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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时期的工作证、奖状、证书……一个一个摆开来每人摆了一大床，他们按照证件年代的顺序讲述了他们的大半生。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这其实是一部大片，两个小人物的悲怆人生都浓缩在了这几十本小证件里。
回北京以后，我用电脑进行了剪辑，并配上了音乐，主题用的是《末代皇帝》的原声音乐，那种浓厚的悲情被音乐放大、渲染，仿佛跨越了半个世纪的宿命。一开始我还担心我爸妈没法接受这么严肃的东西，结果没想到他们非常喜欢，说音乐配得尤其好，问我是怎么弄的。我说那当然，因为你们的儿子是个音乐人，而且不在中央台上班。
最近几次和我爸妈通电话，他们都一再隆重地对我进行了表扬，并把这件事称为我给家里办的最大的一件好事，在没有好电视看的日子，他们就会拿出来看一遍，感觉一家人又在一起了。
忍不住原谅自己
小时候，家里不富裕，我最大的理想就是有很多零花钱，后来落下一个病，经常做梦捡钢蹦儿，场景不同，但内容基本类似，随便在草稞里、石头缝里扒拉一下就会发现各种面值的钢蹦儿，我使劲地捡啊捡，把口袋撑得满满的，手里还抓了一大把，那种心情既兴奋又紧张，因为旁边还有别的小朋友，要是速度慢一点就被他们捡走了。这个梦一直缠绕着我，只是后来间隔的时间越来越长，直到前两年我已经老大不小了还发生了一次，我在捡硬币的时候，突然想，就冲这个捡法，哪辈子能捡出我房子的首付啊。从此以后，这个梦再也没有出现过。
前两天跟一个年轻人吃饭，他特别牛比地说，如果我到三十岁还没个小二百万，我就没脸活了。当时吓了我一身冷汗，我为自己依然苟且地活着而羞愧不已。遥想我十岁的时候规划自己的二十岁，可能是一个租书摊的老板，或者戴两个金戒指的万元户；二十岁的时候我规划自己的三十岁，名扬四海，腰缠万贯，身边美女如云，正在为两年以后退休做准备。
现在我已经三十岁，这三十年里，过得不好不坏，吃过一点苦，受过一些委屈，但都不值得拿来做愤世嫉俗的素材；有始无终、无始有终、无始无终的爱情也有过几次，身边有过美女，但和我没关系；伟大的理想大多数破灭了，没有破灭的目前还没有实现；基本名扬四海，经常有朋友给我打电话，问某个热播电视剧的主题歌是不是我写的，名字是那个名字，只是人不是我；曾经腰缠万贯债务，刚刚还清；一直担心两年以后会下岗，前一阵还差点转行去干手艺活。
年轻的时候，我受张爱玲“出名要趁早”的毒害太深，总觉得过了三十岁基本上人生就该盖棺定论了，所以没必要规划四十岁；现在我只觉得人生惨淡，没有勇气规划自己的四十岁。
前一阵为了给这本书找资料，翻出了我97年写的一篇心灵小鸡汤，名字叫《我的三个愿望》，我大学毕业的时候，许下了三个愿望：一间不透风不漏雨的房子，一套足够棒的音响，一个善解人意的女孩子。这里包含了我生命中三样最基本的东西，房子代表我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音响代表我最热爱的事业；女孩代表我渴望的家庭生活。
在九七年，我的愿望实现程度是：那间房子不透风也不漏雨，可惜是租的；那套音响倒是能放得出声音，但却是最低档的；那个女孩子是我的最爱，但是并不善解人意，因为她在我最需要的时候离开了我。
在2003年，我已经有了自己的房子，它坐落在南三环南侧，空气清新、视野开阔，户型袖珍，一个人呆在家里也不会害怕；我的事业已经起步，不仅要出书出唱片，而且建立了一个中国最有前途的音乐品牌——拍岸唱片，我要用几年时间把它做成中国最挣钱最有影响力的娱乐品牌；我的老婆在大事上都很善解人意，每当她跟我瞎胡闹的时候，我就说，我想跟你讨论一下我们的事业和前途，她立刻就老实了。
那篇心灵小鸡汤是这样结尾的：“大学的一个朋友写过一篇很好的文章，我想借他的标题来结束这篇文字：感谢生命。”
你看，我根子上还是一个文艺青年，每当提到“生命”的时候都会戳中我的软肋，让我浑身无力，自恋情绪疯长，于是，我再一次忍不住又原谅了自己。
跋：二零一代的鸡零狗碎
这本书是献给我外公的，他在二零零三年三月份去世了，在非典还没有蔓延的时候。
最后一次和他见面是去年过年的时候，他的精神虽然还不错，可是已经老得不行了，消瘦得像马三立，他送给我一本自己花钱印的书《逆耳集》，收集了他这一辈子最得意的文章，我和他开玩笑说是地下非法出版物，后来他还和我兴致勃勃地研究我带回去的一个数码相机。
外公以我为骄傲，因为我在首都工作，而且他认定我以后会有出息。有一年回家，他就出版王造时著作的事向我拉赞助，说全家老小，只有我才可能做这件事。
王造时是我外公的叔叔，五四时期的学生领袖、救国会领袖、“抗日七君子”之一、教育家、爱国民主志士、无党派政治家和理论家，我上中学的时候，在历史课本中曾读到过他的名字。他是外公终身的偶像，外公跟着张罗了好几年，终于出版了一本王造时的传记，但外公还不满足，想把王造时的著作也结集出版，他认为这些才是更有价值的东西。因为无利可图，出版社方面希望亲属能提供一些赞助。事先我姐已经给我吹了风，外公显然已经把家里所有人都游说过一遍了，他诱惑我说：如果你把这件事情办成了，你的名字也会写进书里，到时候你会因为老外叔公而出名的。我那会儿正好是焦头烂额、恨不能拉赞助赎被子的时候，但我的口气很硬：我可不希望因为别人而出名，我希望老外叔公因为我而被更多的人知道。这句话说得很漂亮，赢得了外公的尊重，他说：好样的，有你老外叔公的风范，他当年和你一样，不入国民党，也不入共产党，要自立一派。
