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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啥都不养，我能养活我自己和我儿子就不错了。”我说。
“我现在玩儿鱼呢。我买那个鱼缸就花了三千多，每天忙完了回去，往一缸鱼前面一坐，‘江湖’，那不就是一缸子‘江湖’吗？。哎，白天看完了生意场上的打打杀杀，晚上看看它们，享受！”
同学甲还沉静在自己的感想中，同学乙已经不耐烦了：“你玩儿的一定是热带鱼吧。我现在玩儿海鱼，你那鱼缸算什么，我光一年给我那几条鱼换海水就要花一万五。一万五呢！”同学乙睁大了眼睛用手比画着。
其他人只是默默地倾听，拘谨地忙着夹菜。同学甲和同学乙你一嘴我一嘴地说起了“相声”。我用余光瞥了一眼从前的男朋友，他倒是看上去比分手的时候可爱得多，只是笑，只字不提他生活的好坏，我想在他面前“耀武扬威”的想法立时变得无聊而无耻。
“我最近又给我的保姆涨工资了，一千三。”同学甲说。
“我一个保姆，一个月嫂伺候孩子，月嫂可比保姆贵多了。”同学乙说。
第61节：你来我走（61）
“现在手机费多便宜呀，我还愣是一个月打三千，业务忙呀！”同学甲说。我侧眼看了看同学甲，果然头发少了许多，可能辐射太多了吧。
“我也业务忙，每天都要陪客户，顿顿都要喝三四瓶。”同学乙说。
“三四瓶算什么？我一顿要干掉一瓶白的还得加啤酒。”同学甲不屑一顾地说。
“我上礼拜陪客户去天津，一上高速就是120，还有人超呢。”同学乙说。
“120算什么。我一脚就是160。”
两个人说得好不热闹，我听得哑口无言。说着说着他们又转向了我：“宁宁，你看看咱们同学中也有出国的，人家不是嫁了老美就是嫁了老德，生了混血儿，住着有花园的大洋房。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出去了出去了还是中国老公，听你讲的生活好像还没有你在国内时风光呢。你这国出的……”同学甲摇了摇头说。
我无言以对。我们在加拿大就是一份工资，多挣多交税，少挣少交税，生活好像文革刚过的时代，你挣三十，我挣四十的，生活没有任何本质区别。家家都差不多，大家都是这样精打细算地过日子， 没有人去比车的大小和牌子。
同学甲和同学乙又看了看我手中抱的高兴。高兴虽然是在加拿大出生的，他身上除了一件Gymboree（金宝贝）的T恤，没有哪个地方能看出他是一个“加拿大”人。再加上高兴一张口就：“这个……我要。那个……妈妈……拿。”同学乙惊讶地问：“他怎么不说英文？”
我心里笑她，高兴还不到两岁，英文和中文对他都是一样的。他们呀就是觉得人一出了国，一切都要彻底抛弃，包括你的语言和文化，而加拿大人却还羡慕我们有双语的背景。
吃得差不多了，沉默的同学吃完一抹嘴儿，呼应着谢谢。这些年我已经习惯了AA制，刚要掏钱，同学甲和同学乙又为谁买单而争了起来。“我来，我来。”“这点钱，我来吧。”两个人抢着。
我仔细地看着他们，同学甲虽然嘴上说“我来”，手却放在裤兜口儿总也掏不出来，好像被东西粘在了那里。还是同学乙实诚，一把抢过了账单付了。
吃完了饭，同学甲提出要用他的纯进口车送我回家。我婉言谢绝了。餐馆离我家只有两站地，这在多伦多我如果不开车都是走回去的，正好消食。
