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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陷入了站不住脚的、愈来愈不能自拔的客观主义泥淖之中”。读着《活水》，焦姆卡总也闹不清楚，怎么自己的心也像书中那么乏味和烦闷。
他心中茫然若失的感觉渐渐增强。莫不是他想找人商量商量？还是向谁诉诉苦衷？只要有人跟他推心置腹地谈谈，哪怕对他表示一点同情，也是好的。
当然，他从书本上读到过，也听人家说过，怜悯是一种有损尊严的感情：既有损于怜悯者，也有损于被怜悯者。
然而，他仍然希望别人对他表示同情。
在这医院的病房里，听听别人的谈话，或者自己跟人谈谈，都很有意思，但此时他所渴望的并不是那种谈话内容和谈话方式。跟男人们在一起，得保持男子汉的气派。
医院里女人很多，可以说多得很，但焦姆卡是不会愿意跨进她们那喧闹的大病房的。如果凑在那里的都是健康的女人，经过门口时顺便往里面看一眼倒是会挺有意思，说不定能看到点什么。但在这么一大窝子女病人面前他不敢正视，惟恐看到什么。她们的病是一道比寻常的羞耻心更强的禁幕。在楼梯上和穿堂里，焦姆卡经常会遇见这些女病人中的几个，她们颓丧得连病号长衫也不好好系，焦姆卡甚至可以看到她们胸前或腰下的内衣。然而这种情形在他心里总是引起痛苦的感觉。
所以他在女人面前总是垂下眼睛。在这里结识女人可不是那么简单。
不过斯焦法大婶自己注意到他，主动向他问这问那，于是他也就跟她结识了。斯焦法大婶不仅是一位母亲，而且还当上了奶奶，她脸上已经带有老太太们那种共同的特征——皱纹和对弱点迁就的微笑，只是说话的声音像男人。他和斯焦法大婶有时会站在楼梯顶上附近的什么地方聊好长时间。别的人从来没像她那样满怀同情地听焦姆卡倾诉，仿佛她自己再没有比他更亲近的人。谈谈自己，甚至谈谈他不愿向任何人透露的关于母亲的事，他会感到轻松些。
父亲在战争中牺牲时，焦姆卡才两岁。后来有了个继父，虽然对他并不亲热，却是个讲道理的人，跟他完全可以相处，但母亲成了一个婊子（对斯焦法大婶，他没说出这个词来，可是心里早就下了这样的断语）。继父离开了她，他做得对。从那时起，母亲就把男人带到家里来，而她和焦姆卡住的只有一间屋子。带了男人回来，就必然一起喝酒（他们还硬要焦姆卡也喝，可他总是不肯），而男人们在她家留宿的情形也不一样：有的到半夜，有的到早晨。屋子里没有任何隔板，也并不太暗，因为路灯的光亮从街上映照了进来。这简直使焦姆卡厌恶和感到恶心，这种事情他的同龄人想起来就会打冷颤的。
就这样，他念完了五年级和六年级，上七年级的时候焦姆卡走了，住到学校里看门的老头儿那里。学校每天供他吃两顿饭。母亲也不怎么上劲要他回去——她倒是觉得松了口气，反而高兴。
焦姆卡谈起母亲来总是恶狠狠的，心情不能平静。斯焦法大婶听着，连连点头，可是得出的结论却很奇怪：
“大家都在人世间过日子。大家都只有一个人世。”
从去年开始，焦姆卡搬到工厂区去，那里有夜校，给了他宿舍。焦姆卡起初当学徒，后来成为二级车工。他对自己的工作并不是很卖劲，但为了跟母亲的放荡生活对抗，他一点酒也不喝，也不扯着嗓子唱歌，而是拼命学习。他以很好的成绩念完了八年级和九年级的前半年。
