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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后文字、后后后的今天，寻找一个不战而逃的自由后门，诱发着所有没出息的国家、没志气的民族、没节操的知识分子的渴望。博埃默以其宏赡的文本分析和颇富穿透力的梳理焊接，似乎隐隐启示出这样一幅图景：驾模仿之舟，达解放之岸。
不论在种族革命还是在社会革命的巅峰期，“不自由，毋宁死”都是一句最使人热血沸腾的口号——女权主义之所以迟迟不能胜利，大概就因为不曾喊出“不女权，毋宁死”。然而作为统治者代表的罗斯金却在1870年的就职演说中斩钉截铁地宣布：“不统治，毋宁死。”因为“命运之神已经降临，这是一个民族所能接受或拒绝的最崇高的命运。”统治与被统治就是这样一场生死搏斗。不要看英语国家大义凛然地痛斥纳粹法西斯时那副装腔作势的模样，英语国家所残害和凌辱的生灵，比起纳粹来，只多不少。区别只在于英语国家更机智、更伪善、更怀柔。英语国家最终控制了这个星球的每一棵小草和每一粒脑细胞，并不是依靠王八盒子万人坑或者毒气室集中营，而是依靠文本。殖民主义最成功之处就是把自身完全演变为一种文本运作，这种文本运作的结果使得殖民者可以酣然高卧甚至打道回府而殖民地依然跳不出他的掌心。战后如火如荼的民族独立浪潮在一定意义上解放的不是被统治者，而是统治者酸痛的双臂。“后殖民地”也即所谓“前殖民地”对殖民者的依赖不但未见减少反而更加发自肺腑。就连台湾也有为数不少的人因为痛恨国民党的专制腐败而真诚怀念日据时代。此中的奥秘在于，殖民统治是跨地域跨种族的收集信息和行使权力的行为，而书写恰恰是完成这一使命的最有效的工具。
对于殖民者来说，殖民主义文本支撑了他们本已乏味衰朽的生存。那些历险记使他们相信自己的勇气，那些奇闻异俗激发了他们思想的胃口，殖民者的自我在殖民文本中进行着多向度的膨胀扩张，他们的生命由此获得了鲜活的期盼。在殖民主义的文本中，殖民者一步步走上神坛，他们开发、保护，他们施恩、拯救，他们是正义和良知的化身，他们永远不可战胜，他们即使忏悔，也显得异常高尚，使受众热泪滚滚。殖民主义文本坚定了殖民者的优越感和使命感，他们满怀真挚的理想，去采集殖民地的生物标本，去测量非洲少女的乳房和中国女人的小脚，去剥下敦煌的壁画，去运走孟加拉的佛像，去把“民主”和“科学”传销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与殖民主义相对抗的“民族主义”，从一开始就是殖民主义的副产品。民族主义的思想策略与殖民主义虽然方向不同，但结构一致。民族主义所张扬的本土历史，种族宗教和传统文化，恰恰成为殖民主义合理性、优越性的扎实注脚。民族主义的最高纲领就是按照殖民主义的价值标准赶超殖民者。如博埃默所说：“从殖民者那里继承下来的文学程式和文学话语被挪用、转用、调离中心、杂交混合。”当欧式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在东方成为文学的中心类型后，欧洲人放心地撤走了总督和驻军，因为离开殖民主义的描述世界的方式，东方人已经根本找不到第二种生存。
