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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庆东在为余杰的一本思想随笔集写的序中说：“这些文章，是还在呼吸的中国的声音，带着血的蒸汽。是真北大的声音，是真青年的声音。”余杰撰文称赞孔庆东说：“我读老孔的文章，就像读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的小说一样，笑是暂时的，而伤感是长久的。”
摩罗在《什么是写作》中说：“所谓写作，乃是对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的重新审视与确认，是对天上与地上的世界秩序的重新规划与建立。我不但这样理解自己的写作，也这样理解一切受我尊敬的作家的写作。当初读卢梭、读拜伦、读鲁迅、读卡夫卡、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这样理解的，最近读余杰的随笔也是这样理解的……余杰将这本书题款亲手交给我的那一天，我们共同缅怀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缅怀了陈独秀、鲁迅、蔡元培。”
余杰则是这样称赞摩罗的：“我认为，摩罗的文章是二十世纪世纪末中国最惊心动魄的文字之一……”余杰在批判了王蒙，刘心武、谈歌、刘醒龙，贬损了路遥、陈忠实之后，说：“摩罗继承了鲁迅先生观照乡村的视角，而又有所超越。”
以上引文全部出自《春光灿烂三兄弟》，载《山西文学》二零零一年第六期。作者苏阳在文章中还有这样的话：“他们内部之间彼此的吹捧，达到了令人瞠目的程度，几乎把世界上所有可用来吹捧抬举的词语都翻出来，一股脑儿地搁在对方的身上。我说你是鲁迅，你就说我是哈维尔，我说你是君子，你就说我是楷模，你说我是大侠，我就说你是壮土……简直到了无以复加，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
可见说他们是鲁迅，或自比鲁迅，不是我加给的恶谥或是美誉，而是他们文字的彰显，评论者的归拢和推断。
至于说还有一些，分明都能叫出名字，一时却想不起来了，不过是掉个花枪。他们那么大的名声，我又这么好的记性，怎会事到临头而想不起来呢。所以这么处置，一则他们几个中，似乎没有这么无聊地相互吹捧过，也没有这么不知羞耻地自命不凡过。再则，他们不是北大的，我对他们也就不像对北大学者、作家那样敬重。让他们自生自灭去吧。北大的，可不能这样，西门牌匾那宝蓝色的底色，映衬着中国文化几千年的辉煌，未名湖上潋滟的波光，折射着中国文化往后几千年的瑞祥。爱之深，责之切，我这没资格上北大的村学究，总也抹不去的是对北大的敬仰。
下面再说我那个幻觉是怎么来的，即分明是些鲁迅们，却为何是在甩着短胳臂倒着走路。
鲁迅的著作，均收集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整理出版的《鲁迅全集》中。全集是以单本著作为单位收录，同时又要考虑单本著作中单篇写作的时间，不免有些凌乱。比如以单本论，《呐喊》出书早，《坟》出书迟，而以书中单篇论，《坟》中有些文章又早得多，这样就把《坟》放在了《呐喊》的前面，给人的感觉是鲁迅先出了《坟》后出了《呐喊》。好在全集中，附有《鲁迅著译年表》，我们且根据这个年表，看看鲁迅先生一生写作的大致脉络。
一九一八年之前，有一个时期辑校《稽康集》等古书。本年写成《狂人日记》，可视作文学创作或是新式写作之始。三四年间，完成了《呐喊》中的小说，一九二二年底编起，一九二三年新潮社出版。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所作小说十一篇，结集为《彷徨》，一九二六年北新书局出版。这期间，《中国小说史略》上下两册，分别于一九二三年和一九二四年出版。也就是说，鲁迅在六七年间，已奠定了他小说家和学者的双重地位。鲁迅的写作是比较迟的，《呐喊》出版这年四十二岁。
他的散文集有两个，一个是《野草》，一个是《朝花夕拾》。前者收录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所作散文诗（实为散文），一九二八年未名社出版。后者收录一九二六年所作回忆散文十篇，一九二八年未名社出版。
《坟》是他的第一个杂文集，收录一九零五年至一九二五年的文章，一九二七年由北新书局出版。这一年鲁迅到了上海，此后他的写作就进入了以杂文写作为主的时期。到去世这年，经他自己亲手编辑的杂文集子共计十本，其中《且介亭杂文》两集是去世后才出版的。
综上所述，可以说，鲁迅兼有作家和学者两重身份，其写作的顺序是：小说、学术、散文、杂文。其中学术贯穿了一生，直到晚年才停下来。散文可说是从小说写作到杂文写作的过渡。杂文则是由少到多，后几年专事之。
倒着走的“鲁迅”们（2）
于此可知，鲁迅的杂文虽然造诣极高且历久弥新，而他是以小说作家和中国文学史学者立身的。现在的年轻人，多以杂文家视鲁迅，先生若地下有知，怕会长嘘一声，继而言道：何物小子，无知乃尔！
鲁迅是军校出身，按步兵操典走走步子该是行的，假如文学是一条大道且是分段的，鲁迅迈着“一二一，一二一”的步伐，是小说、学术著作，散文、杂文这么一段一段走过来的。