他只是偶尔才跟同伴们踢踢足球。就为了这点小小的乐趣，命运惩罚了他：有人脚穿足球鞋在抢球的混乱中并非故意地踢了焦姆卡的小腿，焦姆卡一点也没在意，走路瘸了一阵子，事情也就过去了。可是秋天的时候，这条腿就愈来愈疼，他又拖了很久，没到医生那儿去看，后来用热敷的办法，结果更糟，于是就逐级转诊，转到了州中心，再后来就到了这里。
现在，焦姆卡问斯焦法大婶，命运到底为什么这样不公平？有的人一辈子都是那么一帆风顺，事事如意，而有的人则总是离不开苦难。人们都说事在人为，命运取决于本人。其实并不是那么一回事。
“取决于上帝，”斯焦法大婶对他说。“上帝什么都看得见。必须顺从上帝的旨意，焦姆沙。”
‘慨然取决于上帝，既然上帝什么都看得见，那就更对了——为什么所有的苦难都压在一个人身上？总该设法分摊一下才是啊……”
然而，必须顺从——这是无可争辩的。如果不顺从，又有什么办法呢？
斯焦法大婶是本地人，她的女儿、儿子和儿媳妇常来看望她，送来吃的东西。这些东西在斯焦法大婶那里留不多久，她都拿来请周围的女病人和女工友吃，有时也把焦姆卡从病房里叫出来，塞给他一只鸡蛋或一个包子。
焦姆卡老是不觉得饱，他一辈子也没吃饱过。由于经常抑制吃东西这种念头，结果饥饿的感觉比事实上更甚。但老是吃斯焦法大婶给的东西他有点不好意思，所以，要是他收下了鸡蛋，就不想再留包子。
“拿去，拿去！”她连连摇手。“包子是肉馅儿的。趁现在是可以吃荤的日子，就吃吧。”
“怎么，以后就不能吃了吗？”
“当然，莫非你不知道？”
“开斋期之后是什么日子呢？”
“谢肉节呗，能是什么！”
“那就更好，斯焦法大婶！谢肉节来了岂不更好？！”
“任何事情都有自己好的地方。不过好也罢，不好也罢，反正不能吃肉。”
“那么，要是谢肉节过个没完呢？”
“怎么会没完！一个星期就过去了。”
“以后我们还该做什么？”焦姆卡兴致勃勃地问，一边吃着香喷喷的手工做的包子，他自己家里从来没烤过这种包子。
“瞧，现在成长起来的青年人都不信上帝，什么也不懂。而接下来就是大帝期。”
“可为什么要来上个大斋期呢？斋期，而且还是个大的！”
“这是因为，焦姆卡，你若把肚子填得太饱，它就老想往地上耷拉。不能总是那样，间歇也是需要的。”
“要间歇干吗？”焦姆卡所体会到的全是间歇。
“安排间歇是为了净心。肚子空才头脑清，难道你没注意到吗？”
“没有，斯焦法大婶，这我可从来没有注意。”
从一年级开始，当焦姆卡还不会读不会写的时候，他就由于学校里的灌输而牢牢地记住并明确地懂得：宗教是麻醉剂，是反动透顶的学说，只对骗子们有利。由于宗教的影响，有的地方劳动者至今未能摆脱剥削。一旦清除掉宗教障碍，那就可以拿起武器，就会有自由。
斯焦法大婶有她自己可笑的习惯，每句话都离不开上帝，即使在这令人沮丧的医院里她也常常带着无忧无虑的微笑，还请他吃这包子，然而，这个斯焦法大婶也可说并非是个反动人物。
尽管如此，现在，星期六的下午，医生们都走了，每个病人在想自己的心事，阴沉的天还把某种程度上的光亮映进病房，而穿堂里已经亮起了灯，焦姆卡微微瘸着腿走来走去，到处寻找的正是这个除了劝他顺从而不可能提出什么切实忠告的斯焦法大婶。
但愿不要失去腿。但愿不需要截肢。但愿不是非截不可。
同意截还是不同意截？同意截还是不同意截？……
虽然比起这种啃咽似的疼痛来，也许还是截去好些。
