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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的顾客喜欢这里，”女老板说道，“他们不得不喜欢。除此以外，他们没有别的地方去，除非他们朝一个方向开车开出七英里或十五英里才能找到另一家。不管怎么说，我们这个地方很友好，而且自从梅布尔来这儿工作后，咖啡也变得好喝起来。”梅布尔就是赫尔姆太太。“悲剧发生后，我说，‘梅布尔，现在你失业了，你为什么不到我的咖啡馆里帮帮忙呢？煮煮咖啡，端端盘子什么的。’结果呢，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所有人都到这儿来了，他们用各种问题纠缠梅布尔。问的全是关于那场悲剧的事。但梅布尔不像默尔特表姐，也不像我。她很害羞。除此以外，她也不知道什么特别的事情。她不比其他人知道得多。”但是大多数光临哈特曼咖啡馆的人都认为她一定知道一两件她隐瞒不说的事。实际上，确实如此。杜威曾和她谈过几次话并要求她对所谈的一切保密。特别是，她不得谈起失踪的收音机和在南希鞋里找到的手表。这就是为什么她对阿齐贝尔德·威廉·华伦—布朗太太说：“任何看报纸的人知道的和我一样多，甚至比我还多，因为我不看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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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第二章（27）
作者 ： 杜鲁门·卡波特
阿齐贝尔德·威廉·华伦—布朗太太是一位保守的英国妇女，身材矮胖，四十多岁，说话的腔调带有不太地道的上流社会的味道，她和咖啡馆的其他常客毫无相似之处，在这样一种环境里，她就好像是掉进火鸡围栏里的一只孔雀。有一次，她向一位熟人解释为什么她和丈夫放弃“英国北部的家产”，从世代居住的家———“最令人高兴的，哦，最优雅的老房子”，搬到西堪萨斯平原上一座破旧的、令人极为不快的农场，她说：“税，我的乖乖，遗产税重得要命。这就是逼得我们离开英格兰的原因。是的，我们是一年前离开的，毫无遗憾。一点儿也不遗憾。我们喜欢这里。简直喜欢极了。当然，虽然这儿和我们以前的生活截然不同。那种生活我们曾经很熟悉，巴黎、罗马、蒙特卡罗、伦敦。我确实，偶尔想念伦敦。哦，我并不真的想念伦敦，那种狂热的生活，永远打不着出租车，总是为自己的外表而担心。绝对不喜欢。我们喜欢这里。我猜有些人，他们知道我们的过去，了解我们以前的生活，会感觉奇怪，为什么我们住在麦田里却一点儿不感到寂寞。我们本来想要定居到大西部。怀俄明、内华达———真正的西部。我原本希望当我们到达那儿时能发一笔财。但是在半路上，我们在加登城停下来看望朋友，实际是朋友的朋友。但是他们热情得不得了。于是我们没有继续前进而是留了下来。我想，嗨，为什么不在这儿买一块地，开一个牧场呢？或者种种田？我们尚未决定的就是，究竟是开牧场呢还是开农场。奥斯汀医生问我们是否觉得这里也许太安静了。实际上，不。我从未见过比这儿更吵的地方。比空袭还要吵闹。火车的呼啸，郊狼的嚎叫，漫漫长夜里怪物带有血腥味的哀号，交织成恐怖的喧嚣声。自从凶杀案以后，这似乎更加使我心神不安。很多事情都是如此。我们的房子多破呀！老是发出吱吱咯咯的声音。别误会，我不是在抱怨。说真的，这间房子还是能住的，现代化设备齐全，但是发出的噗噗声和咕咕声真够呛！天黑后，一起风，可恶的大草原的风，听上去就像是吓人的呻吟声。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有人神经有点紧张，便免不了胡思乱想那些蠢事。天哪！那一家真够可怜的！不，我们从未见过他们。我见过克拉特先生一次，是在‘联邦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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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28）