民族主义在战后终于发现了自己的两难困境，即越是实现自我便越是迷失自我。最优秀的民族主义学者一般都要操两套以上差别很大的语言，这导致他们拥有两套以上的修辞体系和思维模式。民族主义作家逐渐采用了殖民主义的文类范畴，如冒险故事，拯救故事，忏悔故事等。其中的一部分作品在殖民主义的厅堂里获得了席位，如果他们附带有较多的“本土情结”，那就会得分更高。原型批评和结构主义批评方法的出现，并没有改变西方思维模式的中心地位，相反，它使西方模式更坚信可以通过永恒的自我复制存在下去。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通过现代主义表现出来的西方自身的变革焦虑，到了战后，却借助民族主义的崛起而涣然冰释。西方现在所面临的真正危机是，作为“他者”而存在的东方正像日益加速绝种的生物一样急剧萎缩，全世界都将变成西方，如南迪（AshisNandy）所云，西方“到处都是，不仅在西方内部，而且也在它的外部：在结构之中，在思想之中。”西方将会由于失去了整容的镜子而不得不进入自己的风烛残年。
民族主义的历程是充满佯谬和辛酸的。他们终将发现，不论本土化还是世界化，都是一场幻梦。独立与革命，都是一次愉快或痛快的自我丧失。但是民族主义在与殖民主义同归于尽的过程中，却在最后一刻发现了一抹再生的曙光，那就是殖民主义毁灭的是真正的自我，而民族主义毁灭的是一个模仿体，是一个假我，或者说，毁灭的是一个文本。文本的毁灭只是一种世界排列组合方式的毁灭，世界有可能依靠其他的排列组合方式再生。用革命乐观主义的豪言壮语，可以表达为：“被压迫者失去的只是文本，他们得到的将是另一个新世界。”
然而，由模仿而解放毕竟只是一个假设。模仿所具有的颠覆性业已为文学史和文化史所证明，但颠覆之后是不是解放则未可知。纯粹由模仿构成的文本想必是不存在的，后殖民文本所具有的那些原创性的因素往往被后殖民批评所忽略。博埃默意识到自己的著作本身“就带有一种帝国的味道”，他似乎比较乐观看到后殖民写作的成熟，这不禁使人又凭添了一道疑虑：倘若解放本身也是模仿的，人类将何处逃逸？
或许模仿本身便是解放。艺术的本质，人性的本质，本来就是模仿。
（本文不仅是一篇书评啊）
记得那人同坐
登上南航的CZ6220航班，夹在红男绿女大包小裹的队伍里往前走，忽然身后的空姐叫住我，把我安排到了头等舱。我以前也坐过头等舱，但都持的是头等票。今天居然持普通票而享受头等舱，心中顿生腐败之感，不禁惴惴焉。想起赫鲁晓夫母亲的一句话：“儿呀，这克里姆林宫的生活好是好，可共产党要是打回来，咱可咋办哪？”
抛下了领导和同事，独自坐到头等舱，三位空姐便轮流前来嘘寒问暖，格外垂青。原来该机组竟然都是我的粉丝，我一进机舱便被认出，机长遂命令将我隔离起来，单独囚禁也。
起飞后，自然免不了为各位空中天使签名，不过餐饮都给了我双份。我其实一份就饱了，但想起头天课上讲的鲁迅《在酒楼上》，吕纬甫为了不让阿顺姑娘失望，硬是灌下了足够自己吃一天的一大碗荞麦粉，我也就不枉人家的心意，把两份都吃了。个子高高的空姐问：“孔老师再来份儿米饭吧，牛肉的。”我连忙作揖：“饱了，饱了，真的不要了。”眼睛亮亮的那个空姐说：“我和我老公都喜欢读你的书，也喜欢看你的讲座。我们机长一会要来找你请教呢。”
大约飞了一半，机长来了，是个活泼的小伙子。我们谈了些大学和读书方面的事。飞机要下降时，他很有责任感地站起来，回到驾驶舱去了。
我在韩国的时候得知，飞机在头等舱不满员的情况下，机组可以安排普通乘客移坐过去。但今天对我的优待，显然是因为他们发自真心对我的喜欢。我从小就是“名人”，在我所生活的每一个圈子中，都受人瞩目，时间长了就煮得麻木了。但近年来此类情况的出现，使我暗自悚然，我隐隐觉得受之有愧。我真值得这般厚待吗？我想起博客上一位朋友批评我的话：因为你是孔庆东，所以你就不能发火！我当时心理上并不接受，凭什么我孔庆东就不能我行我素地活着？但此时此刻，我理解那位朋友的心情了。他，还有跟他一样态度的朋友们，并不是对我苛刻，而是真心对我寄予了某些希望。我如果坚持不从普通舱移到头等舱，那未免多少有些装蒜，他们并不因为我赖在普通舱就把我混同于其他乘客，除非他们没有认出我。我必须承认我现在不完全是“我”，而是那个似我非我的“孔庆东”了。说句矫情的话：我恨“孔庆东”。
