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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论车皮卖。
后来，有一次老乡聚会，我搂着一个漂亮的女老乡翩翩起舞，意乱情迷，正考虑是否要有实质性行动的时候，女老乡突然抬头含情脉脉地看着我：同学，钢材要吗，夏利要吗？
我反省了一下自己的商品经济生涯，其实我从商业活动中的获利微乎其微，搞商业演出的时候连自己的票钱都没挣回来；乱贴广告被罚过款；卖的书包根本就是假冒伪劣，要是被告到校卫队肯定吃不了兜着走；做家教中介推荐的净是老乡和同学，不仅不给中介费还要请他们吃饭……而当时最稳定的收入其实是稿费，因为我姐在一家报社，老给我假公济私。于是我对自己的商业才华有了一些怀疑，对自己的艺术才华有了更多的肯定。
晚上，熄灯，大家开始卧谈会，在探讨了经济形势、业务状况和未来走向以后，有位兄弟长叹了一声：“如果可以挑选一种死法，我希望是被钱砸死的，”并强调了一句，“我说的是美元。”而我的理想却突然发生了质的升华：“与其被美元砸死，还不如做个艺术家被饿死。”
在未来的岁月里，我的同学们继续倒腾车皮、走私汽车、石油换食品、食品换核潜艇、跨国结婚、拆分微软、重建世贸大厦……
而我默默地做了三张伟大的唱片，最后一张《拉链门事件》终于可以公开发行，著名乐评人说我是中国最早的电子音乐艺术家，既然是艺术家，所以当然还是没钱，还只能拿理想说事儿。
老天有眼，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想还是被钱砸死算了。
文艺青年的花样年华
作为娱乐世家，我们一家都深爱着文艺，我爸热爱样板戏，我妈最爱黄梅戏和越剧，我姐爱听流行歌，只有我是个例外，我小时候对文艺基本上没兴趣，偶尔听听相声和评书。上小学的时候，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只要学习成绩好就什么都优秀，所以我虽然骨瘦如柴、体弱多病，却兼任了班长、体育委员、文艺委员、数学课代表等多项职务，而且屡屡被迫代表我班我年级参加学校歌咏比赛、联欢会，仗着我的家学渊源，在六个班干部里我走调走得最近，真是应了那句老话：天生丽质难自弃，金子在哪里都是闪光的。
一来二去，我像所有的孩子一样爱上了流行歌曲，当时买一盘原版磁带是很奢侈的，我们一般用空白磁带翻录，听过了抹掉再录，一直到磁粉掉得差不多为止，谁家有一个双卡录音机那就牛大发了，串一盘带子能收五毛钱，生意还很不错。后来，我以学英语的名义让家里买了一台三用机，从此走向音乐新时代。除了磁带，另一个重要的传播手段是手抄歌本，我姐是这方面的专家，她的歌本不仅资讯新，而且制作精美、排版讲究，有大量从报纸杂志上剪的明星图片做插图，所以后来我姐从事媒体工作。我通过抄歌本学会了读谱子，后来为了和我姐竞争，我尝试着把听过的歌扒下来，很多年以后，我成了一个音乐人。
我姐在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城市上学，咨讯比较发达，每次回家都给我灌输很多港台的先进文化，我的第一盒卡带是她给我的生日礼物，正版的，歌手是杨庆煌，制作人是谭健常，第二盒是杨俊荣（没错，就是很多年以后周杰伦签约公司阿尔发的老板）。我姐为了显示她的优越感，经常给我传播一些骇人听闻的内幕消息，比如一个奇丑无比的老男人赵传打败了人见人爱的小虎队，张雨生其实是男的，潘美辰才是女的，齐秦曾经是个少年犯等等。