作者 ： 杜鲁门·卡波特
十二月初的一个下午，咖啡馆最忠实的两个常客宣布他们将打点行装，不但要离开芬尼县，还要离开堪萨斯州。第一位是为莱斯特·麦科伊干活的佃农，麦科伊先生是堪萨斯西部一位著名的农场主和商人。这位佃农说：“我和麦科伊先生谈过了。尽量让他知道霍尔科姆及其周围发生的事情。在这里怎么能睡着觉呢？我老婆睡不着，也不让我睡。所以我对麦科伊先生说，我喜欢他这儿，但是他最好另找一个人来。因为我们要搬家了，搬到科罗拉多州东部去。也许在那儿我能得到点儿休息。”
第二个宣布要走的是西杜·阿西达太太。她带着四个脸蛋红扑扑的孩子来到了咖啡馆。她让孩子们在餐桌前站成一排，然后对哈特曼太太说：“给布鲁斯一盒玉米花核桃饼。博比想要一杯可乐。邦妮·琼要什么？我们知道你的内心感受，但是邦妮·琼，过来吃点儿吧。”邦妮·琼摇了摇头，阿西达太太接着说道：“邦妮·琼有点儿伤心。她不想离开这儿。这儿有她的学校和所有的朋友。”
“唉呀，我说，”哈特曼太太冲邦妮·琼笑了笑，说道，“那没什么好伤心的。从霍尔科姆学校转到加登城高中会有更多的男孩的。”
邦妮·琼说：“你不明白。爸爸想把我们带到内布拉斯加州去。”
贝丝·哈特曼太太看着做妈妈的，仿佛希望她否认女儿的说法。
“这是真的，贝丝。”阿西达说道。
“我不知该说些什么。”哈特曼太太说，她的声音充满惊讶和失望。阿西达一家是霍尔科姆社区的一部分，人人都欣赏他们。这家人总是高高兴兴的，工作勤奋、与人为善、慷慨大方，虽然他们没有多少可慷慨的东西。
阿西达太太说：“我们讨论搬家已经很久了。西杜，他认为我们在别的地方也许会过得更好。”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走？”
“把东西卖光以后就走。但是不管怎样，不会在圣诞节前走。因为我们已经和牙医签了一份合同。是给西杜的圣诞节礼物。我和孩子们打算给他三颗金牙做圣诞礼物。”
哈特曼太太叹了口气。“我不知说什么好。我希望你们别走，别卖光东西，离开我们。”她又叹了口气。“看起来我们正在失去所有的人。大家都在想方设法离开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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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29）
作者 ： 杜鲁门·卡波特
“唉，你以为我愿意离开这儿吗？”阿西达太太说，“尽管去过很多地方，但这里是我们住过的最好的地方。但是西杜，他是男子汉，他说我们可以在内布拉斯加找到一个更好的农场。我还要告诉你一些事，贝丝。”阿西达太太想皱皱眉头，但她那张圆鼓鼓的、光溜溜的面孔不太容易做到。“我们以前常为这件事争论不休。有一晚我说：‘好吧，你是一家之主，我们走吧。’赫伯家出事后，我觉得这一带有什么事完结了。我说的是我自己，对我而言是如此的。所以我不再争论，我说‘好吧’。”她的一只手伸向布鲁斯的那盒玉米花核桃饼。“唉，我忘不了这件事，我没办法把这件事从脑子里抹去。我喜欢赫伯。你知道吗，我是最后见他活着的人。啊，我和孩子们。我们去加登城参加4ˉH俱乐部的聚会，赫伯开车送我们回家。我对赫伯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想象不出他会害怕，不管形势如何，他总有办法对付。”她若有所思地嚼着玉米花核桃饼的仁儿，大口喝着博比的可乐，然后说道：“有意思，但是，你知道，贝丝，我敢打赌，他当时不害怕。我的意思是，不管当时发生了什么，我敢断定，直到最后，他都不相信会发生。因为这不可能，不可能发生在他身上。”
