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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领导人讨论通宵，一直到天朦胧亮，方才散会。
毛泽东回到菊香书屋。打，还是不打，他左思右想，不能人睡。
毛泽东经历了22年的战争生涯，他刚刚用小米加步枪，把用美国的飞机加坦克武装起来的蒋介石赶下海。但是作为直接交战对手，双方都是陌生的。
他认为，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从战略上说，完全轻视它；从战术上说，重视它。美国现在还有力量，手中拥有原子弹，目前，敌人正向鸭绿江边北进，直接危及中国的安全，不能坐视不管。
毛泽东服过3次安眠药，仍然睡不着觉，又从床上爬起来，一支烟接一支烟地吸，一杯茶接一杯茶地喝。
10月2日凌晨2时，他给高岗、邓华发去急电：
“（1）请高岗同志接电后即动身来京开会；
（2）请邓华同志令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按原定计划与新的敌人作战；
（3）请邓将准备情况及是否可以立即出动即行电告。”
他建设新中国的宏愿刚刚起步，就被发生在朝鲜半岛的激烈战争打断了。此时，他已经下定出兵朝鲜的决心。
聂荣臻后来回忆：对于打不打的问题，毛泽东同志也是左思右想，想了很久。毛泽东同志对这件事确实是思之再三，煞费心血的。不是毛泽东同志好战，问题是美国已经打到我们的国境线上了，不打怎么办？！就这样，我们定下来要打。决策一定就要全力以赴，必须争取战争的胜利。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这种伟大的革命胆略和真知的见，不是对党、对我们的军队和人民具有坚强的信心，是作不出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的。
10月2日15时，颐年堂，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聂荣臻等以及刚刚赶来的高岗继续开会。
毛泽东先拿出一份电报对高岗说：这是金日成发来的急电，我们都看了，你再看看。
大家各抒已见后，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毛泽东。他们对毛泽东的绝对信赖和崇敬，是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在他们眼中，毛泽东身上蕴藏着一种无法战胜的力量，一种能够改变世界、改变历史的力量。
毛泽东的对手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朝鲜战争期间担任美国副总统的尼克松认为：他同时还具有能吸引狂热追随者的领袖人物的超人魅力，以及藐视巨大困难的意志力，毛泽东的领导才能来自于他的坚强意志……由于具有这些品质，他才有可能激励他的同志们去完成像长征这样的史诗般的业绩，使他的同志们成为一支几乎是不可战胜的队伍。
因缺觉和疲劳而眼睛泛红的毛泽东，坚定地宣布了一个举足轻重的决策：“我们决定用志愿军的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厥，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出兵入朝时间定在10月15日。
出兵参战的决策确定后，毛泽东考虑到中国参战后战争形势可能发生变化，就提出了必须作两手准备的战略思想。他说：“既然出动中国军队到朝鲜和美国人作战，第一，就要能解决问题，即要准备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第二，既然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和美国军队打起来（虽然我们用的是志愿军名义），就要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
毛泽东轻轻地吐出一口烟雾，继续说：“这两个问题中，首先的问题是中国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有效地解决朝鲜问题。只要我军能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主要是歼灭其第8军（美国的一个有战斗力的老军），则第二个问题（美国和中国宣战）的严重性虽然依然存在，但是，那时的形势就变为于革命阵线和中国都是有利的了。”
毛泽东设想了最坏的结果：“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不能大量歼灭美国军队，两军相持成为僵局，而美国又已和中国公开进入战争状态，使中国现在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归于破坏，并引起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一部分人民对我们不满（他们很怕战争）。”
毛泽东在兵力使用上决定：“将预先调东北的12个师于10月15日开始出动，位于北朝鲜的适当地区（不一定到三八线），一面和敢于进攻三八线以北的敌人作战，第一个时期只打防御战，歼灭小股敌人，弄清各方面情况；一面等候苏联武器到达，并将我军装备起来，然后配合朝鲜同志举行反攻，歼灭美国侵略军。除上述12个师外，我们还正在从长江以南及陕甘区域调动24个师位于陇海、津浦、北宁诸线，作为援助朝鲜的第二批及第三批兵力，预计在明年的春季及夏季，按着当时的情况逐步使用上去。”
会议至3日清晨结束。毛泽东提议，将中央的决定以他个人的名义电告斯大林。
