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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的。”
这不足为奇。他比马二先生会做人得多。他能够赶市场，顾到销路，倒
真是个现代化的脚色。他当然会行时。那个文瀚楼老板对他说的那些话，真
一点儿也不错：
“先生住着。将来各书坊里，都要来请先生。生意多哩。”
马二先生也是为了编辑费而编书。而且一方面也是为图一个名。这跟匡
超人先生原是一样的。
所不同者，只是马二先生老实忠厚，干得认真不过。他一面靠编书吃饭，
一面又要务使读者真正得到点益处，决不肯误人子弟。他这就活该落伍了。
弄得书店老板都不喜欢他。
要是市面上多出现了几个匡超人先生那样行销的脚色，他老先生势必至
找不到一碗饭吃，非改行不可。
幸而——匡超人先生虽然极其行时，可是一出了名，就把这个玩意儿一
脚踢开，到京城里招亲得意去了。
倒是这位不大受欢迎的马二先生，还老是守着这个老行当。竟仿佛把这
个当做他的终身事业似的。
至于别的大选家们，也没有谁看得起他。试听听那卫体善和随岑庵两位
先生在胡三公子家里发的议论看。一提起马静——“那可正是他把个选事坏
了。”
马二先生对后生们排斥了一辈子杂学，于文章讲了一辈子理法。而今倒
招得这位卫老先生说“他终日讲的是些杂学”，而“于文章的理法，他全然
不知，一味胡闹，好墨卷也被他批坏了”。所以一看见他的选本，就“叫弟
子把他的批语涂掉了读”。
他们自己当然了不起。他俩一唱一和地早就谈过。这个说，近来的选事
益发坏了。那个说：“正是。前科我两人该合选一部，振作一番。”
只有他们两位才真是大批评家：
“比如主考中出一榜来，也有合法的，也有侥幸的：必定要经我们选家
批了出来，这篇就是传文了。”
这么着，这两位先生就谈得满座都肃然起敬。
但马二先生不会来这一手。他没有研究过“文坛登龙术”。
从这些地方看来，那么马二先生即使做举业做成了功，乡榜中了，会试
取了，做了官，可是——老实说，我也为他放心不下。
他做起官来，要是老脾气不改，又像他选文章一样迂法呢？也许——时
常一个案子要办好久，不肯苟且下批。上要对得住朝廷，下要对得住子民，
还得处处合乎圣贤的法则。这样，则他的官运是不是好得过匡超人那号脚色，
那可就说不定。
比如说吧，像王惠那样的历练——劝他的同年荀员外不报丁忧，以免耽
误三年的前程。马二先生肯替人家出这样的主意么？那位王员外一补授了南
昌知府缺，头一个关心的就是“地方上人情，可还有甚么出产，词讼里可也
略有些甚么通融”之类，因为做官原是为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马二先生会这样想么？
后来那位王太守一出马就“置了一把头号的库戥：把六房书办都传进来，
问明了各项内的余利，不许欺隐，都派入官，三日五日一比”。再又较量了
两种板子的轻重，“这些衙役，百姓，一个个被他打得魂飞魄散”。马二先
生肯这样干么？
而王太守却是江西第一个能员，不久就升了道台。
要是他马二先生——你想想吧，可行？
他说不定也会落得个没趣。官场上的人也看他不起。人家一提到他，也
许会像高翰林议论杜少卿的父亲一样：
“他中了个进士，只做得一任太守，已经是个呆子了。做官的时候，全
不晓得敬重上司，只是一味希图着百姓说好。又逐日讲那些敦孝弟，劝农桑
的呆话——这些话是教养题目，文章里的词藻，他竟拿着当了真！惹的上司
不喜欢，把个官弄掉了。”
（三）
总而言之，我们这位马二先生之为人——处处跟人家不同。人家也谈制
艺，他也谈制艺，然而他的跟人家的不同。人家也做举业，他也做举业，然
他的跟人家的不同。
这部作品把那些做举业的许多人物——不管他们本人愿意不愿意，都一
个一个拖上场来。有得意的，有不得意的。有半生潦倒而一举成名的。有登
了龙而又坍台的。作者剖出了他们的灵魂，判出了他们的命运，画出了他们
的脸嘴。他把他们嘲笑了一个够。
可是半中腰里，忽然闪出了这么一位马二先生：一个忠厚长者，一个极
本分，极正直，极纯洁的人物。叫人看了又敬他，又想拉住他的手跟他亲热
亲热。
可是这位先生一出场——又给描写得叫人笑不是，哭不是。
作者分明也调侃了这位马二先生。
这似乎太忍心了一点了。为什么一定要拖这么一个好人下水，把他也排
到这队丑角里来呢？
马二先生要是不上场，我想谁都可以放放心心地去读这部书。即设我是
有马二先生那么一副头脑，认为举业是“人人必要做的”吧。我也还是可以
嘻嘻哈哈地读下去，十二分轻松。这里所写的那些脚色，诚然极其可笑，甚
至于不堪。可是我仍不妨把它看作事不关己。我可以对自己这么说：
“那不过就是这几个人可笑，不堪而已。这并不能怪制艺本身有什么毛
病。倒是这几个人把这个‘极好的法则’坏了。他们全不知道这个法则的真
精神。所以作者嘲笑他们。作者却不曾对制艺本身嘲笑过，抨击过。”
然而马二先生一登场，可就没这么轻松了。马二先生的见解，对我们的
教训，以及他的行事等等，那确实是代表了制艺的精神的。
