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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旭的话音刚落，人们便惊讶地唏嘘起来：
“哎呀呀，亩产一万多斤！这要装多少布袋呀！”
“少说也得近百条吧，咱连听也没听说过。”
“就是在场里铺，也得尺把厚吧？”
“准是瞎吹牛，简直是发烧说胡话！”
杨旭见人们嚷嚷，示意人们静下来。他说：“你们甭不信，这是事实。昨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了，报纸肯定也登了……”
正说着，院里传来一阵车铃声。赵秘书见送报的来了，赶紧拿了一张《人民日报》递给杨旭，报纸果然登了这条重要消息，不仅刊在头版头条，而且套红印刷。杨旭把那张报纸展开，在大伙儿面前晃了晃，异常兴奋地说：“大伙儿快看，还配发了评论员文章哩！”
人们伸长脖子不错眼珠地瞅着那张报纸。虽然看不清具体内容，但相信是中央电台广播的了。
杨旭提高嗓门说：“同是一个天，同是一个地，同是一个太阳照，同是共产党领导。为什么别人能做到的，我们不能做到？今天咱们就讨论这个问题，千方百计要放一颗卫星！”转脸对鲁子凡说，“你接着给大伙吹唬吹唬吧。”
鲁子凡像做梦一样，到现在也闹不清亩产万斤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怎样才能放这颗卫星。然而，杨旭是代表县委来布置任务的，他不能唱反调。于是说：“同志们，杨部长向咱们提出了一个既伟大又光荣的任务，大家鼓鼓劲，争取也放它一颗卫星！”
各生产大队的支书不再言语了，一个个把脑袋低下去，恨不得钻进裤裆里，生怕叫自己表态。
石大夯像听了一个神话故事，并没有动心思去琢磨这事。他坐在后面，依然在悠然地抽着他卷的叶子烟。两眼直瞅着窗外，甬路两旁枝叶繁茂的洋槐已经开花了，白白的花一嘟噜一嘟噜的，煞是好看，上面围着一群蜜蜂在忙着采蜜。一阵风吹来，一股淡淡的清香飘进屋来。这盛开的洋槐花告诉他，现在正是麦收季节，而且是个好年景……
屋里的沉闷使杨旭尴尬起来。他来回走动着，一个劲儿地引导：“谁先说呀？谁先打头炮？”仍没人言声。他知道这不是一个好兆头，严肃地说：“在这大跃进的年代，要想迈开前进的步子，首先要反右倾，破保守。咱们整了一冬一春的风，看来这右倾保守还没整掉。人家的麦子都收到一万多斤了，咱们才打二三百斤，这咋能交账哩！？”
各大队的支书谁也不说话，屋里静得掉个针都能听见。鲁子凡从杨旭手里拿过那张报纸，坐在一旁埋头看着，那眼光停留在那条放卫星的消息上，好像读不懂似的皱着眉头。
杨旭沉不住气了，大声说：“今天是叫你们来放卫星的，不是静坐的。”
鲁子凡见杨旭有些恼怒，便把眼从那张报纸上移开，站起来说：“大伙儿都说说自己的看法。”
杨旭纠正说：“不是谈看法，而是说咱们这颗卫星放多么大！”
鲁子凡接着说：“上级号召大跃进，我们就要解放思想。这两天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什么叫解放思想？解放思想，首先要敢想。只有敢想，才能敢做。对不对杨部长？”
杨旭点点头表示赞同。接着说：“敢想就是要有胆子。报纸评论员文章说得好，‘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简单明了两句话，就把胆量和产量的关系讲清楚了。真不愧是《人民日报》，就是有水平！”
