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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德逊看起来有点为他们那些行贿的士兵感到内疚，他说：“他们里面有些人对重新应征入伍感到愤怒，于是就写了匿名信给联邦调查局，揭发花钱入预备役的事。他们有意要埃尔克吃苦头，因为他们后来设法逃避重新应征入伍时，埃尔克非但不帮忙，反而百般刁难，到了部队他又是一个干劲十足的军士长，弄得他们一个个咬牙切齿，恨不得置他于死地。他们的目的达到了。”
我的思维功能空前快速地调动运转起来，自从我到拉斯维加斯找科里把钱处理好至今将近一年的光阴，与此同时，我又积存了15000美元，还有，我即将搬进长岛的新居。怎么凡事都爱挑最关键的时刻来塌台呢？如果联邦调查局的人在李要塞向所有的士兵调查我，起码有100人曾向我行过贿，他们当中将有多少人招供是靠行贿入伍的呢？
“斯托夫已经拿准将有一个大陪审团审理弗兰克的案子吗？”我问尼德逊。
“应该是的，”他回答我，“除非政府想掩盖这一丑闻。你知道，只需把丑闻踢到地毯下就行。”
“有没有这种可能呢？”我又问。
默雷摇了摇头说：“不可能，但巴狄似乎有把握你可以不受株连，所有和你打过交道的人都异口同声地称赞你是个好人，你不像埃尔克那样贪得无厌到办事总是无钱莫问。没有人想让你吃苦头，而且巴狄已向士兵们打过招呼，别把你也卷入到这场官司里去。”
尼德逊站起来和我握别道：“我再一次感谢你，如果你需要人为你作证，或者你想让联邦调查局的人找我了解情况，我都会尽力而为。”
我动情地握住他的手问：“我还能为你做点什么吗？你也会从控制组被重征入伍吗？”
“不可能了，”尼德逊苦笑了一下，“我有了一个男婴，而妻子在两个月前死了，入伍这件事与我不会再沾边。”
我永远也忘不了他说此话时的表情，那充满着悲伤的声音，那流露着怨恨的眼睛，那被绝望扭曲了的脸部，都在说明他仅仅是为了把儿子抚养长大才苟活于人世的。今天早上他去上班，受了朋友之托马上赶到这里来提醒我，顺便感谢我过去曾为他所做的事情，并且告诉我愿意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帮助我渡过难关。虽然我的帮忙在当时对他的确起了雪中送炭的作用，而今已经事过境迁。我懊悔当时不相信他的遭遇，现在只能用心意来表达对他妻子逝世的哀悼了。原来他那天自己不述说困境，在巴狄·斯托夫为他求情时又一直低着头，就是因为他很明白我不相信他们，以为他们全在说谎，现在他是用实情给我一个小小的报复吧。我希望他心里能够因此得到点满足。
在斧头砍来以前，我就像一只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地熬了一周。到了那个星期一的早晨，我很惊讶少校比以往的任何一个星期一都到得早，而且精神焕发。他用异样的眼光看了我一眼才走进他自己的办公室。
十点整，有两个人走进了办公室，说是要找少校。我一眼就看出他们是冲着什么来的了，文学作品和电影对于这行的描写实在太惟妙惟肖了——穿西装，打领带，戴着古板的软呢帽，这身正统保守的衣着就是他们身份的象征。年长的那位大约有45岁，面部粗糙，表情呆板，另一位和他完全不相称：年轻得多，身材高大硬朗，不是运动员的那种肌肉发达的矫健型，而是一副精瘦的大骨架，外面包着一套守旧的夹里西装，英俊的脸上缺乏经验，看样子还是个初出茅庐的新丁。我领他们走进少校的办公室。他们在那里呆了大约30分钟左右，然后出来站在我的办公桌前，年长的那位一本正经地问我：“你就是约翰·墨林吗？”
“我们能否和你在一间单独的房里谈谈？我们已经征得你上司的同意了。”
我站起来，领他们走进一间用作预备役总部夜晚会议室的房问。一进门，他们俩就立刻打开皮夹子，出示了绿色的身份证。年长的那位自我介绍道：“我叫詹姆斯·华勒斯，是联邦调查局的，我的这位同事叫汤姆·汉南。”
汉南对我友好地微微一笑，背诵道：“我们现在向你提出一些问题，但是在取得律师的帮助之前，你不必做出回答。一旦你回答了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利用你的回答来指控你。明白了吗？”
“明白了。”我说着在桌子的一端坐了下来，他们也相继坐下，一个在我的左边，另一个在我的右边，把我夹在当中。
年老的那个叫华勒斯的问我：“你知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来找你？”
“不知道。”我早就下定决心，绝对不自觉供出一句他们想得到的东西，也不说俏皮话，更不要装模作样。也许他们估计到我已猜出他们此行的目的，那又能把我怎么样？
汉南问：“你能否提供一些你个人所掌握的有关弗兰克·埃尔克收受预备役军人贿赂的情况？”
“没有。”我面无表情地回答，我打定主意不当演员，既不表示吃惊也不献出微笑，反正不做出任何情感的流露，以免引起更多的怀疑或攻击。就让他们以为我在掩护自己的朋友吧，即使我无罪，这样为朋友保持缄默也是人之常情吧！
汉南又问：“你有没有出于某种原因收受过任何预备役军人的贿赂？”
“没有。”我回答得干脆利索。
华勒斯故意非常缓慢地说：“其实这些情况你全知道，你总是在收受了年轻人一定数量的贿赂之后才肯征他们入伍，你很明白是你和弗兰克操纵着那些名单的。如果你否认这些事实，就是有意对联邦调查局的官员撒谎，这就意味着你在犯罪。现在我再问你一遍：你到底有没有在收受贿赂或者其他东西后才帮小伙子们入伍？”