阳光炽热。一艘名叫“埃斯特雷利塔”的小船停泊在平静的海面上，船上有四个人，迪克、佩里、一个年轻的墨西哥人和一个名叫奥托的有钱的德国中年人。
“求你了，再唱一遍吧。”奥托说道。佩里弹着吉他，以嘶哑但悦耳的声音唱了一首《在那烟雾山顶》：
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界，
被一些人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
但是当我们死去，躺在棺材里的时候，
他们却总是把百合花塞进我们的手中。
我活着的时候，你们为什么不给我鲜花……
佩里和迪克在墨西哥城待了一个星期，然后就驱车南下：库埃纳瓦卡、塔克西科、阿卡普尔科。在阿卡普尔科的一家备有“自动电唱机的下等酒馆”里，他们遇见了汗毛浓重、长着一双长腿、精神饱满的奥托。迪克和他“萍水相逢”。但是这位绅士，这位从汉堡来此度假的律师“已经有了一个朋友”，一个自称是牛仔的阿卡普尔科年轻人。“他证明自己是个值得信任的人，”佩里有一次提起牛仔时说，“虽然有时候卑鄙得像犹大，但是，哦，老兄，一个有趣的家伙，一个手脚麻利的真正的赛马骑师。我们相处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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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30）
作者 ： 杜鲁门·卡波特
牛仔在自己舅舅家为文身的流浪者找到一个房间，还答应帮助佩里提高西班牙语水平。他和那个来自汉堡的度假者的关系令他们获益匪浅，他们一起喝酒、吃饭、玩女人，而这些费用都由奥托承担。奥托似乎认为他的比索花得值，单从他喜欢迪克讲的笑话就可以看出来。每天，四个朋友驾着奥托租来的深海捕鱼船“埃斯特雷利塔号”，沿着海岸钓鱼。牛仔担任船长；奥托画速写、钓鱼；佩里给鱼钩装饵，做着白日梦，唱唱歌，有时也钓鱼；迪克无所事事，只是一味地无病呻吟，对动来动去抱怨不止，懒洋洋地躺着，被太阳晒得昏昏欲睡，活像一只午睡时的蜥蜴。但是佩里说：“终于对了，就应当是这个样子。”然而，他知道这是不能继续的———实际上，这种生活就将在那天结束。第二天，奥托就要返回德国，而佩里和迪克将驾车返回墨西哥城———迪克坚持要这样做。“必须如此，宝贝儿，”一天，当他俩正在为此争论时，迪克说，“这种生活的确很好，太阳照在你的背上。但是钱却哗哗地流走。等把车卖掉后，我们还剩什么呢？”
答案是所剩无几，因为那天在堪萨斯城乱开支票所得到的东西，照相机、男式衬衫的链扣、电视机，已经全都当掉了。而且，他们把一副双筒望远镜和一台灰色的奇尼斯牌便携式收音机都卖给了一位迪克熟识的墨西哥城警察。“我们要做的就是重返墨西哥城，把车卖掉，我也许能在修车厂找到一份工作。不管怎么说，那儿的待遇不错。那儿的机会更好。上帝啊，我肯定可以更好地利用伊内兹。”伊内兹是个妓女，是在墨西哥城美术馆的台阶上和迪克勾搭上的（这次参观是观光旅游的一部分内容，是为了满足佩里的要求）。她十八岁，迪克答应娶她。但是他也答应要娶玛丽亚，一位五十岁的女人，是个“非常出名的墨西哥银行家”的遗孀。他们是在一家酒吧里相遇的，第二天早上，她就给了他相当于七块钱的东西。“所以，你看怎么样？”迪克对佩里说，“我们把车卖掉。找一份工作。攒点儿钱。然后再看看会发生什么事。”仿佛佩里无法准确地预见将会发生什么。也许他们会用那辆老雪佛兰换两三百块钱。迪克，如果他了解迪克，他的确了解迪克，现在他真正了解了，会立刻把钱花在伏特加和女人身上。
佩里唱歌的时候，奥托在速写本上给他画了幅素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