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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眼睛睁着，正好一点也用不着转身就能看见鲁萨诺夫。除了天花板和墙壁，他能看到的只有这个白嘴脸的家伙了。
他也听到鲁萨诺夫都开导了些什么。于是他的嘴唇微微翁动，发出的还是那种没好气的声音，只是口齿更不清楚而已：
“国内战争时期怎么了？莫非你在国内战争时期打过仗？”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叹了口气：
“我跟您，波杜耶夫同志，按年龄来说还不可能参加那次战争。”
叶夫列姆鼻子里吭味了一声。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没参加。我参加过。”
“这怎么可能呢？”
“很简单，”叶夫列姆慢吞吞地说，说一句停一会儿。“拿起一把转轮手枪，也就参加了打仗。挺好玩。而且不只是我一个人。”
“那您是在什么地方打过仗？”
“伊热夫斯克附近。打的是立宪派。我亲手枪毙过7个伊热夫斯克人。直到现在我还记得。”
是的，看来他现在还记忆犹新：作为一个毛孩子，当年他是在叛乱城市几条街道的什么地方把那7个大人先后结果的。
这个戴眼镜的人还向他阐述过什么，但今天叶夫列姆的耳朵仿佛浸在水中，只是偶尔冒上来听一会儿。
随着黎明的到来，叶夫列姆睁开了眼睛，看到上方一块光秃秃的天花板，猛然间，许久以前的一件微不足道的而且早已忘怀的事情，毫无缘由地清清楚楚出现在他的记忆之中。
那是11月的一天，战争已经结束。天在下雪，而雪一落地马上就化，落在从壕沟里掘起来的较温暖的泥土上更是即刻消融，不见踪影。当时在挖煤气管道的基坑，规定的深度是1．8米。波杜耶夫经过那里，看到深度还不合乎要求。但是施工队长却走过来厚颜无耻地要他相信，全线的纵断面已经挖好了。“怎么，还要量一量吗？那对你会更糟。”波杜耶夫拿起一根量杆，量杆上每隔10厘米烫着一道横的黑线，每50厘米处的横线就更长些。他们走过去量，不时陷在泡烂了的泥浆里。他穿的是高筒靴，施工队长脚上是半高迹皮鞋。量了一个地方，只有1．7米。他们又继续往前走去。那里在挖土的有3个人：一个是瘦高个儿的农民，脸上是黑乎乎的胡子茬；另一个是退伍军人，头上戴的依然是一项军帽，那帽徽早已被摘掉了，帽边和帽檐都是漆皮的，而箍带上全是石灰和泥巴；第三个人年纪很轻，头戴鸭舌帽，身穿城里人穿的那种短大衣（当年在穿衣方面还有困难，公家也没发给他们），大概还是他上中学的时候做的，又短又窄，而且已经穿旧了。（他的这件短大衣，叶夫列姆似乎只在这时才第一次看得那么清楚。）前两个人还勉强在挖，挥动铁锹往上翻土，尽管湿源源的泥巴粘在铁锹上甩也甩不掉，而这第三个小伙子，胸部抵着锹柄站在那里，像被支起来吓唬鸟儿的一个稻草人，身上覆盖着一层白雪，两手抄在窄小的油筒里。根本没发给他们手套，而脚上，只有那个军人穿着靴子，其余两人则穿着用汽车防雨市胡乱缝制起来的胶鞋。“干吗呆着不干活？”施工队长对这小伙子喊道。“想挨罚口粮是不是？等着瞧吧！”小伙子只是叹了口气，更耷拉脑袋了，揪柄也似乎往他胸中插得更深了。这时，施工队长朝他脖子上敲了一下，他抖了科脑袋，又开始用锹挖土。
