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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消说，床头柜里的食品都换了新的。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躺了下来，正像他渴望的那样，让肿瘤贴在枕头上（这里有相当软的枕头，这一点出人意料，这就免得从自己家里往这儿拿了），连头带脑地蒙了起来。
千头万绪像火一样涌进他的脑海，如此翻腾、撞击，使他身体的其他部分像打了麻药似地失去了知觉，他已听不见病房里的那些愚蠢的谈话，感觉不到叶夫列姆的走动，虽然他的病床也跟地板一起随着叶夫列姆的脚步在颤动。他也看不见天已放晴，看不见太阳落山之前在什么地方露出了脸儿，因为夕照不向着楼房的这一边。时间的飞逝他也无所觉察。他一度睡着了，也许是因为吃了药，后来醒了。醒来之后见电灯已经开亮，于是又睡着了。直到午夜时分，在晦暗和寂静中他又醒来。
他感到睡意已完全没有了，起保护作用的一层雾幕已经消失。这时，恐惧马上袭来，揪住他胸膛中央的下方，而且愈期愈紧。
千头万绪开始云集和翻滚：在鲁萨诺夫的脑海中，在房间里以及更远的黑暗空间里。
这甚至不是什么思绪，而只是他感到害怕罢了。很简单，他就是感到害怕。他怕罗季切夫，说木定那人明天早晨就会冲破护士和护理员的一道道阻拦，闯进这里来揍他。鲁萨诺夫所怕的，不是受到审判，不是舆论的谴责，也不是出丑，而是挨揍。一生中他只挨过一次打，那是在学校里他上6年级也是念最后一年书的时候：傍晚，一帮人在校门口将他拦住了，不错，谁也没带刀子，可是那无情的硬拳头从四面八方袭来的这种可怕的感受，他一辈子都忘不了。
如果我们最后一次看到某人是个青年，即使多年之后他已变成老头儿死去，在我们的想像中死者依然是个青年。同样，罗季切夫在事隔18年之后归来，想必已成了个残废，也许变成了聋子，也许得了佝偻病，但在鲁萨诺夫的想像中现在他还是当年那个黝黑健壮的汉子，被捕之前的最后一个星期日，在他们两家合用的长阳台上练哑铃和壶铃。他光着膀子在呼唤：
“帕什卡！你过来！暗，摸摸我的二头肌。唉，别嫌，使劲腐！现在你明白了吧，新型的工程师该是什么样的？我们不是像爱德华·赫里斯托福罗维奇那样的佝偻病患者，我们是全面发展的人。可你，瞧瞧，变得有点虚弱了，老坐在门上包皮革的办公室里你非枯干了不可。到我们厂里来吧，我把你安排到车间里去，怎么样？你不愿意……确哈……”
他爽朗地笑了起来，随即去洗脸擦身，边走边哼：
我们是打铁的，
我们富有朝气。
此时，在鲁萨诺夫的想像中，正是这个健壮的人挥动着拳头闯进病房里来。而他却无法摆脱这个虚幻的形象。
当初他跟罗季切夫是朋友，在同一个共青团支部里，这套住房也是他们共同从工厂分配得来的。后来罗季切夫走了进工农速成班和上大学这条路，而鲁萨诺夫则顺着领导工会工作和管人事档案这条线高升。起先是双方的妻子关系不好，后来他们两人也不和，罗季切夫跟鲁萨诺夫谈话时常常语气伤人，总的说来是过于不负责任，把自己同集体对立起来。紧挨在一起住他们觉得无法忍受，也感到很挤。就这样，各种因素凑在一起，矛盾自然越来越尖锐，于是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写了一份检举材料，说罗季切夫在同他私下里谈话时，曾对已被粉碎了的工业党的活动表示赞赏，并有在自己工厂里把暗害分子组织起来的打算。（他没直接这样说过，但根据他的行为，他是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是会有这种打算的。）
惟有一点鲁萨诺夫放心不下，他反复要求在这件事的案卷里哪儿也不要出现他的名字，也不要进行对质。审讯员对他保证，说根据法律不要求鲁萨诺夫露面，也不一定要当面对质，只要被告人自己承认就行了。甚至鲁萨诺夫的检举信原件也可以不订入此案的卷宗，因此，被告承认触犯第206条罪行而签字的时候，是决不会碰到他这位邻居的名字的。
要不是由于厂党委书记古宗，事情本来会全都顺利地过去。古宗接到保安部门的密令，说罗季切夫是人民公敌，必须把他开除出基层党组织。但古宗坚决反对，并开始叫嚷，说罗季切夫这个小伙子是自己人，要开除他就得把详细材料拿给他看。他拿自己的脑袋给罗季切夫打保票，结果两天后的夜里，他自己也被捕了，第三天上午，作为同一个反革命地下组织的成员，罗季切夫也好，古宗也罢，都被顺利地开除出党。
然而，现在使鲁萨诺夫如坐针毡的事情是，保安部门在向古宗施加压力的两天内，最终不得不告诉他，材料是鲁萨诺夫提供的。这就是说，只要古宗在那边见到罗季切夫（既然他们是由于同一个案件而去到了那里，那么最终他们可能会见面的），就必定会告诉他。这就是鲁萨诺夫现在如此害怕罗季切夫这次预兆不祥的归来的原因，他担心这种根本无法想像的死人的复活。
