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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怎么行？”鲁萨诺夫十分惊讶。
“没关系，我能适应的！只要伏特加渗得进去就行！”
“您可真是想得开，挺得往！”
“亲爱的邻居，”恰雷点点头，他那目光率直的眼睛和有点发红的大鼻子显得很和气。“要是不想见阎王，就不应该心情沮丧。病最好少说，少说少烦恼。我劝你也想开点！”
这时正好艾哈迈占拿来了一块胶合板。他们把胶合板放在鲁萨诺夫和恰雷的床铺之间，还挺好，稳稳当当。
“这才有点文化娱乐，”艾哈迈占十分高兴。
“把灯打开！”恰雷发布命令。
灯打开了。气氛变得更加愉快。
“还缺一个人，谁来？”
第四个人似乎还物色不到。
“没关系，您先就那么给我们讲好了。”鲁萨诺夫兴致很高。瞧，他坐在那里，像个健康人似的，两腿垂到地板上。脑袋转动时，颈部的疼痛比以前轻多了。胶合板不过是块胶合板罢了，可是在他看来，简直就是一张小小的牌桌，被天花板上射下来的欢快的强光照亮。红黑花色在纸牌光滑的白色衬底上显得十分清晰醒目。也许，的确应当像恰雷那样对待疾病，说不定那样一来疾病当真会自然而然地好转？干吗要哭丧着脸呢？干吗要老是往坏处想呢？
“那就讲吧，还等什么呢？”艾哈迈占催促道。
“好吧，”恰雷以放电影胶片的速度使全副纸牌从自己那有把握的手指中间过了一遍：不需要的剔到一边，需要的留下。“要用的牌是从95gA。花色的顺序是：梅花、方块、红心和黑桃。”他把每一种花色都叫艾哈迈占看一看。“懂了吗？”
“是的，懂了！”艾哈迈占十分满意地回答说。
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把选出来的牌时而弄弯弹响，时而稍稍一洗，继续讲解：
“每人分到手5张牌，其余的放在中央。现在要弄清楚牌的大小和顺序。组合是这样进行的：对子。”他给看了看。“两副对子。顺子——也就是5张牌依次相连。像这样就是。或者这样也是。接下来便是3张同点。再就是富尔……”
“谁是恰雷？”有人在门口问。
“我是恰雷！”
“到楼下去吧，您妻子来了！”
“带没带提兜，您没看见吗？……好吧，弟兄们，暂停。”
他精力充沛、无忧无虑地向门口走去。
病房里静了下来。电灯像晚上一样亮着。艾哈迈占回到了自己床上。内利妞很快就洒了一地的水，大伙都得抬起腿把脚搁到床上。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也躺了下来。他总是感觉到那只猫头鹰从角落里投过来的目光——带着指责似的从侧面死死地压迫着他的头部。为了减轻这种压迫，他问：
“您呢，同志，是什么病？”
但是，那个阴郁老头甚至没有迎着问话的人做出任何有礼貌的表示，仿佛那不是在问他。他那泛红的钱褐色的圆眼睛似乎是从鲁萨诺夫的脑袋旁边望了过去。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没等他回答，就开始逐张查看手中那光滑的纸牌。就在这时他听到低沉的声音：
“同样的东西。”
跟什么是“同样的东西”？愚昧无知…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现在不再看他了，只顾仰卧在床上，就那么躺着寻思。
恰雷的到来和玩纸牌的事使他分了心，本来他在等报纸。今天这个日子太令人难忘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有特殊意义的日子，根据报纸可以对未来做很多预测。而国家的未来也就是你个人的未来。报纸会不会整个版面都加上黑框？还是只加在头一版上？照片占通栏还是占四分之一的版面？标题和社论会用什么样的措辞？自从2月份撤换了一大批人以后，这一切就格外意义重大。要是像平时那样上班，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倒是可以从别人那里获得一些消息，可是在这里，消息的推一来源就是报纸。
内利妞在床与床之间挤来挤去，任何一条通道都容纳不下她。但她擦洗得很快，瞧她快收尾了，马上就会把横贯整个病房的那条通道擦完。
瓦季姆照完了爱克斯光回来，就沿着这条通道走进病房，他小心翼翼地挪动着那条病腿，面部不时由于疼痛而受到牵动。
他随身带着报纸。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向他招手：
“瓦季姆！到这儿来坐一会儿。”
瓦季姆停住脚步，踌躇了一下，随后拐进鲁萨诺夫床边的那个通道，坐下来时两手稍稍提着那条裤腿儿，免得擦到痛处。
看得出报纸已被瓦季姆打开过，现在折得跟刚到时不一样。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一接到报纸，马上就发现版面的四周没有黑框，第一版上也没有照片。他急忙往下翻，仔细察看，报纸飒飒响，但是直翻到最后一版，哪儿也没找到照片、黑框或大的标题，似乎根本没有什么文章？！
“没有？什么也没有？”他问瓦季姆，可是不敢说出究竟没有的是什么。
他跟瓦季姆素昧平生。虽然瓦季姆也是个党员，但是还太年轻，也不是领导干部，而只是一个方面的专业工作者。很难想像他头脑里可能装些什么。不过有一次他倒使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十分放心：病房里在谈论一些民族被集遣的事，瓦季姆从他的地质学书本上抬起头来，朝鲁萨诺夫看看，耸了耸肩膀，悄声对他一个人说：“那就意味着，总是有点问题。在我们国家，不会无缘无故让人流迁。”