但是斯焦法大婶不在平时待的几个地方。不过焦姆卡却在楼下走廊变宽而形成一个小小穿堂的地方（那里虽然也摆着楼下值班护土的一张桌子和一橱药品，但被认为是医院的阅览室）看到了一位姑娘，甚至可以说是看到了一位女郎，她虽然也穿着洗得变成了灰色的病号长衫，却像电影里的人物：她那黄颜色的头发在现实生活里是没有的，况且这一头黄发还梳成一种颤巍巍的式样。
还是在昨天，焦姆卡就已经头一次瞥见过她，而且，还由于这一把颤巍巍的黄发而眨巴了一下眼睛。他觉得那姑娘很美，简直使他不敢多看上一会儿，所以瞥了一眼便走过去了。虽然按年龄来说整个医院里她与他是最接近的（还有被截去一条腿的苏尔罕），但这样的姑娘在他看来总是高不可攀的。
今天早晨他又见到过她一次背影。即使她穿着病号长衫，也与众不同，一下子就能认出来。她那黄色的发朵一耸一耸地抖动。
毫无疑问，焦姆卡这时并不是找她，因为他还不可能下决；已去跟她认识，因为他知道，他的嘴会像是被面团粘住了似的，哼哼卿卿说些不清不楚而又十分愚蠢的话。但看见了她，他的心猛然缩紧了。他竭力不现出腿瘸，竭力平稳地走过去，拐进阅览室，开始翻阅合订本的共和国《真理报》，这合订本里的好多页已被病号剪去包东西或作他用了。
铺着红布的那张桌子被斯大林半身铜像占去了一半，那铜像的头和肩头都比普通人大些。旁边，似乎与斯大林并排站着一个身量高大、嘴巴也大的女护理员。星期六这天她没有什么急事要办，所以就在自己面前的桌面上铺了一张报纸，放了一把葵花籽儿，津津有味地嗑了起来，壳儿直接吐在报纸上。也许，她本打算来这里呆一会儿，可是怎么也放不下这些葵花籽儿。
墙上的广播匣子声音沙哑地放送着轻音乐。还有两个病员在一张小桌上下跳棋。
而那个姑娘，如焦姆卡眼角所见，就那么坐在靠墙的一把椅子上，什么也不干，但是坐得端端正正，一只手神着病号长衫的领口，那儿一向是没有招扣的，除非病员自己给钉上。这位黄发女郎坐在那里就像一个娇嫩的安棋儿，碰是碰不得的。要是能跟她随便聊会儿该有多好！……当然，也谈谈他的腿。
焦姆卡一边翻阅报纸，一边生自己的气。这时他突然意识到，为了节省时间他从来不关心自己的发型，推成光头了事。可此刻在她面前就像个笨蛋。
忽然，安淇儿主动说：
“你怎么这样腼腆呀？已经是第二天了，见了也不打招呼。”
焦姆卡哆咦了一下，抬头看了看。啊！——能是跟谁说话呢？这是在跟他说话！
那花冠似的发朵在她头上微微颤动。
“你怎么，有点害怕，是吗？去找把椅子，拖过来，让咱们认识一下。”
“我，并不害怕。”但某种东西使他的声音有点异样，妨碍他响亮地回答。
“那就搬把椅子过来坐下好了。”
他抄起一把椅子，加倍小心不现出腿瘸，一只手将它挪到姑娘旁边，跟她的椅子并排靠着墙壁。接着，他伸出手：
“我叫焦姆卡。”
“我叫阿霞，”对方把自己那柔软的手放在他手中，随后又抽了出来。
他坐了下来，结果弄得十分可笑：两个人并排坐着，像新郎新娘似的。再说，这样看她也不方便。他站了起来，移动了一下椅子，显得随便一些。
“你干吗呆着，什么事情也不做吗？”焦姆卡问。
“为什么要做呢？再说，我是在做呀。”
“那你是在做什么？”
“我在听音乐。在想像中跳舞。而你，恐怕不会吧？”
“在想像中跳舞？”
“哪怕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