我领着高兴走在街上，路灯一盏盏亮了起来，城市被霓虹照耀得绚烂夺目，这场景在多伦多只有在downtown才能看到。高兴看得手舞足蹈，我的心里却像翻倒了五味瓶，失落不平衡涌上心头。这几年在加拿大，多少次为找房子，找工作发愁，也没有觉得自卑。思量着同学说的话，看着他们物质生活的膨胀，我突然有了一种强烈的自卑。和他们比起来，我简直就是一个looser（失败者）！
第62节：你来我走（62）
43。新红资俱乐部
回头望去，月在屋檐上；低头望去，月在水缸中；抬头望，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再次回到北京是跟着我的老板库切尔来参加北京国际图书展。这书展的规模是一年比一年大。中国的人口基数造就的读者群早就让世界各地的出版商垂涎欲滴， 不惜代价降低版税来挤进中国这个大市场。
加拿大的图书市场对于中国来说还是一块处女地。加拿大人总是以他们特有的“稳重”和“矜持”来面对中国蓬勃发展的市场，不急不慌，不像美国人那样，看到点市场就兴奋得不得了。加拿大地大物博，人口又少，该发展的都发展了，该建设的都建设了，加拿大人没有什么太窘迫的想法需要在遥远的中国实现。加拿大人早已习惯了享受生活和工作的慢节奏，一时半会儿还很难适应中国人的快节奏。接触了几天的出版社，库切尔就迫不及待地让我带他去享受一下北京的生活了。
东四九条，我们摸着黑往里走了个百来米，看见一辆老红旗车停在一个朱门宅院前，没有名字，没有斜披欢迎绸带的领位小姐，只有门牌号——东四九条66号。我们四下里观望了一下，揣摩着八成这就是我们要找的饭馆，于是推了门溜了进去，不像是去吃饭，倒像是在溜门撬锁。
坐在新红资俱乐部的小院儿里，天色已经暗了下来，院子里点了灯。身边奔忙着穿旗袍和扮成红卫兵的服务生。服务生把一瓶Great Wall 1992（长城干红1992）轻轻插到冰水桶里，冰块儿在接触葡萄酒瓶的一刹那发出“噼啪”的粉碎声。院子里传来低沉而悠扬的歌剧，起风了，柳枝伴着光影晃动着，让人想起了电影《蝴蝶君》的开场。我举着酒杯坐在院中，让不知身在何处的感觉延续下去，让内心缠绵的想像延伸下去。这情这景以前也是熟悉的，离开多年后重新回到这景致中，时空有了些错位，心情也不再依旧，唯有那月光还是那样皎洁：回头望去，月在屋檐上；低头望去，月在水缸中；抬头望，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很快，小院儿就被客人填满了，都是老外，我坐在里面反倒像是“客人”。听说新红资俱乐部的主人是一对美国通夫妇，寻了这川岛芳子的故居圆他们的中国梦，当然也没少从来中国的老外和热情招待老外的中国人身上赚钱。
第一道菜是毛氏红烧肉，一个偌大的盘子里盛了一小勺红烧肉，肉是点缀，盘子上放的荔浦芋头雕的毛主席像才是主角儿。库切尔兴奋地掏出相机“啪”就是一张。第二道菜大同小异，一勺膳糊，主席像换成了邓小平的像，名为“邓家膳丝”。
第63节：你来我走（63）
“太棒了！我想下一道菜就该上北京市长了。”库切尔“啪”又是一张。
“北京市长”没有来，两根芦笋被劈成了四半儿拼了个“忠”，浇了些芡汁儿就端了上来。我敢说这道菜的成本只有两毛钱。
晚餐后，我们挪进了充满僵尸味儿的厢房酒吧。房间里摆满了从中南海更新下来的前苏联式样的沙发，破旧了，边角都磨出了白毛边儿。
库切尔一屁股坐在沙发上：“Ginger，你说这沙发上是不是坐过毛主席的屁股？”
一家出版社的社长前呼后拥地进来了。图书展上已经和他们见了面，今天想进一步聊一下合作版权的事宜。
库切尔神采奕奕地说：“我们去年发行的一套丛书取得了很好的业绩，首发就是五千册。”
