及的恰恰是那位“贱女人”。
那幢红砖的犹太老洋房
那幢红砖的犹太老洋房：记忆从那儿始端，也从那儿隐去
若干年后的那个街灯、车灯、人影缭乱的傍晚，湛玉坐在麦当劳餐厅圆环形落地窗边的那张座位上，沉思、迷惘、心不在焉。这种情形已经维持了有很长一段时间了。直到此一刻，她才突然变得有些果断起来。她将摆放在她面前的那只大口纸杯端起来，抽出吸管，摘去杯盖，动作表现得有些毅然，有些夸张，还有些义无反顾的意思。她下意识地朝杯中望了望
，杯底上还留剩着一层薄薄的乳白色的液体，却已完全凉了。她昂起头来，将这最后一口牛奶喝完。她想，一切不都已经这样了吗？那也只能这样了。
她是这样的一种女人：表面冷，内心却火热得很；她也是这样的一种女人：表面傲，内心有时也自卑得很；她又是这样的一种女人：不跨出这一步时也就一直不跨出去，一旦跨出了，也就无可救药地跨出了。她不明白，同时也永远不想去弄明白，究竟她跨这一步出去的真正意义何在——发泄？平衡？报复？还是真为了去满足一种长期被压抑在心中的冲动？
所谓女人是感性的动物，至少，这个定义于湛玉是相当适用的。
但她却完全理解影响她接触异性的全部障碍就是她的那分霜冷的自恃与自傲。但这是一副她与生俱来的面具，一旦戴上了，好像注定了要一世戴下去了，脱下了就不再会是她自己了似的；而戴惯了，连她自己都搞不清了，究竟这是一种伪装呢，还是真实——或者所谓真实就是坚持了一世的伪装？女人到了这个年龄，是会经常不由自主地在心中对她在生活中遇到的各种男性做出评判的。起先，一个男人对她是否会构成某种吸引力的标准很苛刻：外表，地位，学识，人品，还要不乏幽默感。但渐渐地，她感觉到，所有这些标准似乎都在向一条准则归拢过去。她问自己：这是什么？后来，她肯定地说：这是钱。她向自己解释说，作为一个女人，你不一定要用上他的钱，但在如今的社会里，惟钱，才是一个男人的人生最综合也是最具说服力的成败指数——难道不是吗？她又即时向自己追出这么一句反问来，因为她希望为自己找出个理由来反驳她自己。但她找不到，于是，她便可以十分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个结论了。
对于钱，应该说，湛玉从来就是在心底暗藏有一份敏感的，这极可能是源自于她父亲的那份基因遗传。其实，在半个世纪之前的上海，钱已毫无疑问地具有它在今日里拥有的那种地位了。但后来，不知怎么地，钱一批再批地给批臭了。人们似乎宁愿清贫而匮乏地生活在一种高调的理想之中，一个比一个装扮得更虔诚。而钱的本身就臭了，臭成了某种庸俗人生和低级趣味的代名词。在暗地里，尽管人人仍在偷挪着它，但明里，大家都得躲着点它，生怕沾着了什么腥气和臭味。而那些曾赚到过钱和拥有了钱的人都好像是犯了罪似的，在别人面前都抬不起头来了。他们成了另类人，社会赠送了很多顶帽子给他们，诸如吸血鬼、剥削阶级、寄生虫等等。在湛玉童年遥远的记忆里，她始终就对她父母间的那种奇特而隐晦的关系保持着一种戒备心态，同时也时不时地夹杂着点惶恐感。这自然不是她一个小女孩所能够明了的关系，但那时的她已能朦朦胧胧地领悟到：很多时候，这都是围绕钱这一主题或由钱所引发的其他相关主题而起的。
湛玉的父亲大她母亲近二十岁。父亲读书很少，但他聪明、勤奋、好学，他是那种从十来岁便开始给人当学徒，从此便一边小心伺候着师傅一边认真学习技术的人。他省吃俭用，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地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