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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主本身也受到了严格的控制，以防止他们进行任何反对德川幕府统治的阴谋活动。按照要求，他们每隔一年都要到江户去和将军在一起呆一年。江户就是德川家族在一个渔村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首都。（到18世纪为止，江户的居民已达到了100 万，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而当藩主离开江户的时候，他的妻儿还要留下充当幕府的人质。为了防止藩主们在封地和首都之间的路上进行颠覆活动，他们要按指定的路线行动，这些路线上布满了关卡，仅在日出和日落时开放。而当他们在关卡附近的旅店中停留过夜的时候，则要受到德川幕府的特工队的近距离监视。为了防止任何的藩主与一位可能野心勃勃的天皇结成同盟，皇族居住的京都城受到了严格的限制。
这样来回往返需要花费，再加上在江户维持舒适生活的大量开支，藩主和武士们被迫向他们所鄙视的商人们借债。在江户和大阪这些不断发展的商业中心里，尽管存在着德川政权的重重限制，商人们不但生意兴旺，而且还形成了他们自己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包括像歌舞伎剧院以及更高雅的娱乐———早期的艺妓馆。20世纪的那些工商业巨头，如三井和住友，正是从这些身份低下的高利贷者发展而来的。
仿效西方的热潮
尽管德川幕府用尽了一切的心机和手段对日本这个民族进行压制和封锁，使它保持孤立状态。这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孤立，还要孤立在列强的势力范围之外。但是这种状态是难以永久维持的。就在1853年的6 月5 日，当四艘美国战舰出现在江户湾时，日本的闭关政策就宣告结束了。
在这四艘船中，有两艘是船身乌黑的蒸汽船，每一艘拖着另外的一艘帆船，它们正是日 本向来拒之门外的工业革命的产物。这两艘蒸汽船可能是日本人有史以来第一次见到的，所以成千上万的住在海滨的人们永远都会记住这一天，他们把这一天称为“黑船”日。
这只小舰队是由佩里准将率领的。这个粗野的海上老手曾经在美墨战争中名声大噪。佩里得到的训令是提议“美日两国友好相处并且建立起相互的贸易关系”。为了达到这一既定的目的，美国政府训谕佩里要“谦恭、和蔼，但同时也要坚定、果决”。实际上，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是一个技巧高超的外交家。
由于难以揣摩出什么样的东西才能符合日本这个神秘国度的胃口，佩里带了一批种类多得惊人的礼物，其中包括：美国特产的珍禽异兽、成篮的香槟酒、一大桶威士忌、一大桶马德拉白葡萄酒、一箱由塞缪尔·考尔特发明并制造的左轮手枪、一架银版照相机、一套电报设备、一列小型的蒸汽机车加车厢，以及一只装在笼子里的白鹦鹉。他还带了一封米拉德·菲尔莫尔的亲笔信，菲尔莫尔在佩里七个月前起航的时候还担任着美国总统。在这封信里，他称日本天皇为他的“伟大的好朋友”。
毫不意外，美国人的到来使日本人惊慌失措。在整整的三天时间里，日本官员甚至不敢把这个消息告知当时的德川将军，因为他的身体很虚弱。将军终于偶然得知了这一消息，他痛苦不堪地生病卧床，直到佩里离开日本还没有起床。
由于将军的微恙，如何对付美国人的问题就被抛给了他的重臣们。这个职务没有明确的身份和固定的任期。然而担任这个职务的人员也冒着很大的风险，如果哪个重臣为德川幕府的法律提出的某项修正案没有被接纳，那么他就要切腹自杀。重臣们下令动员了2 万名武士，要赶走这些“浑身是毛的野蛮人”。在过去的两个半世纪中，德川幕府长期的和平状态已经使日本武士们的作战技能大大退化。但是，一支全副武装的军队还是被召集了起来，这使得整套新盔甲的价格一夜之间上涨了四倍。
由于日本的防御明显抵不过佩里犀利的火器，所以元老们就采取了他们能想出的最好策略———举棋不定，不断拖延。但是同时，普通的日本人在祈祷另一场“神风”的出现。佩里却显得一点儿也不着急，他把菲尔莫尔的信留了下来，很洒脱地出发到中国去游览，只不过留下话说他会在第二年的春天回来等候回音。
佩里于1854年2 月回到日本。3 月5 日，在一个名叫横滨的小村子的一棵樟脑树旁，双方开始谈判，一谈就谈到了月底。在佩里看来，日本人确实是一个“精明狡狯，善于欺诈的民族”。但是，在3 月31日，日本门户开放的条约还是签订了。按照其中的规定，下田和函馆的港口要向美国船只开放，以提供“木材、水、食品和煤炭以及其他其所要求的必需品”的补给。另外，美国还在下田设立了一个领事馆，并且在1858年签订了一个通商条约。在接下来的短短几年中，这些看起来微小的特权，却因其他国家的加入而被极大地扩展了。英国和俄国等国家都蜂拥而入，迫使日本给予它们同样的特权，并且获得了治外法权。
对于日本来说，这一变化是天翻地覆的，而德川幕府长期以来一直靠压制变化以维持统治，所以它便开始了崩溃。
很显然，幕府没有能够成功地履行它的职责，为日本，为它的人民和天皇提供军事上的保护和安全。另外，它还把皇室更远地隔离在世俗权力之外，不经意间就使天皇完全摆脱了任何由佩里开始的入侵所带来的指责。因此，面对当前兴起的“为了天皇，赶走野蛮人”的口号，幕府显得格外的软弱。这一口号响彻了整个西日本，一个武士集团开始了针对德川政权的叛乱。
