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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毛泽东的一首诗，诗中说的彭大将军就是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的彭德怀。
毛泽东与彭德怀不仅是湖南湘潭的同乡，而且共同南征北战了20多年。彭德怀于1928年领导了平江起义，创建了工农红军第5军。他率领部队上井冈山，从此跟随毛泽东打天下，立下汗马功劳。后来，他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到陕北后又参加东征。中国土地革命战争期间，历任军长、军团总指挥、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抗日战争期间，历任八路军副总指挥、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等。解放战争期间，彭德怀任解放军副总司令，西北野战军司令员，第一野战军司令员等，指挥了延安保卫战等，又指挥了陕北的“三战三捷”，解放了大西北。
彭德怀屡建奇功，捷报频传。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陕北吴起镇。宁夏、甘肃的马鸿逵、马鸿宾部队的骑兵追击上来。彭德怀亲赴前线勘察地形，分析敌情，制订方案，设下伏兵。21清晨，一举歼敌1个团，击溃3个团，打得敌人丢盔弃甲、人仰马翻，这是万里长征的最后一仗。
毛泽东得到报告后，不胜欣喜，当即挥笔写诗送彭德怀，称赞他的指挥才能：
“山高路远坑深，
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
彭德怀看到诗后，把最后一句改为“惟我英勇红军”，将原诗送还毛泽东。
1947年8月，彭德怀指挥沙家店战役。一个黄昏就歼灭胡宗南三大主力之一的36师师部及两个旅共6000余人，粉碎敌人将解放军歼灭于陕北的计划。
毛泽东得知后，当即又将这首诗写给彭德怀，后一句依然是“唯我彭大将军”。
1965年9月，毛泽东还曾对刘少奇、邓小平说：“立三路线时，3军团的干部反对过赣江，老彭说要过赣江，一言为定，即过了赣江。在粉碎蒋介石的第一、二、三次“围剿”时，我们合作得很好，反革命的富田事变，写出了3封挑拨离间的假信，送给朱德、彭德怀和黄公略3人，老彭立即派专人将此信送来，3军团前委会还开了会，发表了宣言，反对了富田事变。这件事处理得好。反对张国煮的分裂斗争也是坚定的。解放战争，在西北战绩成绩也是肯定的，那么一点军队，打败国民党胡宗南等那么强大的军队，这件事使我经常想起来，在我的选集上，还保存彭德怀的名字。”
毛泽东的这番话是肺腑之言。
毛泽东从20多年的戎马生涯中深深地体会到，彭德怀是大家公认的、久经考验的一位敢于在危难关头挺身而出的帅才，所以，当10月2日的会议集中讨论到志愿军司令员人选时，毛泽东说：我的意见还是老彭最合适。
与会的中央领导人都没有异议。并决定通知尚在西安的彭德怀马上赴京。不巧，10月3日，华北地区细雨蒙蒙，云层很低，当时国内只有小型飞机，不宜航行。接彭德怀的飞机10月4日上午才从北京起飞。
此时，彭德怀在后排找了一个座位坐下。
阳光洒在他的脸上，因为赶路而沁出的汗水闪着晶亮的光，那宽阔的额头，粗重的眉毛，厚实的嘴唇，还有布满钢针一般坚硬胡茬的下巴，构成粗旷的线条。
这张士兵和将军都感到熟悉的脸，表情总是威严、沉着、自信。
人们平时难得见到他笑。生气时，他还骂人、训人。但人们见了他，并不感到生畏，而是尊重。
他在静静地旁听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其他人的发言。
毛泽东正让大家着重摆出兵朝鲜的不利条件。
与会者有的主张不出兵，有的主张暂不出兵，他们也有自己的理由：
国内战争创伤急待医治，部分地区尚未解放，新解放区尚未进行土地改革；军队的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美军，更无制空制海权；经过长期战争，有些干部和战士有和平厌战思想等等。
基于上述情况，参加会议的多数人认为出兵问题应慎重从事。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的聂荣臻后来回忆，这次会议中大家发言的倾向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
毛泽东在会议最后讲了一段活：“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
彭德怀是在会议开了一个多小时后才赶到会场，之前一直在千里之外的西安，还不了解全部情况，对于这件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也就没有轻易发言表态。但是，他内心想的是应该出兵，救援朝鲜。
散会后，彭德怀住进了过去只有达官贵人才能进出的北京饭店。当晚，他躺在松软的沙发床上，怎么也睡不着觉。他以为“此福老夫享受不了”，干脆就搬在地毯上，还是睡不着。
他辗转反侧，想：美国占领朝鲜与我隔江相望，威胁我东北；又控制我台湾，威胁我上海、华东。它要发动侵华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老虎是要吃人的，什么时候吃，决定于它的肠胃，向它让步是不行的。它既要来侵略，我就要反侵略。不同美帝国主义见过高低，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是困难的。如果美国决心同我作战，它利速决，我利长期；它利正规战，我利对付日本那一套。我有全国政权，有苏联援助，比抗日战争时期要有利得多。为本国建设前途来想，也应当出兵。常说，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要比资本主义阵营大得多，我们不出兵救援朝鲜，又怎样显示出强大呢？为了鼓励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侵略的民族民主革命，也要出兵；为了扩大社会主义阵营威力也要出兵。