当然，罗季功夫的妻子也是有可能猜得到的，不过她还活着吗？卡色当初的设想是这样的：等罗季切夫一被捕，马上就叫卡季卡·罗季切娃搬出去，把整套住房拿下来，阳台也就全都是自己的了。（现在看来会觉得可笑，连煤气也没有的住宅里，一间14平方米的屋子竟然会起那么大的作用。而且，孩子照样会长大。哪间房子的过户手续已经全都办好了，有关方面已派人来让卡季卡搬迁，但她打出这样一块牌子——宣称自己是个孕妇。他们坚持要证明，她也把证明拿来了。而按照法律，不能逼迫孕妇搬迁。只是到了第二年冬天将临时她才搬了出去。在她怀孕和生产期间，甚至直到产假期满，这漫长的月份里他们不得不耐着性子与她隔壁相处。不消说，在厨房里卡芭不会让她说一个不字，而当时已满4周岁的阿娃也会跟着捉弄她，让人哭笑不得。
此时，鲁萨诺夫仰卧着，在可以听到各种呼吸声和鼾声的病房的晦暗中（惟有护士的台灯从穿堂间透过毛玻璃门映进来一点微光），试图以毫无睡意的清醒头脑去分析一下，为什么罗季切夫和古宗的幻影会使他如此坐卧不宁？如果其他经他插手而被定罪的人里面有的回来了，是不是也会使他感到害怕？比如说，那个曾当着工人的面骂帕维尔是傻瓜蛋的爱德华·赫里斯托福罗维奇——资产阶级教育制度下培养出来的一个工程师（后来他自己也承认，希望资本主义复辟）；比如说，那个罪在歪曲了一位重要首长——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的保护人——讲话的女速记员（在首长的讲话中，那些话根本不是那么说的）；比如说，那个性格倔强的会计（他偏偏还是神甫的儿子，所以一下子就叫他服服贴贴了）；再比如说，叶利恰斯基夫妇；是啊，这样的人还少吗？……
要知道，这些人当中，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谁也不怕，他越来越大胆、越来越公开地帮助当局确定他们的罪状，甚至两次出面对质，当场提高了嗓门进行揭发。是的，那时思想上的不可调和丝毫用不着觉得有什么不光彩的！在那个形势大好的诚实时期，在1937年、1938年，社会气氛明显得到纯洁，呼吸变得那么舒畅！所有的撒谎者、诽谤者、过分勇于自我批评或过分卖弄理论玄虚的臭知识分子——统统不知去向和销声匿迹了，而原则性强、立场坚定、忠心耿耿的人们，包括鲁萨诺夫的朋友和他本人，昂首挺胸，耀武扬威。
可是现在不同了，出现了一个什么新的、混乱的、不健康的时代，自己从前的那些立场坚定的进步表现难道成了可耻的事情？难道还要为自己的命运担心？
简直是荒唐。的确，回顾自己的一生，鲁萨诺夫不能指责自已胆小怕事。有什么事情使他害怕过！也许他算不上是一个什么特别勇敢的人，但也找不出他表现过怯懦的事例。没有理由认为他在战场上会害怕，因为作为一名宝贵的、经验丰富的干部，根本没要他上过前线。不应断言他在敌机轰炸下或房屋起火时会惊慌失措，他倒是在敌机轰炸之前就离开了K市的，而房屋起火他也从未遇到过。同样，他从来不怕司法机关和法律，因为他从不犯法，而司法机关一向是保护和支持他的。他也不怕舆论谴责，因为舆论也总是为他辩护。州报上也不可能出现揭露性的文章抨击鲁萨诺夫，因为亚历山大·米哈雷奇或尼尔·普罗科菲伊奇肯定会不让它出笼。而中央一级的报纸不可能过问下面鲁萨诺夫的事情。因此，对于报界他也从来没感到害怕过。
就连乘船横渡黑海的时候，他也丝毫没对海水之深感到害怕。至于他怕不怕登高，这很难说，因为他不是那么没有头脑，会冒险去爬山或攀登悬崖峭壁，而就工作性质来说也用不着他去架桥。
在将近20年的漫长岁月里，鲁萨诺夫的工作属于管理人事档案一类。这一职务在不同的机关里有不同的名称，但实质都是一码事。只有无知的粗鲁人和不明真相的外人才不明白，这是多么精细的工作。在人生途中，每个人都填过不少表格，而每一份表格上都提出相当数量的问题。一个人对一份表格上一个问题的回答就是一条线，这条线永远从那人身上通到当地的人事档案中心。从每一个人身上都要如此拉出几百条线，合在一起就有千百万条。如果让这些线都能为世人所见，那么整个天空就会被蛛网遮蔽；如果这些线变得像富有弹性的皮筋那样，公共汽车、电车和路人便都将无法行动，报纸的残片或秋天的落叶也不会被风吹得沿街飘飞。它们是看不见旅不着的，但人们时刻感觉到它们的存在。问题在于，所谓水晶般纯洁的档案，如同绝对真理，如同十全十美的理想，几乎是达不到的。如果仔细分析的话，对每一个活人，档案里总能写点什么反面的或可疑的意见，因为每个人都会做过什么错事或隐瞒了什么。
由于经常感到这些看不见的线的存在，人们对牵动这些线的人，对管理极其复杂的人事档案的人，自然会产生敬意。这些人便有了权威。
不妨再打一个音乐方面的比喻，鲁萨诺夫凭着他的特殊地位仿佛拥有一架木琴的全副键板，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和选择，在他认为有必要的时候敲击键板上的任何一只键。虽然所有的键都是木头做的，但发出的声音却各不相同。
有些键板，在操作的时候，特别讲究谨慎、细腻的方法。例如，倘若要暗示某一位同志，本人已对他有所不满，或者直接向他发出警告，让他有所收敛，鲁萨诺夫就善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