别人做举业，也许并不纯正，或者是拿这个来做敲门砖，或者是用它来
做幌子，全不把它当一回事干。而马二先生却干得极其严肃，一点不马虎，
一点不随便。他是制艺的真正辩护人。所宣讲的又真是他由衷之言。他赤诚
地捍卫它，发扬它，极力叫世人认识它的真价值。并且他真是说得到就做得
到，以身作则，干上了一辈子。
而今调侃了马二先生，就是调侃到了这制艺本身。
一开首——你对马二先生那些说教不免要发笑。那你就是对制艺本身发
笑。
作者似乎在那里说：
“别的那些人物做举业，也许做得不顶真。他们是些假货色。可是现在
——我让你看看这个道地的真货色。”
再呢，这惟一的真货色，这制艺主义的真代表——照道理说来，他应该
早就高补过的了？
然而不然。别的那些假货倒已经功成名遂，一路顺风。他倒反而没有。
“只是科场不利，不胜惭愧。”他说。
原来这个“极好的法则”，是要叫人碰运气的。遇不遇要靠个缘分。周
进要是不补个廪，也许就以布衣终其生。范进要是不遇到周进来做学道，也
许就被他丈人胡屠户骂一辈子。读书人必须做举业，而当真做起来，前途却
又这么把不定。要靠自己的本领么，那全然作不得凭的。所以只能凭一些别
的东西：例如一个考生的中式不中式——大焉者要看他究竟是不是天上文曲
星下凡，其次也要看看有没有什么鬼使神差，或是看有没有什么梦兆，诸如
此类。
像我们马二先生倒不大谈这一套，因为这一套未免太荒唐了点儿。只是
他又不肯撒谎，这就老老实实说个“不利”——命也夫，命也夫！
功名富贵，全是生就了的。
然则文章的“理法”云何哉？
这里我又想起我读完中学的时候，有一位畏友恳切地对我讲过这样的
话：
“你去投考大学，考不考得取——当然要看你的考运如何。好比搓麻将
一样，输赢全靠手气。但你要是简直的不会打牌，你就是上了牌桌也没有用，
手气好煞也不相干。考试也是这个道理。要是你一点也不晓得考试的诀窍，
那你即使命里注定有极好的考运，也糟蹋掉了。”
接着他就谈了一点这诀窍。比如说，试卷上字要写得好。答题要做得开
门见山，而且不要答得太详细。又千万不要过于讨好，去发挥你自己的什么
心得。也不要答得深入，以免阅卷老师看了伤神。虽然你摸不着各位阅卷老
师的脾气，但总得摸清你投考的大学——还是喜欢古文呢，还是喜欢白话文。
你总得迎合他们的口味。他们要打倒旧礼教呢，你就骂骂孔子，他们要卫道
呢，你就骂骂新文化。总之，你要识相才行。
要懂得了这些个，然后才可以去碰碰运气。
那么马二先生之讲究投考指南，或者也不外乎这个意思了。
不过我那位畏友的意思，却又有点与那马二先生的各异。他只是为要应
付考试而已。试卷上所写的，未必真是自己的文章，未必真是自己的作风。
甚或不是自己所愿写，所要写的东西。反正不把它当做自己真正的成绩，管
它呢，就是一个最憎恶时文的人，考起来难道不也勉强作时文？就是一个最
反对这种举业的人，为了出路问题，难道不也是未能免俗，硬着头皮作它一
下？
仅仅如此而已。
即使那些考运极好，历科连捷的时文家——事实上也不免是这样，把它
当做一块敲门砖。功名之门一开，这砖头就扔掉。
至于那些运气不好的，尽敲敲不开呢？那就有两条路。或者老是不死心，
老是敲下去。或者是拉倒，干脆摔掉这块砖头：改行。
马二先生则不然。他想进去的那扇门——没有敲开。而今他不再敲了。
知道这对于他是无缘分的了。然而他可又死抓住这块砖头不放，一辈子小心
在意地捧着它，抱着它，说它是个“极好的”东西。
但这种马二先生精神——明明是跟那“做举业”相抵触的。万万学不得。
所以，他就是讲究那么一点儿投考方法——这方法压根儿也就不对。一
味把这个玩意儿认真当作自己的文章事业，全不去揣摩人家，这怎么行？可
笑他恳孜恳孜一辈子，连个此中诀窍都不曾理会得。
有一位高翰林讲过一些极中肯的话，值得我们后生紧紧记着的。当时迟
衡山谈起马二先生——“他着实在举业上讲究的。不想这些年，还是个穷秀
才出身。可见举业二字，原是无凭的。”那位高翰林就说：
“迟先生，你这话就差了。我朝二百年来，只有这一桩事是丝毫不走的，
摩元得元，摩魁得魁。那马纯上讲的举业，只算得些门面话，其实，此中的
奥妙，他全然不知。他就做三百年的秀才，考二百个案首，进了大场总是没
用的。”
只有“揣摩”二字，这才是举业的金针。“若是不知道揣摩，就是圣人
也是不中用的。”
故曰：“那马二先生讲了半生，讲的都是不中的举业。”
那马先生的全部生命力都抛在了这上面。但他生前的功名没有成就，即
在做举业的同行中间，也没有被人看重。并且他那种选本又只行得一时，连
个身后名都没有博得。
他老先生竟做了制艺的牺牲品。
而今你我都知道有个马二先生，那是因为他在《儒林外史》里给立了传。
但作者虽然爱他，却又不得不忍痛调侃他。噙着一把眼泪来笑他，为的他是
代表了制艺的真精神的。
这里，他更是做了制艺的牺牲品。
如果他的灵魂没有这么纯洁，为人没有这么可爱，或是他没有这么背时
的话，则那个箍住了他一辈子的那个“人人必要做的”举业——读者对它还
多少可以宽恕一点儿。惟他是个忠厚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