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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封建社会制度提出怀疑，只是批判了一些丑恶的事物，这些批判仍然是
引向了一个总的结果，仍然是批判了封建社会。吴敬梓是以“功名富贵”、
“文行出处”这样八个字来作为他所反对的和肯定的人物的分界。他认为热
中“功名富贵”就必然会看轻“文行出处”，讲求“文行出处”就必然会轻
视“功名富贵”。而科举制度正是追求“功名富贵”的主要道路，也是败坏
“文行出处”的主要道路。这就是吴敬梓企图通过《儒林外史》来表现的他
的基本思想。从我们今天的观点看来，决定封建社会必然日趋腐败的并不是
它的个别制度，而是整个的封建制度和整个的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然而，
正和其他杰出的现实主义的作品一样，《儒林外史》描写的社会生活所表现
出来的客观意义，是远为超过了作者的主观意图的。它通过对以上所说的那
些丑恶的事物以及其他事物的批判，使人感到整个的封建社会、整个的封建
统治是不合理的，应该为一种新的健全的东西所代替。这就是《儒林外史》
在它的思想内容方面的最重要的成就。
由于清朝统治者的恐怖的文字狱的威胁，吴敬梓把他的小说中的故事假
托为发生在明朝中叶，发生在15 世纪到16 世纪之间；但他所批判的实际是
清朝统治之下的18 世纪的中国封建社会。清朝以异族侵入中国，经过几十年
的镇压和经营，这时它在全国的统治已相当巩固。清初的大屠杀大洗劫所严
重破坏的农业和工商业这时也得到了一些恢复。然而，随着这个最后的封建
王朝的政权的稳定，土地日益集中在官僚、地主的手里。对于工商业的发展，
清朝统治者也采取的是压迫和阻碍的政策。这就是说，清朝的统治的巩固是
不利当时的社会的发展的，它的作用不过是使垂死的封建社会的生命得到了
若干时候的延长而已。而且由于不断的战争和官吏的贪污成风，当时人民的
生活是很穷困的。《儒林外史》就主要是反映了这样一个封建社会的内部的
腐朽。它对于当时人民的生活的穷困和地主阶级的残酷的剥削也曾略为涉
及，但因为它的题材主要是“儒林”，它就着重地从和封建地主阶级的知识
分子关系比较密切的一些方面来批判了这个腐朽的封建社会。虽然这个处于
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社会的问题和丑恶的事物并不只是这些，《儒林外史》
的题材和它着重从这些方面来批判封建社会，使它在中国古代的为数很少的
几部最为杰出的白话长篇小说中具有独自的特色，独自的成就，而它就以它
的这种特色和成就来丰富了我国古代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宝库。
（三）
吴敬梓自己就是一个封建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他生在一个“科第仕宦
多显者”的家族里。他的家庭本来是相当富有的，由于轻视金钱，热心帮助
别人，他没有多久就把家产挥霍光了。33 岁的时候，他从他的家乡安徽全椒
移居南京，过着贫苦的生活，有时竟至断炊。程晋芳在给他做的传记中说：
“或冬日苦寒，无酒食，邀同好汪京门、樊圣×①辈五六人，乘月出城南门，
绕城堞行数十里，歌吟啸呼，相与应和。逮明，入水西门，各大笑散去。夜
夜如是，谓之暖足。”这个故事真切地写出了他的贫苦的生活和他不向贫苦
低头的性格。1735 年，他36 岁的时候，当时的安徽巡抚曾打算推举他入京
① 原缺一字，当为樊圣谟。
去应“博学鸿词”的考试。“博学鸿词”，这是清朝统治者为了网罗特殊的
人才而设的特殊的考试。1678 年，清朝统治者曾经举行过一次来收买从明朝
遗留下来的有名的文人学者。隔了五十多年才举行第二次，所以被荐举去应
这种考试，在当时的读书人中被认为是一种很光荣的事情，很难得的机会。
然而吴敬梓却借口害病，拒绝不去。这样一个人，生活在像《儒林外史》所
描写的那样腐败和势利的社会里面，生活在那样一些庸俗和无耻的知识分子
中间，是会感到怎样的孤独，怎样的闷气呵！要不和卑鄙的黑暗的现实妥协，
也不被它压倒，一个人必须有理想。而一个文学家，更正是由于他有理想，
然后才可能站在比现实更高的地方来观察它，描写它，然后才可能正视卑鄙
和黑暗，而且并不把它们描写得只是可怕，只是令人窒息。
如果说吴敬梓所批判的事物是很好理解的，他的理想和他根据这种理想
而写出的一些肯定人物却就比较复杂，比较不易说明。作为理想人物来写的
第一回的王冕，是元朝末年的一个真人，然而《儒林外史》的王冕的故事并
非全是真事。根据宋濂的《王冕传》，王冕是以豪杰之士自负，还是颇有一
些锋芒的。在吴敬梓的笔下，他就恬淡和平得多了。在这个人物身上，有这
样几个特点。第一，他“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贯通”。他的
政治见解是儒家思想，主张“以仁义服人”。但是，第二，他不愿做官，也
不愿见做官的人。他拒绝了元朝的知县的邀请，也逃避明朝的皇帝朱元璋的
征聘。他以段干木、泄柳为他的模范。泄柳和段干木是春秋战国时候的隐居
的贤士，当时的国君亲自到他们家里去见他们，一个闭门不纳，一个逾墙逃