他们着手量壕沟。挖起来的立紧翻在沟的两边，要凭肉眼看准沟上没达到什么刻度，就得使劲往那里弯身于。那个军人仿佛是在帮忙，而实际上在使尺子往旁边倾斜，企图以这种手段多量出十厘米。波杜耶夫对他骂了一阵娘，使尺子垂直，结果只量得1．65米。
“你听我说，首长，”这时，这个军人悄悄求他。“这最后的血厘米，你就高抬贵手吧。我们实在挖不动了。肚子里空空的，没有力气。再说这天气，你也看到了……”
“要我为你们去挨审，是不是？你们还能想出什么点子来！图纸上要求很明确。斜坡要平坦，而底面也不能形成一个槽。”
在波杜耶夫直起身来，把尺提起，把脚从泥浆里拔出来的时候，他们3个人都向他昂起了头——一张脸上满是黑胡子茬儿，第二张像走投无路的灵提，第三张布满了柔细的绒毛，还从来没有刮过。雪纷纷扬扬地落在他们这不像活人的脸上，他们却一直朝上望着他。终于，那小伙子咧着嘴说：
“没什么。你早晚也会上西天的，工长！”
可是，波杜耶夫并没打报告关他们禁闭，而只把他们都干了什么如实地记了下来，免得代他们受过。如果回想一下，那么，比这还对立的场合也是有的。从那时起已经过去10年了，波杜耶夫已不在营里工作，那个施工队长也自由了，临时铺设的那条煤气管道，也许已不再输气，管子也派了别的用场，——可是剩下来的，却是今天冲进他耳朵里的第一个声音：
“你早晚也会上西天的，工长！”
叶夫列姆拿不出任何有份量的借口为自己开脱。说他还想活下去吗？那小伙子岂不也是想活。说叶夫列姆意志坚强？说他悟出了某种新的道理，希望按另一种方式生活？病才不听这一套呢，它有自己的一定之规。
在叶夫列姆褥垫底下已经放了四个夜晚的这本带花金字的蓝皮小书里就这样写道，印度教教徒相信人死时并非整个儿全死，他的灵魂将转移到动物或其他人身上去。这一条现在正合波杜耶夫的心意：哪怕能带走自己的一点什么也好，不致全被埋葬。哪怕死后能留下自己的一点什么也好。
只是他并不相信灵魂可以转世，一点也不相信。
脖子的疼痛向他的头部放射，一刻也不停，而且颇有节奏，每次4拍。这4拍在他头脑里总是出现这样的回响：叶夫列姆——波杜耶夫——死了——句号。叶夫列姆——彼杜耶夫——死了——句号。
如此周而复始，没完没了。连他自己也在心里默默地重复着这句话。重复的次数愈多，自己仿佛愈是脱离开注定要死的叶夫列姆·波杜耶夫。他愈来愈习惯于自己的死亡，把这看作是邻床病人的死亡。而他心中那个把叶夫列姆·波杜耶夫之死视为邻床病人之死的另一个叶夫列姆·波杜耶夫，似乎是不应该死去的。
而那个被视老邻床病人的波杜耶夫又怎么样呢？他得救的可能性似乎已没有了。难道真的只剩下喝烨树菌子煎汁这条路？可是信上写着，这东西必须不间断地连续喝上一年。这就需要干的菌子两普特，如果是湿的，就得4普特。这意味着要寄8只包裹。还要求菌子不是陈的，最好是刚从树上剥下来的。这样就不能把所有的包裹一次性地寄来，而是分开寄，一个月一次。谁能为他及时收集那么多菌子并往这里寄呢？而且是从俄罗斯那边寄来？
这事必须得有自己的亲人才能办。
叶夫列姆一生中接触过许许多多的人，但是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跟他密切得有如亲人。
这本来可以托他的第一个妻子阿明娜收集和邮寄。除了她，过了乌拉尔那边，他没有人可托。但她必定会在回信中说：‘W欺死在那围墙里边好了，你这条老狗！”即使这样，她也是对的。
从常情来说，她是对的。可是按这本蓝皮书上的说法，便是不对的。按书上的说法，阿明娜应当可怜他，甚至爱他——不是作为丈夫来爱，而只是作为一个受苦受难的人来爱。这样，就应当寄菌子邮包来。