就是通过这句正确的话，可以看出瓦季姆的聪明和思想上的坚定。
看来，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没有看错人！此时他无须向瓦季姆解释自己指的是什么，瓦季姆本人已经先找过了。他还把鲁萨诺夫由于激动而没有留意的一篇底栏文章指给他看。
这是一篇普普通通的底栏文章。一点也不引人注意。没有任何照片。只不过是科学院院士写的一篇文章。而且，不是为逝世两周年而写的纪念文章。没提全民的悲痛！没提他“活着并将永世长存”！而是关于“斯大林和共产主义建设的若干问题”。
难道仅此而已？难道只是“若干问题”？仅仅是这些问题？建设方面的问题？为什么要谈到建设？这样也可以写有关防护林带方面的文章9赫赫战功哪里去了？哲学天才在哪儿？科学泰斗哪里去了？全民敬爱何以不提？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皱紧了额头，怀着痛苦的心情透过眼镜望着瓦季姆那黝黑的面孔。
“这怎么可能呢？…，”他谨慎地扭过头去看看背后的科斯托格洛托夫。看来，科斯托格洛托夫是睡着了：眼睛闭着，头还是那么倒垂着。“两个月以前——才两个月，可不是吗？——您该记得，是诞生75周年！一切都还按过去那样：巨幅照片！大字标题——《伟大的继承者》。可不是吗？……啊？……”
不，甚至不是危险，不是由此而产生的威胁到还活着的人们的那种危险，而是忘恩！忘恩——这才是此刻最使鲁萨诺夫痛心的事情，仿佛他自己的个人功绩、他自己的无可非议的品德被唾弃、被否定了。既然震撼世纪的光荣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被啃啮殆尽，既然最最敬爱的、最最英明的、你所有的顶头上司以及上司的上司都得服从的那个人，在24个月之内就被推倒了，被压在底下，那还有什么指望？还有什么靠得住？在这种情况下怎能恢复健康？
“是这么回事，”瓦季姆说得很轻，“形式上前不久颁布过一项规定，不纪念逝世日，只纪念诞辰日。但是从文章本身来看，毫无疑问…”
他怏怏不乐地摇摇头。
他似乎也有一种委屈的感受。首先是为死去的父亲不平。他记得父亲是多么热爱斯大林！——不消说，超过对他自己的爱（父亲从来不为自己谋求什么）。也超过对列宁的爱。而且无疑超过对妻子和儿子的爱。提起家庭时他可以心平气和、谈笑风生，可是，提起斯大林时他却从来不是这样，他的声音都会发抖。斯大林的像，一张挂在父亲书房里，一张挂在吃饭间里，还有一张挂在孩子房间里。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始终看到墙上那两道浓眉、那浓密的胡髯、那庄重的面容，这面容似乎永远与恐惧和轻浮的欢乐无缘，其全部感情都压缩在一双黑眼睛的丝绒般的光泽中。还有，斯大林发表的每一次讲话，父亲都总是自己先从头到尾读过，然后选几段念给孩子们听，给他们讲解：这里，思想是多么深刻，阐述得多么精辟，而且，用的是多么纯正的俄语。后来，父亲已经去世，瓦季姆也长大了，他才开始感到那些讲话的语言似乎淡而无味，而思想一点也不凝练，倒是可以用简短得多的方式表达，像原先那样的篇幅本来是可以包含更多的思想的。他心中那么想，嘴上却怎么也不会说。他觉得，口头上还是以表达从小养成的崇敬之情较为合乎道理。
伟人逝世的那一天，瓦季姆还记忆犹新。老年人、青年人。孩子们都哭了。姑娘们号啕大哭，小伙子们默默地抹着眼泪。从泪水汇成的这片汪洋大海来看，似乎不是死了一个人，而是整个宇宙裂开了一道缝隙。给人的感觉是，纵使人类能熬过这一天，继续存在的日子也不会太久。
可是到了两周年的时候，连表示悼念的黑框也没有花费油墨印上。甚至找不到这样一句普通的温暖的话：“两年前与世长辞……”而上次大战中无数战士正是喊着那个人的名字冲锋陷阵，作为他们说完人生的最后一句话而倒下的。
倒不是仅仅由于瓦季姆从小受到了那样的教育（习惯他能够改变），而是全部理智要求他考虑，对这位死去的伟人应当表示敬意。那伟人是光明的化身，他放射的光辉让人确信明天不会脱离先前的轨道。他提高了科学的地位，提高了学者的地位，把他们从工资、住房等琐事中解放了出来。科学本身也要求他的稳定性、他的一贯性：即使明天也不要出现任何动荡，不要迫使学者们分散精力，脱离他们那最有贡献。最有意义的工作，而去处理社会结构方面的一些纷争，去教育低能儿，去说服笨蛋。
瓦季姆心情忧郁地拖着自己的那条病腿回到床位上去。
这时恰雷高高兴兴地回来了，带着一提兜吃的东西。他把各种食品—一放进自己的床头柜里，那床头柜是放在另一边，不是放在靠鲁萨诺夫这边的通道头上，他一边放一边谦和地笑着说：
“趁胃还没切除的这最后几天能吃就吃！要不，往后光剩下肠子，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鲁萨诺夫真是无限羡慕恰雷：这才是乐观主义者！这才是好样的！
“醋渍番茄……”恰雷继续在往床头柜里放食品。他用手指直接从瓶子里捞出一只来吞了下去，眯缝着眼睛说：“啊，真棒！……
嘿，还有小牛肉。煎得多嫩，一点也不干硬。”他碰了碰，舔舔指头。“好一双女人的巧手！”
“这么说，您无疑是本地人，’他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说。
“不，我不是本地人。我只是经常到这里来出差。”
“那就是说，您爱人在本地？”
但这话恰雷没听过去，他把空提兜拿走了。
回来后，他打开床头柜，眯缝起眼睛往里面瞧了瞧，又吞下一只番茄，接着就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