再看余杰、摩罗、孔庆东这些以当代鲁迅自命的思想随笔作家吧，他们是要把鲁迅走过的路倒着走。这话不确，只有在他们多少年后，依次出了几本散文集，几本学术著作，几本（至少两本）小说集之后，才能这样说。但他们既然以鲁迅自命，且已走上了第一段，我们也只好这么说了。虽然这么说实际上是一种透支。从后往前走，还要学鲁迅的样子，在我的幻觉或者说是感觉上，他们就是在脸朝后，脚跟朝前倒着走。
鲁迅出过十几本杂文集，这几个年轻人，想来也出过六七本思想随笔集了吧，也就是，正走到鲁迅第一段路的中间。前面的路还很长，我不想说什么刻薄话了，君其勉旃！
还得补充两句，对余杰，摩罗，孔庆东诸位，我的态度与对谢冕和他的那几个弟子不同，我是真心希望你们好的。先拿出几本有分量的文学创作或是学术著作，再当什么思想随笔作家不迟。路要顺着走，不能倒着走，那样子不好看。
酷评钱锺书
几年前的“钱锺书热”就不太正常。道理很简单，既然钱学那么高深，就不应当热得那么俗，一下子冒出那么多的“钱迷”。几乎可以说，当年过火的热闹，便预伏下今天“钱迷”的反叛。
韩石山酷评钱锺书
钱锺书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异数，赞美他的，和批评他的，很可能到头来都是一样的不得要领。从小说层面认识他的，看到的是他的诙谐、多智，是个东方朔一流的人物。从学术层面看他的，看到的是博学多识，是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若是想到他成名于解放前，生存最久的又在解放后，处逆境而自甘淡泊，受尊崇而不事张扬，还得说是个耿介之士。尤其是他的死，那么平静，那么简约。综合这几点，可以说，只有他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不过是瞎子摸象罢了。
我对钱氏，绝无一究其底里的奢望，只是对他的为人与为文，有一些兴趣。写他的“淫喻”，评他的“赞语”，都是出于这样的心理。对他的为人与为文，能会心地一笑，已然是了不起的理解。虽然如此，在别的文章中，对他的学问，也说过一些不恭敬的话。记得曾说过，要靠他的《管锥编》打通中西文化，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还说过，他的学问有多大，若用白话文写出来，就全明白了，用文言文写出来，实在不敢恭维。为这几句话，还受到几个坚定的钱迷的攻击，说我是无知，是伧夫。我没有辩白，本来就是伧夫，就是无知嘛。
然而，待到钱锺书、杨绛夫妇，为《围城》的校注本对四川文艺出版社的龚明德大张挞伐，为《钱锺书与》一文的笺证对辽宁的范旭仑、李洪岩提起诉讼，我就觉得这两位大作家大学者做得有些过了。偌大年纪，偌大名气，为什么要在这样的些许小事上动真格的呢，“四人帮”肆虐多年，也没见你们动过这么大的气，怎么几个年轻人不过是因为热爱你们才校注、笺证你们的作品，就这么不依不饶呢？莫非钱、杨这样的大智者，到了晚年也会像常人一样糊涂了吗？
钱锺书的“淫喻”
“喻有两柄复具多边”。这是钱锺书先生对比喻的卓识，颇为人称道。两柄执何柄，多边据何边，却不能说与取喻者的心性没有一点关联了。不是精确的统计，也不是无中生有的瞎猜，根据一点确确实实的感受，我忽地悟出，钱先生的许多精妙的比喻都与男女之事有关。薄薄的一本《写在人生边上》中，顺手就可捡拾这么几例——
吃饭有时很像结婚，名义上最主要的东西其实往往是附属品。吃讲究的饭事实上只是吃菜。正如讨阔老的小姐，宗旨倒不在女人。
看文学书而不懂鉴赏，恰等于帝皇时代，看守后宫，成日价在女人堆里厮混的偏偏是个太监，虽有机会，却无能力！
至于一般文人，老实说，对于文学并不爱好，并无擅长。他们弄文学，仿佛旧小说里的良家女子做娼妓。据说是出于不得已，无可奈何。
学会了语言，不能欣赏文学，而专做文字学的功夫，好比向小姐求爱不遂，只能找丫头来替。
对一则伊索寓言——老婆子想让母鸡一天下两个蛋，便加倍喂养，结果鸡愈吃愈肥，不下蛋了，所以戒之在贪——钱先生却说：“伊索错了！他该说：大胖子往往小心眼。”似乎和男女之事无关，细想一下不难明白其奥妙所在。
有本传记中说，钱先生一九七九年访美归来，将英制烟斗赠予友人，也俏皮地用了个“淫喻”：“我自来不吸烟，好比阉官为皇帝选宫女，不知合用否？”于此或许可以看出，这样的妙喻，钱先生平日也是“曲不离口”的。
若有人将《围城》中的比喻摘出来，作一种统计学上的考察，这类由男女之事取喻的例子，怕也不会少。
《红楼梦》里有意淫之说，那是第三者的宏伟蓝图，比手淫便捷而不实用。钱先生取喻多涉男女之事，可说是“喻淫”了。只是这喻淫较之彼意淫，要艺术得多，也高尚得多，可说是一种雅淫。盖因男女之事，是世间最平常之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由此取喻，最能为人理解。文字典雅而内里涉俗，又由极俗而体味出极深的意蕴，正是取喻的精义。
然而，行文中述及男女之事，也如同猴儿从火中取栗，稍一不慎，便会烫着自家的手指头。正惟其有这种危险，烫与不烫也就看出了技艺的高低。钱先生的高超处在于，他从男女之事取喻，只让你感受到作者的聪敏机警，却绝然不会想到龌龊。这一点，对当今的文学创作或许不无小小的启发。再往开里说，联系钱先生少年时的“顽劣”，如与堂弟锺韩在隔扇上刻“刺宝宝处”等，还可看出这位大学者品格中最富人性，也最为明丽的一面，不知众多的钱学家以为然否？
钱锺书的赞语
钱锺书赞人，语多夸饰。早就想写这么一篇小文章，正好来了个引子。
今天看到《中华读书报》上有篇《钱锺书称赏最甚的人》，作者说以他所知，钱先生称赏最甚的人，是广州的李汝伦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