然而我却真的愿意坐普通舱，正如我喜欢骑自行车，喜欢坐公交车，喜欢吃小饭馆。我特别喜欢我们哈尔滨的美女穿着几万元的水貂皮草，提溜着蒜茄子去挤公共汽车。我上大学时就宁住十人的宿舍而不住六人的，后来有了跟留学生同住双人间的机会也放弃了。我太愿意坐在三教九流的兄弟姐妹之中了，感觉那真叫“如坐春风”。用东北话说：“一块堆儿坐吧，装啥王八犊子啊。”
随手翻翻空中杂志，恰看到苏轼写的《点绛唇》：“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苏老大似乎不喜欢跟人同坐，但我喜欢。那么我愿意与谁同坐呢？金农有首题画词曰：“记得那人同坐，纤手剥莲蓬。”好美的意境。我也曾有过那样同坐的人——当然不只是纤手，粗细胖瘦黑白的都有。但是一个个都渐行渐远了。我最要好的兄弟——高三八时代的同桌肖麟，已经鹤归千日了。正应了我大学时写的诗：“当年满座风流子，几许明宵共泛舟？”如今，欲与三五老友月下同坐，已经是十分奢侈的事了。怪不得我那么喜欢到小饭馆里吃拉面、吃凉粉、吃肉串，原来我是要与他们同坐——与那些粗声大气的民工、蓬头垢面的民妇，我从他们的欢笑打闹中看见了我的朋友，我由此知道我切实地活在人间。
怀着这样的思绪走在冰城的街头，竟然又多次被行人认出。东北人真是直率，有的脸对脸逼上来问：“我昨天看你跟窦文涛在电视上啊，怎么一下跑这儿来啦？你，你是你吗？”
我忘了带墨镜，便俯首钻进一条胡同。不料一声责问扑面袭来：“你还要往哪儿走啊！”抬头一看，竟然是高中同学潘冰——现在是锦绣电子的潘总。便到她的办公室同坐了一会儿，拿了上次聚会的合影。聊起她当年的同桌魏乃清——我给取的外号“为爱情”，还有白泉、王军等。潘冰说找到郭伟啦，还说赵晓明从加拿大回来，戴个绒线帽，模样几乎一点没变。可惜我不能多坐，一连串要办的事情等着我。告别了开始发福的潘冰，想起20多年前她像个小瓷娃娃似的，现在孩子已经跟我们当年一般大了。
到哈尔滨是路过，只有几个小时的自由空闲。给几位旧雨打电话，不是空号就是关机。王老善办公室没人，手机说是空号。老倪更绝，全国百强城市里大概只剩他一个还使用呼机，人家寻呼台为他一个人还得开着。于是，想跟老朋友同坐片时的愿望只好取消了。
在街头买了份号称中国比萨的“乡巴佬烧饼”，挤着买的人很多，哈尔滨人喜欢扎堆儿。烧饼确实风味独特，软脆酥香。边走边吃，一面想着从小到大曾经同坐过的亲人、邻居、老师、同学、朋友、恋人……几句词漾漾地涌上心来：“记得小苹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几声彩铃打断了我的迷思，低头一看短信：“干啥呢？土老冒。”一片霓虹灯突然亮起，乃发现烧饼已经吃完了。我轻轻地舔一舔双唇，不留下一粒芝麻。
袅悄地俺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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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3月16日星期四农历丙戌年二月十七晴
今天超忙，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