“没有。”我不假思索地答道。
汉南突然笑出声来：“我们已经抓住你的朋友弗兰克·埃尔克的尾巴了，我们有证据证明你们是合伙干的，也许在这幢大楼里还有其他民政职员甚至军队官员和你们一起胡作非为，如果你把你所知道的一切情况如实向我们交代，将对你大有好处。”
他的这番话里没有提问题，这样我就只需看着他。不发一言。
突然华勒斯用冷冷的声音说；“我们知道你是这种勾当中的罪魁祸首！”他的这句话使我第一次打破了我原定的那种喜怒不形于色的对策，哈哈大笑起来。当然笑得很自然，合乎情理，他们不应该因此生气。我看到汉南也忍不住偷偷一笑。
促使我大笑的第一个原因是他使用了“罪魁祸首”这个短语，让我第一次感到整个问话过程只不过是一部二流水平的电影而已。我笑的另一个原因是本以为只有稚气未脱的汉南才会提出如此没有水平的问题来，以为年长资深负责这个案子的华勒斯是个有威慑性的人物，结果这些全是想当然。我笑的原因中还有一个就是我完全明白他们已彻底地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居然以为是在追查一个组织严密，诡计多端，穷凶极恶的犯罪团伙，要不然他们就不会兴师动众地从联邦调查局派重击手来这里了。他们没有想到此案只不过是些穷酸的小职员骗取几个铜板来花花而已，他们忘记了或者真的不了解这里是纽约，人人天天都在某种意义上犯法，他们看不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人也是在天天上当受骗。
我不想因为自己的大笑得罪了他们，所以盯着华勒斯的眼睛伤感地说：“我情愿自己是个罪魁祸首，而不是现在这么一个可怜兮兮的小职员。”
华勒斯专注地看着我，过了一会儿，问汉南还有什么问题要向我提出，汉南摇摇头。华勒斯站起来说：“谢谢你回答了我们的问题。”汉南在同一时间也站了起来，我跟着他们站起来，这样三个人就紧挨着站在一块了。我在不知不觉中伸出手来，华勒斯和我握了握手，我也和汉南握了握手，之后大家一起走出会议室，穿过大厅来到我的办公室门口。他们和我点点头道别后就向通往大楼出口处的楼梯走去，我则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我从容镇定，一点都不紧张。最弄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会主动伸出手来和他们握别，回想起来也许这是为了消除紧张情绪的一种下意识的举动，还有就是可能因为他们既没有羞辱也没有威吓，我，所以我出于感激之情做出了此举。他们很客气很有修养地向我例行公事地提出了一些问题，事后我才悟出他们实际上对我抱有怜悯之心——一介收入低微的小职员找几个额外的小钱来帮补生计算得了什么！是的，我有罪，但罪行轻得不足挂齿，当然如果他们可以的话，也会毫不留情地把我投入监狱，好在目前他们没有这份兴趣，我这么个卑微的小人物根本不值得他们发威。“人们竟然为当兵去行贿”这一罪行的本身就够荒谬的了。想到这里，我又笑了，对于一个小人物来说，45000美元可不是个小数目，我又被自怜自叹的情绪淹没了。
我一回到办公室，少校就出现在里间办公室的门口向我打手势要我到他那里去。少校的军服上挂满了各类勋章，他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过仗，随后又参加了朝鲜战争，一眼望去，他胸前起码有20条缓带。
“问话进展如何？”他问我，面带微笑。
我耸耸肩答道：“我认为进展顺利。”
少校摇摇头，好奇地问：“他们告诉我这种活动已经持续了好几年了，你们这些人是怎么干的？”他的言行里充满了赞叹。
“我认为全是些毫无根据的胡说八道，”我面不改色地回答，“我从来没有见过弗兰克从哪个人手中拿过一笔钱！还不都是那些被重新征入现役的人为了发泄私怨而血口喷人。”
“也许吧，但是在李要塞，他们下令空运100名士兵来纽约面对大陪审团作证，那可就不是胡说八道，血口喷人了！”他微微笑着看了我好一阵子，又问：“在和德国佬打仗时，你在哪个部队？”
“第四装甲师。”
“你的档案里有获得铜星的记录，虽然功劳不大，但总比没有强。”在他胸前的缓带中，有一颗银星和一颗紫星。
“不过我得到的不是战斗勋章，”我对他说明，“我是因冒着炮火把法国平民撤离出去而得到奖励的，我其实从来就没有杀死过一个德国鬼子。”
少校颔首表示理解，并说：“功劳不大，却比那些小子干得强多了。如果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尽管跟我说，好吗？”
“谢谢！”我感激地说。
我站起来正准备离去，少校突然气愤地咕噜道：“那两个杂种居然向我提问题，我叫他们见他妈的鬼去，他们以为我也卷入了这种勾当！”他又甩甩手，提醒我说：“别大意，得留点神！”
做一个业余的罪犯真是得不偿失，就如电影中的杀人犯受到心理折磨一样，我对身边一些事情的极端反应也几近于神经质：每当我家的门铃在意料之外的情况下响起来时，我都会胆战心惊，总以为是警察或联邦调查局的人来捉我了，而往往开门后才知道要不就是某个邻居来借东西，要不就是维丽的朋友来串门解闷。在办公室，联邦调查局的人一周来几次，通常还带个年轻人来，很明显，他们是让带来的人认证我的，我估计他们全是那些花钱参加了六个月服役计划的预备兵。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