东河头大队支书马有福站起来说：“杨书记，你说叫俺放多么大个卫星吧？”
“不是我说，是你报。”
“那我就放个亩产一千斤的，行不行？”
他的话没落，西河头的郭大才说：“俺响应杨书记的号召，放一千五！”
“俺放两千。”
“俺放两千三。”
各大队的支书见躲不过去，都抢着报数。鲁子凡见这阵势，不由地皱起了眉头，像不认识这些干部似的，觉得他们是在发烧说胡话。
杨旭见局面有了改变，脸上露出了笑模样。他说：“大家的思想开窍了，这很好。不过，你们报的这数字好像……”
“好像什么？”
“老和尚的帽子——平铺塌。”
“报多少才能达到领导要求呢？”
“你们报的这数我有一比……”
“比什么？”
“戴着草帽子亲嘴——差远哩！”杨旭又在调侃。
“啊？！”人们惊叫起来。
杨旭这么一说，大伙儿突然觉得像在深井里打扑腾——没底了，一个个像洋鬼子看戏——傻眼了。
杨旭瞅了半天才看见坐在最后的石大夯。大声招呼他：“大夯，咋坐后头呢，快到前边来。”
石大夯见杨部长点他，再也不能装傻充愣了。但他不愿到前边去，“我在这儿挺好，什么也听得见。”
杨旭说：“你这老模范怎么能坐后头呢，快前边来，这颗卫星就等着你放呢。”
“我可没那本事。”
石大夯嘟哝一句，因声音太小，谁也没听见。杨旭接着说：“大夯，去年你们的小麦在全县争了‘三个第一’，今年这颗卫星非你们放不可了。”
人们的眼光刷地集中到大夯身上。他那黑瘦的脸阴沉着，浓重的卧蚕眉紧皱着，不紧不慢地把手里的烟卷好，点着吸了两口。郑重其事地说：“今年的麦子确实长得不错，大概能比去年增产两成多，一亩地也就是三百斤左右吧。”
他的话音一落，会场一片唏嘘，人们以为他是故意戏弄这位爱说大话的县委农工部长。杨旭气恼地说：“石大夯，这是在讨论工作，你怎么开起玩笑来了！”
石大夯一本正经地说：“杨书记，我哪敢拿这事当儿戏呀！我说的是实话。今年真要能收到三百一二十斤，就阿弥陀佛了！”
全公社联合评产，东堤下大队评了二百八十九斤，杨旭是知道的。石大夯的话他没法反驳，只是说：“原来咱们思想保守，认不清形势。现在总线路公布了，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大跃进啊！”
“大夯，杨书记给你戳上竿了，你就爬吧。”
不知谁这么戏谑了一句，石大夯突然感到自己像被杨旭玩耍的一只猴子。顿时，一种羞辱感涌上心头。他那铁青的脸忽地红了，把那支没抽完的烟啪地掷到地上。没好气地说：“我天生胆小！”
鲁子凡见杨旭的脸色变得那么难堪，怕他下不了台，赶紧站起来解围。他对石大夯说：“一时想不好，再好生想想，别的同志接着说。”
会场一下子冷清下来，人们都封住了自己的嘴巴。鲁子凡见这样讨论下去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就跟杨旭咬耳朵，老杨点了点头。他对大家说：“现在咱们分组讨论。”同时封了组长，指定了讨论地点。
“走哇，咱们放卫星去，看谁放的大！”东河头大队支书马有福，外号大扇车，一贯爱吹爱闹，一百个不在乎。他挥舞着胳膊，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西河头大队支书郭大才拍拍他的肩膀，“大扇车，悠着点儿，可别吹掉了底儿！”
“东风吹，战鼓擂，今天咱要对着吹！”马有福向郭大才竖起大拇指，煞有介事地说：“老郭，看今天这来头，不使出吃奶的劲吹，恐怕过不去。”
