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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满纸背。
在北京市有关部门的努力下，孙敬修老人生活上的困难一一得到解决。他对记者感慨地说：“旧社会，我是个穷教书匠，无地位，无欢乐。今天，胡耀邦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亲自过问我在生活上的一些困难，令我敬佩。我相信共产党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一定会达到，因为它真正是为人民谋福利的政党。”
湖南省溆浦县的群众中，流传在胡耀邦的关心下，营业员金佑生丢失三年的孩子又重新找到的故事。
1981年12月，溆浦县副食品公司营业员金佑生四岁的男孩金华武在外面玩耍时突然不见了。金家人悲痛万分，他们在报纸、电台刊登广播了寻人启事，还跑到湖南、山东、河南、湖北、福建、河北、江苏、贵州、北京等省市的200多个地方寻找，费时近2年，行程达3万公里，可孩子仍然杳无音信。金家人到了绝望的边缘。
1984年1月，耀邦到溆浦县考察。闻讯赶来的金佑生把一封请求党中央帮他寻找孩子的信交给了胡耀邦的随行人员。
“胡耀邦日理万机，能有时间过问我这个普通老百姓的事吗？”金佑生忐忑不安。没想到，仅5天之后金佑生就收到中央信访部门的一封来信。来信询问他丢失孩子的模样、特征和丢失时的情况。读着这封来信，金佑生一家人泪水扑簌簌往下掉。
经过有关部门的努力，被一个犯罪团伙拐走的金华武终于找到了！这消息传到了中南海，胡耀邦高兴地说，信访部门“为人民办了一件好事”。
像这样的信件，胡耀邦处理过多少？中央信访部门的同志说，太多了，无法统计……
共产党人要说真话、办实事
由于一些单位的负责人的推诿作风，有些群众在信中反映的的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于是群众接连不断地向上级机关反映。胡耀邦尖锐地指出，领导机关这种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妨碍了落实政策，影响了党群关系，贻误了党的中心工作。他提出，共产党人要说真话，办实事，讲实效。
1984年，上海几名落实政策的对象致信中共中央，反映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一些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其中有人来北京上访3星期，走了8个单位，竟无一处受理，不得不失望而归。
胡耀邦阅读了他们的来信，写了这样一段批评：“六年以来，我几乎每个礼拜都收到要求落实政策的信，大部分我都批了，可能不下一千件，批了的，大部分都有回报。为什么推一下，动一下，不推就不动？这几个人的问题，我主张有专人负责，查一个就解决一个，使官僚主义无法推脱。”
陕西省西安市有个叫吴金狮的油漆工，在多年的工作实践中创造了“油漆花纹新工艺”和“无笔画”，受到专家们的重视。可是吴金狮在工作上和生活上遇到了不少困难，有关方面虽然过问了，但一直没有得到落实。1984年底，他投书胡耀邦诉说苦衷。胡耀邦在这封信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一切事情都要做得实事求是，合情合理。这样就能获得广大群众的同情和拥护。我们一些同志办具体事，往往不问是非曲直，而只是机械地根据某项规定，或去听从某几个人不正确的意见而拖着顶着不办，实在不好。”
一次又一次击中要害的分析，一回又一回深刻的教育，使我们很多干部的作风变得踏实起来。
绝处逢耀邦
下面是一位教师的自述：
“1979年冬，我的落实政策进程，出现了波折。我曾上访了中央几个有关部门，接待的人员都表示：阻力太大，爱莫能助。有的部门连我的申诉材料都退回来了。当我处在“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时刻，我决定到胡耀邦家中上访。但我思想上仍然顾虑重重。我想中央总书记的家门口，必然有不可逾越的警卫线，我的书信能够投到总书记的手里吗？”
“1980年4月2日下午5时，我来到北京东城区的一条胡同里，找到了胡耀邦的家。大门向着太阳升起的方向，胡同里春风徐徐，没有便衣巡逻，大门口也没有武装警卫。两扇紧闭的朱红大门上有个传递信息的电铃。我一按电铃，出来一位警卫人员，他问我找谁？我说找胡总书记。他一转身就回去了。很快地出来一位青年学生，当他知道我是在大学教书的，他就问了我所在大学的情况。不久，出来一位工作同志，询问了我的姓名、来意，接过我写给胡耀邦的申诉信。他说，今晚一定把你的信转上去，你留个电话，以便将处理情况通知你。我说，我住在一个大杂院里，没有电话。他说，你就再辛苦一趟，明天下午5点来看处理情况。那位青年学生说，您老先回去，一定把您的信转上去。”
“第二天我按时前往。一按电铃，那位工作同志出来了，交给我一个带红格的大信封。并说，你拿着这封信，到中组部去吧。和工作同志一起出来的那位青年学生，热情地说，中组部在西城，您快去吧。我感到十分高兴！但天色已晚，我的视力又不太好，我决定明天再去中组部。”
“回到我住的那间小屋，天色已黑。我开开电灯，拿出放大镜，仔细看了那个用红铅笔竖写的大信封。右边写的是”中组部；中间写的是：陈野苹副部长；左边是胡耀邦的签名。我抽出我写的那封申诉信，看了胡耀邦在上面做的批示，我顿时感到“柳暗花明又一村”。
“次日早晨8点半，我就到中央组织部，交上了胡耀邦批的那封信。过了两天，陈副部长派局级领导和我谈了话，决定对我的案件重新复查。从此我的落实政策问题，进入新的阶段。我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错划右派得到改正，党籍得到恢复，党龄从1938年7月起连续计算。在上访过程中，我领会到胡耀邦处理问题有三个特点：迅速果断、认真负责、实事求是。我下午5点送去的申诉信，胡耀邦当晚就批阅了，第二天下午5点，他的批示就转到了我的手中。我的申诉信是在4月2日写的，由于我粗心大意，把4月写成了3月，胡耀邦在“三”字下面，点了两个大红点；这表现他处理问题的认真负责。胡耀邦在批示中，指定专人，督促有关单位给我落实政策；这表现他处理问题的实事求是精神。这点是很重要的。中央领导同志处理人民来信来访问题时如果只是泛泛一批，不指定专人负责落实，政策就往往落实不下去。”