“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彭德怀把毛泽东的四句话反复念了几十遍，体会到这是一个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指示。“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如果不把它同朝鲜处于危急时刻联系起来考虑，那就是民族主义而不是国际主义者。
彭德怀认为出兵援朝是正确的，是必要的，是英明的决策，而且是刻不容缓的。他拥护毛泽东的决策。
5日上午9时左右，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来到北京饭店，约彭德怀同车去中南海。因头天下午政治局会议上彭德怀未发言，毛泽东想听听他的意见。
彭德怀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毛泽东说：“老彭，昨天你没来得及发言。我们确实存在严重困难，但是我们还有哪些有利条件呢？
彭德怀说：“主席，昨天晚上我反复考虑，赞成你出兵援朝的决策。”
毛泽东又问：“你看，出兵援朝谁挂帅合适？”
彭德怀问：“中央不是已决定派林彪同志去吗？”
毛泽东谈了林彪的情况后说：“我们的意见，这担子，还得你来挑，你思想上没这个准备吧？”
彭德怀沉默片刻，没有推倭。他说：“临危受命，怎么好推诿呢？从爱国主义讲，从国际主义讲，我彭德怀都不能说一个‘不’字。”
毛泽东略带感慨他讲：“这我就放心了。现在美军已分路向‘三八线’北冒进，我们要尽快出兵，争取主动。今天下午政治局继续开会，请你摆摆你的看法。”
10月5日下午，颐年堂，中央政治局继续开会，对是否出兵援朝问题再次讨论。
一向快人快语的彭德怀站起来表态：“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让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如让美国占领了朝鲜半岛，将来的问题更复杂，所以迟打不如早打。”短短凡句话，掷地有声。
聂荣臻回忆道：“彭德怀10月4日到北京，第二天参加了政治局会议。彭德怀同志历来勇敢果断，中央决定他去指挥志愿军，他表示坚决执行命令。”“彭德怀在会上的坚决态度，给我以深刻印象。”
政治局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对彭德怀说：给你10天作准备，出兵时间初步定在10月15日。
10月6日上午，中南海，彭德怀参加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会议，讨论志愿军人朝方案和更换武器装备、后勤供应及组建指挥所等问题。朱德总司令参加了会议并讲了话。
中央关于抗美援朝的决策形成以后，即着手研究以什么名义出兵的问题。开始时，毛泽东与周恩来研究，想用“支援军”名义出兵。后征求了民主人士的意见。民主人士黄炎培提出说：“有个问题要考虑呀，自古道师出有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这个仗就不好打。”
“我们叫支援军，支援朝鲜人民嘛。”周恩来说。
黄炎培摇着头说：“这样叫，是不是师出无名？需要考虑。”
周恩来问：“怎么是师出无名？”
“‘支援军’那是派遣出的。谁派出去支援？国家吗？我们是不是要跟美国宣战？”
“哦，有道理！”毛泽东伸手从笔筒里抓起一支铅笔，将“支援”两字划去，改成两个大字：“志愿”。接着说道：“我们不是跟美国宣战。不是国与国宣战，我们是人民志愿的嘛，这是民间的事儿，人民志愿去朝鲜帮助朝鲜人民而不是国与国的对立。”
周恩来兴奋地作了一个手势：“对，世界上有许多志愿军的先例，马德里保卫战就有各国来的志愿兵。”
黄炎培频频点头，笑道：“师出有名则战无不胜！”
“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称就这样产生了。
10月7日，美国越过三八线的消息传来。
10月8日，毛泽东正式发出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
“（一）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二）中国人民志愿军辖13兵团及所属之38军、39军、40军、42军，及边防炮兵司令部与所属之炮兵1师、2师、8师。上述各部须立即准备完毕，待命出动。
（三）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四）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工作供应事宜，以及有关援助朝鲜同志的事务，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调度指挥并负责保证之。
（五）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即共产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
（六）必须深刻地估计到各种可能遇到的和必然遇到的困难情况，并准备用高度的热情、勇气、细心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去克服这些困难。目前总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于我们有利，于侵略者不利，只要同志们坚决勇敢，善于团结当地人民，善于和侵略者作战，最后胜利就是我们的。”
同一天，毛泽东将中国人民志愿军即将出国援朝的事项致电中国驻朝大使倪志亮转告金日成，请他派人立即前往沈阳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