社长听了后笑着摇了摇头对我说：“你告诉他，五千册也值得说，我们随便一本书一发就是五万册。发得好的，一年再版好几次呢。”
库切尔一听又说：“我们今年在天虹体育馆做了一个新书推广活动，场面浩大，来了一万个学生。”
社长又是摇头，他没有心思再和他比下去了，毕竟人口在那儿呢。一个北京的人口就等于半个加拿大，随便一煽乎就是几万人。
社长换了话题说：“帮我问一下他们一个选题多长时间能发行出来。”
库切尔说：“整个过程要两到三年，我们要把握每一个环节的质量。”
这在加拿大的确很正常。
“不会吧？简直是太慢了，在中国这样做下去，市场都没了。我们一个选题从提案到成书出来少则两三个月，多也就五六个月。”社长说，“你告诉他，我们社正在搞改革，实行编辑负责制。一个选题不再是分配制，而是公平竞争。每个人提出自己的推广方案，评委投票选举。这还不完，中标的编辑把所有落选人的精彩之处融会到最终的方案中，这样的方案就是最棒的，最具竞争力的方案……”
不知道是不是我翻译得不好，没有把社长的精髓说到位， 库切尔不但没有赞赏反而问我：“为什么要把别人的想法加到一个人的身上呢？这不是抄袭别人的劳动吗？怎么是改革。我们是永远永远不会这样做的，这样做不尊重别人的劳动。”
我不好说什么，只和社长说在加拿大没有这样的改革。
从新红资俱乐部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胡同里多了很多乘凉的人，搬着小马扎坐在树下。有几个老头儿在路灯下支起了一盘棋，你将我杀地好不热闹。库切尔驻足看了会儿相棋，一个老头儿司空见惯地问：“您哪儿来的呀？”库切尔操着刚学的几句不熟练的普通话说：“我…不系——米国银，我——系——加拿大银，我——系——你们的朋友！”
第64节：你来我走（64）
44。北京的夜色
我一屁股坐进了出租车，司机看我的眼神就像在看一个“鸡”……
什刹海的每一家酒吧都充满了东西方文化交融的气氛。走的那年，什刹海两边还只是浪漫野情人谈情说爱的僻静首选。这才几年工夫，北京的夜色都留给了什刹海，密密麻麻的酒吧，穿梭的木船，穿着吊带裙的北京小妞儿……北京的夜晚让我们有了想像的空间，时尚和传统在这里交融，古朴和诱惑在这里交织……
夜已经深了，我和库切尔坐进了银锭桥胡同的“烈火麒麟”酒吧。橘黄色的路灯下，人影恍惚地从四面八方涌来。登三轮车的故意把车铃按得“丁当”作响；卖莲蓬的胖妞儿挎着篮子吆喝着；桥那边飘来油炸臭豆腐的香味儿；湖面上飘来没魂儿的二胡声；外国友人的闪光灯闪得比月光还亮……
我和库切尔趴在二楼天井的栏杆上，俯视着下面的市井，聆听着遗失了许多年的嘈杂，多伦多是安静的，推开窗户，住家的灯火像墓地上的鬼火一样散落着，四下里静悄悄的像个大农村。以前所憎恨的喧嚣在多年之后竟觉得亲切入耳，恨不得装进瓶子带回去。
柳树下，月光中，小桥旁，库切尔的话多了起来。
“看看，多伦多哪里能看到这景致。我喜欢走在柳树下，前后左右地围着中国人，肩并肩地走着，听着他们唧唧喳喳的，就像在《十七岁的单车》电影里看到的一样。你听说过这种说法吧，多伦多和纽约比起来，多伦多是nothing（什么都不是）；纽约和北京比起来，我看也是nothing。”库切尔刚发表完一通演说，柳树配圆月的风景又勾起了他对往昔浪漫时光的回忆。他从小学时仰慕的女孩儿一直讲到了他现在的老婆，一股脑儿在什刹海的夜色中倒了出来。
后海真是摆张桌子就挣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