当时我的话只是一句玩笑，而今我的书要出版了，特别在此提一笔，算是对他老人家的一点交待。
外公出生在1923年，他父亲曾经担任伪县长，站在国军那边，叔叔是民主战士，支持共军。外公解放前在大学里学农，毕业后回县里给安排了一个伪农业部部长的职务，结果没几个月就解放了，从此万劫不复，历次运动没一次躲过去的，等平了反就直接退休了。而他的叔叔也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外公的前半生看起来像一个黑色幽默，所谓黑色幽默，就是在里面的人痛苦万分，而外面的人看起来特别荒谬可笑。
我爸爸这边的成分是三代贫农，在所有亲戚里，外公的学历最高，所以我和姐姐的教育方向问题都是由外公来抓的，因为不住在一起，外公一直用通信的方式来遥控，在我印象中，我写的第一封信可能就是给外公的，最密集的时候几乎每周一封，在我爸的压迫下，像做作业一样。
外公所有给我们的信都有一个复写版，准备等我们出名以后，当作成功教育的典范出书用，书都编好了，名字叫《苦口妄言——争夺青少年一代书信集》，只是我们都不肖，至今也没有出名到那种程度，令他完成心愿。
对外公的态度分成好几个阶段，起初是盲目崇拜，年纪大一点觉得他教条啰嗦、家长作风，那会儿应该是在初中，逆反得厉害，我们经常在信件里唇枪舌剑地辩论，我姐的反抗尤为激烈，以至外公扬言要放弃她，年纪再大一点我学会了不和他一般见识，经常敷衍他。等工作以后，我也日渐成熟圆滑，每次去看他都能把他逗得很高兴，其实人老了，就像小孩子一样，或者因为很少见面，关系才显得更融洽了。
外公的性格比较孤僻，不太喜欢交际，繁文缛节和人情世故也能省就省，没有太多物质的要求，不遛鸟、不养花、不下棋、不搓麻，平时只喜欢读书看报，爱和年轻人聊天，好为人师。他和我在一起总是教育我或者探讨问题，唯一一次他偶然讲起他年轻时候的事，令我对他的印象大为改观。
他年轻的时候也曾意气风发、挥斥方遒、做进步青年状，考大学不要家里的一分钱，只身去重庆，半工半读，结果考试的时候因为长时间营养不良急性肺炎发作，当场晕倒，被拉到医院急救，只好第二年再考。他在一家电影公司打工做看片员，一开始特别高兴，因为可以白看电影，看了一段时间看伤了，只要一听说有新片来就想吐，后来又做出纳，曾经给当时的很多大明星发过工资，比如，孙道临、白杨、胡蝶、赵丹什么的。我总觉得那是《围城》里才有的情景。
我一直鼓励他把这些故事写出来，出版的事由我搞定。很显然他把我的话当做玩笑了，也可能他觉得这种鸡零狗碎的事根本不值得一提吧。
由一个进步青年成长为一个絮絮叨叨的老学究，历次的运动显然起到了改造人的作用，我印象中外公一直心有余悸，在家从不许大家说出格的话，写信也非常党八股，来不来就探讨人生观、思想教育、唯物主义啥的，私底下还经常说，小心驶得万年船，搞不好什么时候又变天了。直到这些年改革形势大好，格局已定，他才不太提这些事。
我爸爸平时很絮叨，但是只要和外公对上就完全没有还手之力，只有多年以后《大话西游》的唐僧堪与匹敌，往往是从晚饭开始说，一直到所有电视台都道晚安，说得一家人人仰马翻、哈欠连天。不仅如此，外公还每天深夜三四点醒过来和外婆聊天，话题可能关于哲学、科学、社会学，而且声音巨大。我想大概是上半辈子压抑得太久了，终于到了能可着劲说话的时候，就有点收不住了。
外公一生都在追求科学精神、客观真理，他总喜欢把自己搞成针砭时弊、顶风作案的姿态，比如他把自己的那本书取名《逆耳集》，封面是钢笔画的大警钟，大有世人皆醉他独醒的意思。而在我看来，他的主体思想中融合了各种哲学片断、市井伦理、名人警句、宣传口号、自说自话，什么都是，什么也都不是。既不尖锐，也不逆耳，基本上可以作为大学生思想修养的补充教材。我很佩服他能够一直保持着这种另类的姿态，即使是歌功颂德，他也保持了这个范儿：哪怕再多人反对，我也敢说，人民群众就是历史的创造者。纯粹的老派知识分子的作派。他还总把在文革时受迫害归于自己不说假话，敢于仗义执言，而我很怀疑，就他的出身，即使他肯说假话，有谁会搭理他。
外公在晚年落下了一个给有关部门写信的毛病，92年联合国开“环境与发展”全球首脑会议，他给筹委会写了一封标题很长的信：《及早遏制人口过度集中热潮，运用高、新、尖科技开发地球新领域才是人类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正确方向和根本有效捷径》。除此以外，国家环保局、全国政协副主席、卫生部等众多领导都被他多次骚扰过，当然没有得到过回应，他便埋怨底下人搞官僚主义，不给他往上递，阻挠了他造福全人类。我只好劝他：您都干一辈子革命了（当然，前大半辈子是“反革命”）还不放手，都像您这样，年轻的干部怎么才能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