直到她后来教我学会用短波收听敌台，我才知道她的消息来源。我家乡在南方，离福建很近，所以能听到杂音很大的台湾音乐节目。我最早的流行音乐教育就来自那里，我爸经常吓唬我，说没准哪天就被派出所当特务给抓走了。为了隐秘起见，我用耳机听，是那种一个耳朵的半导体耳机，我在外面还加一个冬天用的护耳套，搞得像一个真正的谍报人员。
上大学的时候，我加入了学校的一个报社，开始以文艺青年自居，文艺青年的所有缺点我都学会了，比如，不修边幅、恃才放旷、藐视权威、不和普通群众为伍等等，我和几个进步青年结成了小团伙，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喝酒抽烟，畅谈文学和爱情，俨然是魏晋名士。我的强项是写小美文和针砭时弊的小杂文，当时给我影响最大的是米兰昆德拉和王朔，我在给别人总结我的文学生涯的时候经常说，王朔是我的形式，米兰昆德拉是我的内涵，翻译成正式的说法就是可读性和思想性并重。所以，一方面我得到了同行的尊重，另一方面又赢得了很好的票房。我的文章在报纸上刊出后，立刻名声大噪，走在路上，经常被女青年指指点点。二年级我就成为执行主编，在报社成立五周年的时候，我编了一期报纸，成为后来报社的标准教材。
可惜好景不长，我们的主编比我还不修边幅、恃才放旷、藐视领导，对学生会诸多领导完全不放在眼里，搞得他们特别没面子，结果被主席摆了一道，报社撤销原来的编制，并入秘书处，指派秘书长做主编，纳入了校会强有力的监控下。我一气之下，带领所有骨干人员退出了报社。
我的文艺生涯从此转移到了北洋艺术团，我在合唱团唱男低声部，同时担任艺术团的秘书长、团刊《北洋潮》的主编、话剧队队长。我们的指挥姓任，他热情洋溢，指挥的风格基本上可以用张牙舞爪来形容，每次演出他都占去了很多戏份，因此他成为当时学校的三大名人之一。另外两个名人，一个是外教胖玛丽，她因为身材极胖成为校园里的一道风景，一个是公共澡堂的播音员，每到澡堂快打烊的时候，校园里就会回荡着他苍老磁性、有板有眼的嗓音：各房间洗澡人员请注意了，还有十分钟就要停水停电了，请大家抓紧时间，尤其是来得晚的和洗得慢的，更要抓紧时间。很多年后，同学聚会，大家居然异口同声一字不漏地把这段话背了出来。
我们的合唱团在高校里赫赫有名，号称梦之队。有一次参加市里的大学生合唱比赛，隔壁一个学校自我感觉很牛比，还特地从电影厂借了全套的红军军装，准备靠一首《大渡桥横铁索寒》问鼎冠军。比赛之前，我们合唱团上台试音，大家走了一个“1，3，5，1”的和声，立刻，全场寂静，都听傻了，因为在大家的观念里，合唱只是群众歌曲大齐唱，根本不知道合唱是这样的。该校领队一看形势不对，赶紧给学生打气：“同学们，没什么了不起，只要我们发挥正常，一定可以保三争二的。”
我在合唱团里是个异类，因为我喜欢摇滚乐，而且积极推动合唱的现代化进程，我认为要让年轻人接受合唱，必须创作和演唱新的作品，我曾经把罗大佑的《水上花》改编成四声部的合唱，那份谱子交到指挥手里就再无后文了。我对合唱事业的兴趣仅此而已，作为一个文艺青年，我的理想永远在别处。
毕业以后我在一家软件公司工作，我的领导是“红十字”乐队和“虹”乐队的前贝斯手，他经常向我提起和赵传、齐秦在一起的日子。在我听来仿佛就像传奇。前贝斯手在离开公司的时候，把一台老爷级的合成器和一台音源留给了我，我准备过两年当文物卖掉，它们很有可能参与了《纪念日》的录制哦。不过有一点令我很泄气，我在唱片的工作人员中根本没有发现他的名字，嗨，也许署的是艺名呢。
再后来，我去一家唱片公司工作，成为职业文艺青年。我的老板是最早把齐秦、赵传引入大陆的人；公司的音乐总监就是台湾著名的制作人谭健常，我给他做了两年助理；后来因为一张唱片在台湾发行的事儿，我们还和阿尔发公司的杨俊荣合作了一次。
