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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去了？”
“她呆在一个好地方，叶连娜·费奥多罗夫娜，您放心好了！”鲁萨诺夫回答说，但头并没转向她。
“究竟在哪儿呢？”
“在儿童收容所。”
“在哪个儿童收容所？”她并不是审问他，不过声音听起来是十分忧郁的。
“这我倒是真的不知道。”他的确想告诉她，可是自己也不知道，因为不是他亲自送去的，况且从那儿又有可能转送到别处去。
“是不是还用我的姓呢？”她在他肩后提问，声音听起来可说是温柔的。
“不是，”鲁萨诺夫流露出同情。“有过那种规定：必须换一个姓。与我毫无关系，是那样规定的。”
他躺在那儿回想，当初他对叶利昌斯基夫妇甚至可说是有过好感。他跟他们没有任何冤仇。如果说他不得不告那老头儿的密，纯粹是由于丘赫年科要求他那样做，因为叶利昌斯基碍丘赫年科的事。老头入狱以后，鲁萨诺夫出于真心照顾他的妻子和女儿，就在叶利昌斯卡妞意识到自己即将被捕的时候，她把女儿托付给鲁萨诺夫了。至于后来怎么会弄得他还写了告发她的信，他记不起来了。
现在，他从地上回过头去，想看她一眼，可是她已不在那儿，连影子也没有（她不是死了吗，怎么会在这儿呢？），可就在这时，他的脖子，右侧里面，感到强烈的刺痛。于是，他把头放平，继续趴着。他需要休息一下，他太累了，从来没这么疲劳过！浑身酸痛。
他好像躺在煤矿的一条坑道里，但他的眼睛已经习惯于黑暗，发现身旁地上有一架电话，上面洒了一些无烟煤的碎屑。这可使他极为惊讶——这里怎么会有市内的电话机？莫非它真的能与城里挂通？要是这样，就可以打电话叫人给他送点喝的来了。当然，来人把他送到医院里去就更好。
他摘下听筒，可是听到的不是拨号音，而是既爽朗又干脆的声音：
“是鲁萨诺夫同志吗？”
“是，我就是，”鲁萨诺夫马上振作了起来（他似乎一下子就感觉到，这声音来自上面，而不是下边）。
“请到最高法院来一趟。”
“最高法院？是！马上就来！好的！”他已准备把听筒搁好，突然想起来了：“对不起，是到哪个最高法院——旧的还是新的？”
“新的，”对方冷冷地回答。“快点来。’宁是电话挂断了。
他想起了有关法院人事更动的一切！骂自己不该主动拿起了听筒。马图列维奇不见了……克洛波夫不见了…还有贝利亚也不见了！唉，这世道！
既然叫去，那就得去。他本来是没有力气爬起来的，但因为要他去，那他就不得不起来。他四肢用力，身子稍稍抬起了一点，又趴倒了，像一只尚未学会走路的牛犊。诚然，他们没给他规定具体的时间，但是说了“快点来”！他终于扶住坑道壁，站了起来。就这样，他迈着虚弱无力的两腿，晃晃悠悠地往前走，手始终扶着坑道壁。不知为什么脖子右侧又疼了起来。
他一边走一边想：难道真的要审判我？难道会这么残酷无情：事隔那么多年还要审判我？唉，这次法院的大换班！不会有什么好兆头！
有什么办法呢，尽管他对最高司法机关十分尊重，出于无奈，也只得在那里为自己辩护。他是敢于为自己辩护的！
他会对他们这样说：判决不是我作出的！审问也不是我主持的！我只不过提供了一些有关嫌疑的信息。如果我在公共厕所发现报纸的残片上有被撕毁的领袖像，我有责任把这残片送到有关部门去，并提供信息。而摆在侦察部门面前的任务，就是要调查核实！也许这是偶然的，也许这不是那么回事。侦察的目的就是为了查清事实！而我只不过是履行了普通的公民职责。
他会对他们这样说：所有这些年头里，重要的事情是整顿社会！从思想上整顿！这就非把社会加以净化不可。而要净化社会就缺少不了那些不嫌胜的人。
这些理由在他心中越翻腾，他就越感到怒火中烧，而且越想尽快倾吐出来。这时他甚至希望快点走到，快点被叫去，他可以冲着他们理直气壮地说：
“不是我一个人这样做过！你们为什么偏偏审问我？这事谁没参与？要是没提供过帮助，怎么竟保住了自己的职位？！……
古宗？他岂不自己吃了官司！”
他处在一种十分紧张的状态，仿佛已经大喊大叫了一通，但随即发现自己根本没喊，只是喉咙肿胀了起来。而且疼痛。
他似乎已不在坑道里，而是就在走廊里走，有人在后面叫他：
“帕什卡！你怎么啦，病了吗？怎么连步子也迈不动了？”
他打起了精神，走路似乎也像一个健康人了。他回过头去，看谁在叫他，原来是兹韦涅克，身穿突击队制服，腰束武装带。
“你到哪儿去，扬兹韦提克？”帕维尔问道，同时感到惊奇：为什么他如此年轻。就是说，当年他是很年轻的，可是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了多少个年头？
“能到哪儿去呢？还不是跟你一样，到调查委员会去。”
“什么调查委员会？”帕维尔在想。他好像是被叫到另一个地方去的，但怎么也想不起究竟是什么地方。
他跟上兹韦涅克的步伐，和他一起走得很快，精神抖擞，朝气勃勃。他感到自己还不满20岁，是个单身小伙子。
他们经过一个很大的办公厅，里面有许多办公桌，坐在那里办公的是一些知识分子，其中有打着领带的老会计，蓄着神甫式的大胡须；有翻领钮绊上别着铆头徽章的工程师；有贵妇式的老女人；有浓妆艳抹、裙子短到膝盖以上的妙龄女郎打字员。他和兹韦提克清晰地踏着4只靴子的脚步一走进去，所有这30来个人就都把股转向他们，有的微微欠身，有的坐着哈腰，大家都目送着他们，每一个人脸上都神色惶惶，而帕维尔和扬兹韦涅克却十分得葛。
他们走进隔壁的房间，跟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握手问好，然后坐在桌旁，文件夹则放在红色台布上。