安眠药终于起了作用，毛泽东终于睡着了，菊香书屋内传出均匀的鼻息声。
然而，周恩来并没有睡觉。他于凌晨1时，紧急召见印度驻中国大使潘尼迦，请他向美国政府传达一个口信：美国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管，我们要管。
总参谋部作战室的灯光也彻夜未熄，从这一天起，他们的工作重点就移向抗美援朝。
代总长聂荣臻感到相当累。他要根据前线的敌我态势，提出作战方面的意见，上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同时，为毛泽东代拟作战电稿，待毛泽东修改批准后，发到前方。
他很快就想到要保护好鸭绿江大桥，这是中朝两国的重要通道，保护好这座大桥对志愿军人朝参战是至关重要。这时，参谋人员送来东北边防军给总参谋部的电报，请示是否可以派一部分高炮部队进入江南朝鲜境内保护大桥。聂荣臻毫不迟疑地认为还是派出好，马上就执笔起草给毛泽东、周恩来的报告，以待最后批准。
10月3日晚上，中南海怀仁堂，参加国庆活动的包括朝鲜族在内的各民族代表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献旗、献礼致敬。之后，西南各民族文工团、新疆文工团、内蒙古文工团和吉林延边朝鲜族文工团联合翩翩起舞，抒发对新中国的美好祝愿。
毛泽东观看时很激动，对坐在前排的著名诗人柳亚子说：“这样的盛况，亚子先生为什么不填词以志盛？我来和。”
柳亚子遂即席赋《浣溪沙》，“用纪大团结之盛况，”呈献毛泽东：
“火树银花不夜天。
弟兄姊妹舞翩跹。
歌声唱彻月儿圆。
不是一人能领导，
那容百族共骄阗？
良霄盛会喜空前！”
毛泽东“步其韵奉和，”写下《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
“长夜难明赤县天，
百年魔怪舞翩赶，
人民五亿不团圆。
一唱雄鸡天下白，
万方乐奏有于阗，
诗人兴会更无前。”
毛泽东形象地反映了近代中国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屈辱历史，井以浩翰的气势表达了新中国各族人民不再受帝国主义欺辱的坚强意志。
（2）征衣方解的彭德怀又临危受命。
1950年10月4日下午，北京，一场秋雨过后，路旁的杨柳过早地枯黄了。
一辆汽车由西郊机场飞快地驶进西直门。彭德怀透过车窗，仔细地打量着这座具有独特风貌的历史古城：街道都是笔直的，将城市分割成许多规整的方块儿；街道两旁是一些更为窄小的胡同，北京人说：“有名的胡同三千六，无名的胡同似牛毛”。灰色的四合院构成了城市的主体，使城市缺少艳丽的色彩，显得古朴而幽静。
汽车从西单牌楼向左拐，就行驶在长安街上。这条7米宽的石板路上，身着新衣的人们熙熙攘攘，大家脸上都焕发着朝气，两旁的建筑张挂着大幅标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周年！”
彭德怀感慨万千他说：新中国已经满一周年了。新中国的诞生真不容易呀！他意犹未尽他说：去年新中国成立时，我正在指挥第一野战军进军新疆哩！当时真想来北京参加开国大典，就是前线离不开呀！
说着，汽车开进中南海。彭德怀从车内看到，劳动大军正在栽种兵荒马乱时期被砍倒的杨柳，清理野草丛生的花坛，修复破旧不堪的建筑。中南海，这个新设立的中央领导机关所在地，正进行着一次较大的整修工程。
汽车停在丰泽园门前，彭德怀赶忙下车，他看了看手表，时针已经指向16时了。他快步向后院的颐年堂走去。
毛泽东和政治局委员们见彭德怀从西安赶来，都站起身来并和他握手。
彭德怀感到，毛泽东握着他的手时特别有力。毛泽东用浓重的湘音说：老彭，你来得正好。美军已经越过三八线了，正在讨论我国准备出兵援朝的问题，大家正在发言，请你也谈谈你的意见。
彭德怀点了点头，坐了下来。他猛然发现会场内的气氛非常严肃，使人感到不同寻常。
这天近午时分，彭德怀正在西北军政委员会办公室内埋头审阅西北地区三年经济恢复计划，准备赴京向中央汇报。中央派来的两名干部进来报告说：“毛主席请您立即乘飞机去北京开会。”彭德怀一愣，问：“我已接到北京的电话，是原先通知的汇报会吗？”来人回答说：“不清楚。周总理交代说，飞机一到西安，就马上接彭老总来，一刻也不能耽误，还要严格保密。”彭德怀马上叫秘书把西北地区各单位报来的经济规划方案、调查报告统统带上，没想到是赴京讨论出兵入朝的问题。
风尘仆仆赶来的彭德怀更没想到，这次是毛泽东亲自点他的将。
当时毛泽东有没有考虑派别人挂帅呢？
粟裕确实有病。他是湖南会同人，颇有军事才干，很受毛泽东赏识，任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南京市市长，但一直在青岛病休。前些日子托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给毛泽东带来了一封信，谈到病情很重。
毛泽东回信：
罗瑞卿同志带来的信收到了，病情仍重，甚为系念。目前新任务不甚迫切，你可以安心休养，直至病愈。
林彪也称有病。在10月2日召开的会议上，毛泽东透露：前些日子我找林彪谈了一次话，说明我们为什么要出兵，不出兵会怎么样，出兵有哪些有利条件，可是林彪表示说他每天晚上失眠，身体虚弱多病，怕风，怕光，怕声音，他有这“三怕”还怎么率兵打仗呢！他要求去苏联治病，我同意了。
然而，朝鲜战争的形势急转直下，中国派兵援朝迫在眉睫，志愿军选将问题成为当务之急。
熟诸《孙子兵法》的毛泽东深深懂得：一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
毛泽东正在为选将绞尽脑汁时，突然，有两句诗浮现眼前：
“谁敢横枪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
这是毛泽东的一首诗，诗中说的彭大将军就是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