关心失足青年
1984年10月，旅日华侨韩洪烈给胡耀邦写信，反映他在锦州市的弟弟韩仲元因为父亲“文化大革命”期间被遣送农村，失去上学机会，走上犯罪道路而被判刑。释放后韩仲元没有工作，一家几口生活十分困难，韩洪烈要求有关部门能为韩仲元安排适当工作。
这一封普通的海外来信引起了胡耀邦的注意。他要中央信访部门的同志到锦州去看看，过问一下这件事。11月初，中央信访部门的同志来到锦州，和锦州市的同志一起了解韩仲元的近况，决定为他安排适当的工作。当中央信访部门的同志去看望韩仲元时，韩仲元痛哭流涕地表示要不辜负党的关怀，重新做人，努力工作。
中央信访部门的同志回到北京，向胡耀邦报告了韩仲元的安排情况，胡耀邦赞扬中央信访部门的同志们这件事办得好。在中央信访部门的报告上，他又写下了长长的一段话：“我是希望各部门直接办事办案的。一切部门，第一要如实反映情况，第二要亲自解决问题。没有第一条，我们这些人可能变成瞎子聋子，但如果没有第二条，我们这些人还是‘无兵司令’，受制于人，党内不干事和干坏事的人永远会有。如果我们事事都照转，坏人就要钻这个空子，欺负我们不办事而更加胡作非为。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每个星期办成一件事，一年就办成了五十多件事，一百个单位每年就能办成近六千件。这样，正气就会吹遍全国各个角落，坏人就会大大收敛和减少，风气就会大大好转。”
秉公办事，敢于负责，一件一件落实，一抓到底，这就是胡耀邦一贯倡导的工作作风，也是共产党人应有的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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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 840
Title ：耀邦和农民专家
Author ：李一民
Issue ： 总第 97期
Provenance ：新闻图片报
Date ：
Nation ：中国
Translator ：
李德炎是河南省偃师县有名的农民小麦育种专家。1958年，他出席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时，和当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攀谈过。1964年在全国团代会上，胡耀邦又接见了他。1975年胡耀邦主持中国科学院工作，特邀李德炎参加《小麦育种学》一书的编写工作。
到了1976年，胡耀邦被“四人帮”打成中国科学院“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在批判大会上，李德炎被指定为农民代表上台发言，尽管是言不由衷，但是调子高昂。粉碎“四人帮”以后，人们自然“坚决要给胡耀邦同志出气”，加上其他错误，李德炎的党籍被开除，育种权利也被取消。
李德炎回到河南，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思前想后，决定给胡耀邦写封信。
1977年10月13日，耀邦给李德炎复了信：“德炎同志，你9号的信，我看过了。去年你在科学院那个大会上的发言，当然缺点是有的，但问题并不很大。至于对我个人那就更没有多少问题了……如有工作机会来京，欢迎你来我家谈谈。”
这年11月10日，李德炎从河南赶到北京，决心向胡耀邦赔礼道歉。耀邦立即接见了他，问寒问暖，打听收成情况，尽量避开那个老话题。李德炎撇过耀邦的问话，执著地说：“您就让我把心窝里的东西倒出来吧！我不该在科学院那个会上对您……”
“在那种形势下，人家叫你批判发言，你能顶住不干吗？这件事，我在信中给你谈过，这于你没有多少责任，还要纠缠它干什么？”耀邦和蔼地宽慰李德炎。
然而李德炎回乡之后，并没有摆脱困境。
1981年8月的一天，一辆小汽车突然开进了李德炎的小村子。国家科技局王若林专程找李德炎来了。他告诉李德炎：
“耀邦同志派我来解决你的困难。”
原来，胡耀邦一天在一份内部材料上看到一条消息：《偃师县长不让农民小麦育种家参加国际科技会议》，遂亲笔批示：“请方毅同志处理，同河南做点核实工作，然后按情况给予实事求是处理。”
在耀邦同志的关怀下，李德炎的问题弄清了，恢复了党籍，调回县科研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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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 841
Title ：萨哈罗夫的流放生涯
Author ：
Issue ： 总第 97期
Provenance ：
Date ：
Nation ：
Translator ：
萨哈罗夫是苏联著名的核物理学家。一九五三年苏联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其中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为此，当时才三十二岁的萨哈罗夫被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并被誉为“氢弹之父”。
搞氢弹试验时，萨哈罗夫以为，只要苏美两个大国都拥有了核威慑力量，就可以坐下来，在谈判桌上解决政治争端。实际上，苏、美核军备竞赛却愈演愈烈。五十年代，萨哈罗夫提出延缓在大气层中进行核试验的建议，遭到苏联领导人的拒绝。他感到深深失望。接着他对国内政治生活开始关注，对科技政策乃至其他一些重大问题发表自己的反对意见。一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