回头一看，人生的因缘际会真是神奇，似乎我现在所作的一切，在童年的时候都已经留下了伏笔。一个文艺青年的花样年华莫过如此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帮要混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帮要混，否则人生就是不健全的，对中国人来说尤其重要，我认识几个人在国外混了几年，生活条件挺好的，最终还是“拒绝了海外著名研究机构的高薪聘请”海归了，说到底，还是寂寞难耐啊，中国人没有自己的帮可混，就像手机没有短信功能、上网不是宽带、欧洲杯期间有线坏了。
在古早古早的武侠时代，人们加入帮派是为了保护生命财产安全，有大哥罩着你，如果加入的是黑道，在交保护费的时候就可以打五五折，如果加入的是白道，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不交保护费，当然你还要交武术培训费、医疗保险、机场建设费等等，好在白道比较讲信用，你可以“学不会再学，学会为止，毕业后包分配，工作单位是著名镖局和保安公司，月薪不低于二两银子……”
到了文革，这一帮派传统被发扬至极限，山头林立，有时候一家人就分属好几个派别。我的二叔为人极其老实，有一点木讷，所有帮派都不愿吸纳他，于是他一努力自己拉了个山头，号称“卷巨浪造反队”，然后以“替你打柴”等诱惑把两个小弟弟强行收了进来，为了博出位，他还策划了一次全国大串联，没想到在最后关头被两个弟弟出卖，没等走出村口就被我奶奶拿获，就地饿了好几顿，从此绝了做大哥的念头。
说来惭愧，等到我混江湖的时候，已经完全没有胸怀世界的志向了，连在学校争个武林盟主的想法都没有过，当时我们一共六个人，号称六人帮，基本没做过什么撑场面的事儿，顶到头也就是别人斗殴的时候，我们在旁边摇旗呐喊，下地偷过老乡的庄稼，骚扰女同学未遂……唯一算得上人物的是老三，他是个狠角色，常年带着冷兵器和火器，参加过正式斗殴，多年以后承包了一个煤矿，是我们之中最先富起来的。我排行老五，因为学习好，主要担任让人抄作业、考试协助作弊的技术工种，代表了我帮的先进发展方向，作为回报，每次下地偷黄瓜，他们只让我在田埂上望风。多年以后，我看《阳光灿烂的日子》，刹那间有一点恍惚，眼前闪现的是六个少年在田埂上拼命逃窜的景象，跑得如此鲜衣怒马、意气飞扬。
上大学以后就不时兴这种江湖组织了，都改叫社团了，比如，书法促进社、追捕UFO办公室、腿毛研究会等等，我是文艺青年，所以一直混迹于学校的文艺圈，一开始是在学校的报社，我们当时有三个人号称三驾马车，每周在报社举行一次座谈会，半箱啤酒、两包恒大，话题关于音乐、文学和爱情，我们的最爱是米兰昆德拉、王朔、罗大佑、达明一派……至今我都认为那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阶段，它让我学会了一种姿态：我们永远在逃脱这平庸的生活。后来我加入了学校的艺术团，在那里我发现了一种新的生活——音乐，几年后，我义无反顾地把音乐当作了我的事业。娱乐圈我熟啊，从爷爷那辈就在娱乐圈混，我出生在一个大剧院，跟当地娱乐界名流一直厮混了十几年，我后背有块胎记，镜头拉远了看，赫然就是四个大字：我们熟悉娱乐界。
娱乐圈的切口我都懂：
有个哥儿们攒了一个穴（搞了一个演出），你们的艺人来不来？
谁接的地，不是水穴吧？（谁承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