说是分组讨论，其实是单个较量——杨旭和鲁子凡分头和各大队的支书谈。在谈之前，杨旭召集公社党委临时研究了一下，把各大队的产量狠劲地估了一下，在评产的基础上提高了十倍。鲁子凡觉着这么做太玄。他用电话跟其它公社通了一下气，还是比人家差一大截子，弄得他心里没有底了。他对杨旭说：“老伙计，你给我交个底，到底弄到什么程度才行啊？”
杨旭说：“看样子不超过徐水的八一，陈书记不会满意。”
“你说超过一万？”老鲁瞪大了吃惊的眼睛，“这不是胡闹嘛！”
杨旭警告他：“注意你的情绪，当心再犯老毛病。”
鲁子凡因为思想右倾刚挨批不久，就不再言语了。他有气无力地说：“尽力而为吧。”
单个较量也没什么好办法，只是像挤牙膏一样，一点一点往外挤——你报个数，不行就长点，还不行就再往上长。也没什么根据，就是说你这思想还有问题，太保守，太右倾。用大帽子压一压，就再把数长一长。这些支书们也不都是傻瓜。马有福特机灵，最擅长看风使舵。他见领导喜欢吹大的，张口就报了一万，喜得杨旭紧紧握住他的手晃悠了半天，叮嘱说：“你回去好好准备一下，明天在你们大队开现场会。”
马有福满不在乎地吹着口哨，洋洋得意地走了。他见各大队支书坐在一起不是神侃胡聊，就是在领导屋里挨尅，非常得意。只是杨旭说明天在他们村开现场会，要动动脑筋。
各大队的支书都走了，杨旭还没放石大夯走。先是让老鲁跟他谈。鲁子凡虽然反对浮夸，今天也必须昧着良心逼大夯多报。不然，对县委交不了差。他一直在跟大夯对磨，谈到晚上十点多大夯也没吐口。鲁子凡没咒念了，只是翻来覆去地说：“这形势，你不吹能过关吗？”大夯说：“我什么都不在乎，就怕社员们饿肚子。你要保证社员们不挨饿，叫我报多少我报多少。”大夯把球踢给了鲁子凡，鲁子凡不敢打保证。他对大夯实在没辙了，只好让杨旭跟他谈。杨旭见大夯这么固执，就狠狠地批了他一顿，什么倚老卖老啦，居功自傲啦，对抗大跃进啦，抛出了一大摞帽子。大夯并不怕这些。他什么也不说，洗耳恭听着。他知道自己说什么也是白说，干脆不费这口舌。杨旭知道他在对抗，就把这事往政治上拉：“放不放卫星，关系到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你是共产党员、党的支书，要给党争光，不能给党抹黑。我们要算政治账，不能光算经济账。这道理难道不懂吗？”
杨旭越说声音越高，嘴角上沾满了唾沫星子。大夯一声不吭，只是在闷闷地抽烟，抽了一支再卷一支，不一会儿烟头子就扔了一地。
鲁子凡觉得这么僵持下去不是办法，就出来打圆场。他对大夯说：“杨部长讲了这么多，你回去好好想想。想通了，明天到东河头大队参加现场会时报个数。”
杨旭知道，这是鲁子凡给大夯的下台阶。折腾了一天半宿了，他累得也够呛了。再说，明天还要去东河头大队开现场会。马有福准备得怎样了？他也不放心，必须提前去看看，只好放石大夯回去。
第二天，红星公社小麦放卫星现场会如期在东河头大队举行。通知下午一点开会，石大夯一吃早饭就来了。他要亲眼看看这个马有福有什么神法，让一亩地打出一万多斤麦子。
他刚进村，就看见人们正在大车小辆地往场里运麦子，一布袋一布袋地倒在场里。说是晒麦子吧，铺了一尺多厚。他感到纳闷，问一个摊场的老头儿：“大伯，晒麦子啊！”
“不是晒麦子，是打场。”
石大夯地惊，“打场？这麦子不是都装口袋了吗，怎么又折腾出来？”
“说是公社在俺队开什么现场会。”老头往那边一指，“支书正在那边准备呢。”
石大夯这才看见马有福正在指挥着人们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