“那就放人进来吧！”主席文卡吩咐道。
开始放人了。第一个进来的是冲压车间的格鲁莎阿姨。
“格鲁莎阿姨，你到这儿来干什么？”文卡感到奇怪。“我们是在清洗机构，而你来做什么？怎么，你是钻进机构里的吗？”
大家都笑了起来。
“唉，不是这么回事，”格鲁莎阿姨并不着急。“我有个女儿还没长大，得把她安置到幼儿园里去，行吗？”
“好吧，格鲁莎阿姨！’加维尔大声说。“你写个报告，我们来设法安置。你的女儿，我们一定会安置的！可现在你别干扰，我们马上就要清洗知识分子了！”
他伸手去取玻璃瓶，想倒点水喝，可是瓶子是空的。这时，他向邻座的人点点头，示意他把桌子另一头的玻璃瓶递过来。瓶子递了过来，但那也是空的。
他口渴难忍，喉头像着了火似的。
“喝水！”他请求道。“喝水！”
“马上就来，”汉加尔特医生说。‘喝上就会给您送水来。”
鲁萨诺夫睁开了眼睛。她坐在他身边的床上。
“我床头柜里有糖渍水果，’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声音微弱地说。他浑身发冷、关节疼，脑袋里略略地敲个不停。
“好吧，我们这就给您倒糖渍水果，”汉加尔特的两片薄薄的嘴唇露出了微笑。她亲自打开了床头柜，取出一瓶糖渍水果和一只玻璃杯。
窗外想必洋溢着夕阳的光辉。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斜着眼睛在看汉加尔特倒糖渍水果，提防她偷偷撒进毒药什么的。
酸甜的糖渍水果沁人心脾。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躺在枕头上从汉加尔特手中把一杯都慢慢吃了下去。
“今天我觉得很不舒服。”他诉说道。
“还算不错，您顶过来了，”汉加尔特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只不过因为我们给您加大了剂量。”
新的疑虑刺痛了鲁萨诺夫。
“怎么，每一次你们都要加大剂量吗？”
“以后每次就打这么多。您会习惯的，习惯了以后就不那么难受了。”
然而，颌下的肿瘤依然像个蛤蟆似的趴在那里。
“那么最高法…”他欲问又止。
他已经闹糊涂了，分不清什么是梦吧，什么是真话。
第十七章 伊塞克湖草根
对鲁萨诺夫接受全剂量的反应如何，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不放心，所以一天去看了他好几次，就连下班之后也没有马上就走。如果按排定的顺序由奥林皮阿达·弗拉季斯拉沃夫娜值班的话，她就用不着去那么多次了，可是奥林皮阿达还是被调去参加工会司库的学习班，今天替换她的是图尔贡值班，而图尔贡这个人是很不可靠的。
鲁萨诺夫接受注射之后很不好受，但还没到忍受不了的限度。打过针之后就让他服了安眠药，他虽然没有醒过，但老是翻身、扭动和呻吟。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每次都要停留一会儿，对他进行观察，听听他脉搏的跳动。他有时蟋缩着身子，有时又伸直两腿。他的脸已变得通红，歼淡淡的。他的这个不戴眼镜而又搁在枕头上的脑袋，已不再显得那么官气十足。秃顶上所剩无几的稀疏白发紧紧地贴在颅顶上。
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到病房里去的次数虽多，但她同时也兼顾别的事情。波杜耶夫要出院了，他被认为是病房里的组长，这个职务虽然有名无实，但总得有人担任。所以，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离开鲁萨诺夫的病床转向邻近一位病号的时候宣布说：
“科斯托格洛托夫。从今天起您担任病房里的组长。”
科斯托格洛托夫是和衣躺在被子上看报纸的（汉加尔特已是第二次进来，而他仍在看报）。汉加尔特总是无法预料他会做出什么奇怪的反应，所以说这句话时脸上还带着淡淡的微笑，似乎是在解释，她自己也知道这只不过是一种形式罢了。科斯托格洛托夫的视线离开报纸，仰起愉快的面容，不知该怎样表示对医生的尊敬，便稍稍屈起在床上伸得很直的两条长腿。他态度非常友好地说了这样一番话：
“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您是想让我在道义上蒙受不可弥补的损失。任何一个当官的都免不了要犯错误，而有时还会权迷心窍。因此，经过多年的反复思考，我发誓不再担任什么行政职务。”
“那就是说，您曾经担任过，对吗？而且，职务还挺高，是吧？”她也善于以开玩笑的口吻跟他谈话。
“最高职务是副排长。不过实际上职务还高些。我们的排长因为实在迟钝和无能被送去进修，进修出来之后至少得当个炮兵连长，但不再回到我们炮兵营。而上面派来接替他的另一位军官，一下子就被提到上面的政治部里去了。我们的营长对此并不反对，因为我是个挺棒的测绘兵，小伙子们也都听我的。这样，我虽然只有上士军衔，却担任了两年代理排长——从叶列茨直打到奥得河畔法兰克福。顺便说一句，不管有多么可笑，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岁月。”
他虽然把两条腿屈了起来，但毕竟不大礼貌，所以还是把腿垂到了地板上。
“您瞧，”汉加尔特在听他讲或自己在讲话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