书上说的很有道理，如果人人都能按书上说的去做就好了巴由
这时，地质学家说活着是为了工作这句话，正好飘进叶夫列姆片刻清静的耳朵里。叶夫列姆也就用指甲敲了敲书的封面，对他说了那句话。
而后来，他又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地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于是，疼痛又开始往他的头部放射。
只要这种刺痛不折磨得他受不了，那么此刻会使他感到最轻松、最愉快的事情莫过于动也不动地躺着，不治病，不吃饭，也不说话，什么也不去听，什么也不去看。
简单地说，就是与世隔绝。
但有人在摇他的腿和胳膊肘，原来外科的一位姑娘已在他床边站了好久，叫他去换药，而艾哈迈占这会儿正帮她把波杜耶夫叫醒。
这么一来叶夫列姆就得起来瞎忙活了。他必须把“起床”这一意志传给6普特重的肉体，强迫自己从床上起来一一叫胳膊、腿和腰一齐使劲，强迫裹着肉的骨头从陷人麻痹的状态中苏醒过来，活动它们的关节，让沉重的躯体竖立起来，变成一根柱子，给它穿上衣服，再移动这根柱子经过走廊和楼梯去受无谓之苦——先解后缠几十米长的绷带。
这一过程总是时间很长，又疼，好像是在乏味的噪音中进行。除了叶夫根尼妞鸡斯季诺夫娜，还有两个从来不亲自做手术的外科大夫，她给他们讲解和示范，还对叶夫列姆说了些什么，然而叶夫列姆没有回答她。
他感觉到，他们已没有什么可谈了。所有的话语都淹没在单调乏味的噪音里。
他们把他的脖子缠得比上次更粗，像套上了一只白色的颈箍，他也就这样回到病房里去。绕在他脖子上的东西比他的脑袋还大，此时只有上半个脑袋才露出箍外。
科斯托格洛托夫正好与他打了个照面。他一边走，一边掏出盛马合烟的荷包。
“咯，他们是怎么决定的？”
叶夫列姆想说：的确，他们到底是怎么决定的？在换药室里他虽然好像什么也没听过去，但现在却完全明白了，所以回答得很明确：
“随便到哪儿去咽气好了，只是别死在我们院子里就行。”
费德拉乌惊恐地望着那可怕的脖子，心想说不定他自己也会有这么一天。他问道：
“叫您出院吗？”
这一问才使叶夫列姆想到，他不能再按自己的心愿躺到床h去，而是要准备出院了。
这就是说，随后，在腰也不能弯的情况下，还得换上自己平时穿的衣服。
接下来，是使出全身的力气移动躯体这根柱子走过城市的街道。
想到还得拼命去做所有这些事情，既不知为什么要做，又不知为谁而做，他实在受不了。
科斯托格洛托夫望着他，目光流露的并不是怜悯，而是战友式的同情：这颗子弹打中了你，而下一颗就有可能击中我。他并不了解叶夫列姆过去的生活，在病房里也没跟他做朋友，但他喜欢他的直率，而且在奥列格一生所接触过的人中间这还远远不是最坏的一个。
“噶，握握手吧，叶夫列姆！”他抡起手臂伸给对方。
叶夫列姆接受了这有力的一握，咧嘴笑道：
“生下来随风飘，长大了尽胡闹，通往西天的路可只有这一条。”
奥列格转身出去抽烟，而送报的女化验员走进门来，就近把报纸交给了他。科斯托格洛托夫接过来刚刚打开，可是鲁萨诺夫看见了，立刻十分委屈似地朝那个还没来得及退出去的化验员大声说：
“喂！喂！您要知道，我曾明确跟您说过，报纸要首先给我！”
他的声音里含有真正的痛苦，但科斯托格洛托夫并不可怜他，反而骂骂咧咧地说：
“可为什么必须先给您呢？”
“怎么为什么？这还用问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