走。第三，他小时放牛为生，后来也安于贫贱，以卖画来维持自己的生活。
这几个特点大体上是包括了吴敬梓的理想的主要内容的。除了王冕而外，差
不多和那些因为热中功名富贵而精神空虚以至精神堕落的人物在全书中所占
的比重相当，作者还描写了许多肯定人物，以他们来和那些精神空虚精神堕
落的人物相对照。这些人物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尊重自己的个性或理想，不
愿为功名富贵而屈辱自己。但是，为了把吴敬梓的理想的性质分析得明确一
些，我们还必须把这些人物加以区别。
庄绍光、迟衡山这样的人可以算作第一类。庄绍光，作者借书中一个重
要人物杜少卿说，他是“我所师事之人”，又说他不耐和词客相聚。虽然他
并不热中做官，但有人荐举他入京去见皇帝，他还是去了。他说，“我们与
山林隐逸不同。既然奉旨召我，君臣之礼是傲不得的。”入京后，看到“我
道不行”，才又回到南京，“著书立说，鼓吹休明”。迟衡山也轻视科举，
瞧不起诗赋，他的最高理想是经史上的“礼乐兵农”。他说，“我本朝太祖
定了天下，大功不差似汤武，却全然不曾制作礼乐。”他生平所作的一件最
重要的事情是倡议在南京盖一所泰伯祠。他说，“春秋两仲，用古礼古乐致
祭，借此大家习学礼乐，成就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政教。”这样的人实在
很有道学气味，他们的理想不过是一种理想化了的封建思想，道地的儒家的
正统派思想。迟衡山的倡议得到了实现，用古礼古乐祭泰伯祠成为全书中的
一个最重要的事件，书中并夸张为“两边百姓，扶老携幼，挨挤着来看，欢
声雷震”。泰伯祠的主祭虞博士，书中说他是“真儒”，说他是“圣贤之徒”，
按道理他的思想也应该是儒家的正统派思想，然而书中却把他写得隐逸气味
很浓厚。杜少卿称他为“上而伯夷、柳下惠，下而陶靖节一流人物”。这里
可见吴敬梓心目中的圣贤，并不一定必须是孔孟，也可以是伯夷、柳下惠、
陶渊明那样的人。虞博士那样的人特别被推崇，还因为他能够用自己的行动
来感化人。作者借书中一个人物的嘴来说：“看虞博士那般举动，他也不要
禁止人怎样，已是被了他的德化，那非礼之事人自然不能行出来。”根据向
来的说法，虞博士、庄绍光都是以当时的实有的人物为模特儿来写的。虞博
士说是写的当时江宁府学教授吴蒙泉，庄绍光说是写的程廷祚。吴蒙泉的为
人到底如何，我们已经不大清楚。但关于程廷祚却还有许多材料可考。程廷
祚是一个早年相信颜元、李塨的学说，后来却调和于颜李学派和程朱学派之
间的道学家。书中写的庄绍光的某些经历是和程廷祚的生平相近的。然而，
把书中的人物和他的模特儿相比，显然作者也是加以理想化的。程廷祚并非
那样“恬静”，那样襟怀冲淡。他1735 年，应“博学鸿词”科没有考上。1751
年，已经是61 岁的老头儿了，又到北京去应“经明行修”的考试，结果又没
有考上，而且颇有些悻悻然，写了一封“南归留上海宁陈相国书”①，说这两
次考试都取的人很少，这位“陈相国”没有讲话，违背清朝皇帝的求贤之意，
并最后以古人“身在江湖，心存魏阙”自比。这哪里像小说中的庄绍光那样
潇洒自得呢？《儒林外史》的后一部分还写了一个萧云仙。他虽是武人，却
读过史书。他镇守边疆的时候，鼓励居民开垦田地，并动用钱粮来兴水利，
开沟渠。然后是建立先农坛，行祭祀之礼，并且开办学堂，教居民的孩子读
书识字。这个人物好像就是为了实现迟衡山的全部理想“礼乐兵农”而描写
出来的一样。然而，迟衡山的古礼古乐也好，虞博士的以德化人也好，都一
点也不能挽救当时的封建社会的腐败，而且最后这些人物也不能不风流云
散，销磨殆尽；萧云仙的“兵农”也不见重于当世，只是落得了一个破产赔
偿筑城费用，满怀抑郁——作者大概自己已经感到了这样一类理想的幻灭
吧？
杜少卿对庄绍光、迟衡山等人是很敬重的，但他却应该算作第二类。杜
少卿原来是一个豪华公子。他很重视孝道，“但凡说是见过他家太老爷，就
是一条狗也是敬重的。”他瞧不起科举，说“这学里秀才，未见得好似奴才”。
他又轻视金钱，人家向他求助，以至欺骗他，他都慷慨地“大捧出来给人家
用”。因此，他很快就把田产卖光了，移家南京。他又藐视当时的某些礼教
和风俗，醉后携着他妻子的手游清凉山，使得两边的游人不敢仰视。巡抚荐
他入京见皇帝，他却装病不去。他对他的妻子说：“放着南京这样好玩的所
在，留着我在家，春天秋天同你去看花、吃酒，好不快活，为什么要送我到
京里去？”后来贫穷到“卖文为活”，但却“布衣蔬食，心里淡然”，满足
于“山水朋友之乐”。这个人物，向来认为是以作者自己为模特儿来写的，
在生活经历上的确很像。书中对这个人物是很赞赏的，有一个人说他“品行
文章是当今第一人”。这样的人物已经和庄绍光、迟衡山有些不同了，按照
严格的封建主义的正统派思想看来，他已经多少带有一些离经叛道的气味
了。作者在书中还写了几个世家公子，虽然个性各有不同，在某些地方是相
近的。最早出现的蘧景玉，就是一个轻科举、重孝道的浊世佳公子。由于县
里的风俗非常势利、“激而为怒”的虞华轩也是一个“文行”都好的大家子
弟。我们可以说，比起庄绍光、迟衡山来，作者是更爱杜少卿、蘧景玉这样
的人物的。
①
据《清史稿·大学士年表一》，乾隆十六年（1751）大学士中有陈世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