他们的叛乱很快就被扑灭。1860年，就在佩里到达日本后的第七年，德川幕府元老们的领头人物在骑马前往江户家中的路上遭到了刺杀，一位日本作家将这件事视为12世纪建于镰仓的幕府统治的结束。他欢呼道：“300 年来，德川家族的声望一直就像夜空中满天群星所拱卫的月亮，甚至比当年镰仓时代的源赖朝还要盛大。但现在，它就像早晨的月亮一样陨落了。”
德川家族仍然死死地抓住权位不放。仅仅八年之后，他们的末日就到来了。1868年，倒幕派最终夺取了江户，将其改名为东京。
复辟时代的第一位天皇于1867年在他15岁时登基，这就是明治天皇。在他在位的45年内，日本经历了它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风格在明治天皇登基的第一年中就建立起来，就在这一年，天皇在他的《五条誓文》中宣布了要改造日本，决定它的命运：“我们要从全世界吸收知识，以此来加强天皇制的基础。”
历史上，日本曾经从中国学习了很多，但现在明治时代的领袖们把眼光转向了西方强国，如饥似渴地从他们那里吸收各种经济、政治、技术和军事模式。各种利益背景和职业的人们都被送出去学习西方的方法；此外，还有大量的西方工程师、教师、经济和法律专家以及职业军人被明治政府聘请来担任指导职务。
改变的效果是惊人的。到1872年，一位英国领事馆官员评论道：“几乎在每条街上都有许多家出售外国商品的店铺。”日本的孩子们在玩一种游戏，他们一边唱着《文明拍球歌》，一边按着韵律拍球。歌词中列举了日本人最渴望的十种西方物品：蒸汽发动机、煤气灯、照相机、电报机、轻型机车、报纸、学校、邮政、蒸汽船和出租马车。日本人专门请了一位英国的建筑师来建造一座宏大的舞厅，一时日本人也能向西方人那样跳交谊舞。这座舞厅就是东京的鹿鸣馆。
伊藤先生对德国的访问
西方式的变化很早就深入了宫廷。皇宫里通上了电，尽管因为害怕引起火灾而只使用了不长的一段时间。宫廷中的女性被鼓励着要像西方妇女那样直接大胆地大声讲话，而不是像从前那样端庄地用手捂着嘴小声嘀咕。宫廷中的男性都努力地模仿西方人的衣着。然而，他们的努力措施在一位来访的英国女士眼里，都变成了被嘲笑的对象。她说道：“……几乎所有的衣服都是成衣，都显得太过肥大。裤子的裤脚都被塞进了松紧边的靴子里。皱顶的帽子要么一直盖住了主人的耳朵，要么就很俏皮地扣在后脑勺上。”
在对西方热心的学习中，明治时期的领导人感兴趣的方面几乎完全集中在外在的形式上，他们就是不能理解西方的价值观。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使日本成为一个和西方平等的国家而受到世人尊重，而日本能够成为一个先进的民族。要赢得西方的尊重，似乎就要有一个宪政的政府，于是明治的寡头们就开始着手创建一个具有日本特色的宪政政府。
1881年，天皇宣布日本很快就会颁布宪法，大概就在未来的10年之内。日本向欧洲派出了一个使团去学习那里的宪政体制，使团的率领者就是明治重臣中的绝对保守派伊藤博文。伊藤博文在德国遇到了“铁血宰相”俾斯麦，并且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因此很自然地把他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了德国。他还深深地被德国法学家鲁道夫·冯·格涅斯特的言论所折服，格涅斯特坚持宪法不应该迎合民主的口味，而必须牢牢地根植于国家的传统之中。
伊藤博文对他听到的东西深以为然，并且把普鲁士的宪法作为日本的榜样。他毫无犹疑地摒弃了更加民主的宪法范例，例如美国的、法国的和英国的。伊藤博文后来写道：“我相信我已经为我的国家做出了一项重要的工作，我从内心里感觉将来可以含笑九泉了。”
对于伊藤博文和他的同僚们来说，目标就是履行誓言，恢复天皇最高荣誉的地位。但是，同时要继续保持他与实权绝缘的状态。1889年颁布的日本宪法正是这一目标的体现。它再次重申了关于天皇神圣血统的古代神话，把他宣扬成“神圣的、不可亵渎的”，并且宣扬天皇的继承“万世一系”（这个词在裕仁的宣战诏书中再次被引用）。但是同时，宪法也清楚地规定，如果没有帝国议会的批准，天皇颁布的任何法律都是无效的。
培养对天皇的崇拜
帝国议会即国会，由两院组成：贵族院和众议院。两院都由选举产生，成员都来自日本的精英阶层。然而，核心的权利圈极端不情愿把它的权力交给日本的大众，也不愿意交给选上来的代表们。选民被限制在全国6％的人口范围内，而这恰恰大约相当于旧的武士阶层所占的比例。在权力的执行中，贵族院可以对下院提出的立法案进行否决。
这种民主的表象使西方感到十分满意。就在宪法生效仅仅四年之后，英国取消了自佩里 打开日本大门不久之后一直实行的治外法权，以此表示它的认可。其他的西方国家很快也纷纷效仿。
凭着惊人的智慧，明治重臣们在他们拼命赶超西方的努力中，认识到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日本人民进行的教育。早在1872年，他们就建立起一个义务教育制度计划。这一计划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号召建立54000 所小学。这一内容的落实速度快得惊人：1860年，日本的大多数人口还是文盲，但到了19、20世纪之交，日本已经变成了亚洲受教育程度最好的国家，公民中的读写率达到了95％ 。
然而和其他所有的东西一样，教育在日本也发生了一种奇怪的扭曲。在1890年颁布的一道诏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