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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道间阔，绵绵不寐”……偏偏主人公不是才子佳人，而是两个女子。惟其情节用语之俗滥，其反讽效果愈强烈。
这种“情”的不同一般，标准不在于是否牵涉到性行为，而在于是否将彼此视为最大的精神寄托。小说反复强调两人相得之欢和分离之苦，可见两人情趣之相投、感情之深厚。相反，无论范十一娘或封三娘对男主人公孟安仁都是没有什么感情的。封三娘最后黯然离去，她所谓“缘瞻丽容，忽生爱慕，如茧自缠，遂有今日”的“情魔之劫”，其对象不是孟，而是范，很清楚的表明这一点。
小说中有两处情节尤可注意，一是封三娘主动为范择婿，作为“狐”，她唯一展示法力就是令范起死回生，将之送到孟身边。爱是带有排他性质的，如何解释她的行为？很简单，同性爱不见容于社会，范的命运只能是出嫁，封三娘神通再大也无法改变这一点。否则就会将之拖入无望、耻辱和痛苦的深渊。既然如此，她就应为她安排好尘世的归宿。女性既然不得不依附于男性，所谓“百年苦乐由他人”，为她择婿，就是对她的爱的最好体现。再次，从心理上讲，此举有代偿作用。一个易被忽视的细节是，择婿正是在一年前她们相会的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展开的。这无疑暗示了这一点。
一是范十一娘与孟成婚后，竟灌醉了封三娘让孟“潜入污之”。这一举动看来很丑陋，但她是不得已出此下策。这绝不是对丈夫占有欲膨胀的忍让屈从，也不是封建教化带来的“贤良”，恰恰相反，她对孟从来就没有爱情。虽然她曾为他自杀过，那倒是“从一而终”的封建思想作怪（当然也有心理代偿作用，即孟是封为她安排的，她一定要将之作为封的意志来服从）。她是自觉自愿与封共事一夫以达到和她长相厮守的目的。她的丈夫，非但不是她服务的对象，反而成了她达到目的的工具。舍此之外，她还有什么办法在婚后再保持同封的亲密关系呢？她的“不妒”似乎很符合封建道德，其实是对封建道德的极端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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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女性同性爱的悲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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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小说是对“才子佳人”模式的反讽，张扬了“佳人”间的“情”，就必然动摇了“才子”的固有形象。在小说中，孟安仁这个“才子”，已经不居于叙述的核心地位，也不是女性关注的焦点。他只是俗而又俗的一个人，虽然蒲松龄给足了他面子（否则辱没十一娘，也不显封三娘的眼力），又是“仪容俊伟”，又是“翰苑才”，但其品质颇可怀疑。封与范旧地重游，与之相遇，他“忽睹两艳，归涉冥想”，封三娘刚一进门，他就“大悦，不暇细审，遽前拥抱”，以至封不得不赶紧声明“妾非毛遂，乃曹丘生”。封三娘成全了他的婚姻，可十一娘出了个馊主意，他竟照做了，小说虽未直书其心理，但正中下怀无疑矣。比起运筹帷幄、成人之美的封三娘，他的形象要猥琐得多。至于范十一娘的父亲，鼠目寸光，虚伪顽固，更不足论。小说中第三个男性，十一娘之兄，只从封三娘的眼中点了一笔，就可看出是个急色鬼。虽然蒲松龄不曾发出“女人是水，男人是泥”这样的惊天之论，但在本篇中将所有男性一笔抹倒，也够叫人惊奇了。
这篇小说笔锋之尖锐，今天看来都难以接受，那为什么少有人发现这点？如本文开头所讲，它被巧妙的隐藏在一个又一个我们熟知的“套子”里，以至于我们很容易将封三娘看作范十一娘与孟安仁的爱情守护神；它是歌颂男女婚姻自由，反对门当户对的势利观念的，等等。在当时和今天都能受到欢迎。
那么，难道男女之情不是人类自然而美好的感情吗？难道同性爱不是一种性偏差吗？本篇的意义又何在？同性爱确非常态，但在特殊环境下，它不单是能被理解与同情，甚至是可以被赞颂的。中国女性所遭受的压抑摧残，时间之长、程度之烈，世无其伦。女性除了作为母亲获得可怜的一点尊重（还有“夫死从子”一说呢），她的父亲、她的丈夫可以任意处置她的生活乃至生命。她们没有人格：不是玩物，就是偶像；她们的才华使品德受到怀疑，她们的感情使忠贞受到怀疑，她们的欲望就是堕落的标志，甚至她们还被怀疑是否配有思想。男人就喜欢她们弱不禁风，毫无主见——除了可以毫不犹豫的跳井、绝食、上吊来显示“烈”。这束缚不单是形体上的，更是精神上的，让她们安忍顺从，甚至自觉把无价值的牺牲当作人格完善的必经之路。小说戏曲里好不容易塑照了几个大胆追求幸福的女性，还是要靠金榜题名、奉旨完婚来遮羞，即，被认可的仍然不是感情而是功利。
到底有这样一些女性，她们被锁在“不见可欲”的环境里——杜丽娘在自家花园里游玩一下还要受到斥责呢——聪慧与灵性让她们不能不对自己的处境产生了质疑，青春的律动又让她们萌发了冲动与向往。当她们不能获得正常的情感交流时，同病相怜者之间产生的爱恋，如《红楼梦》中的藕官药官，如本篇的女主人公，不仅使人同情，甚至是一种了不起的反抗与颠覆。她们不再无条件的认同法定的主宰者，摆脱了道德枷锁，满足感情的渴求。她们证实了自我的存在，展示了人性中固有的最真挚美好的一面。你不能说她们是不道德的，真正不道德的是不把女人当人看的社会。蒲松龄作为男权社会的一员，敢于写出她们的呼声，张扬她们的“情”，是多么可贵啊。
但是，这样的“情”必不为世所容。范十一娘比较天真，所以显得热烈、冲动、无所顾忌，封三娘却始终处于深刻的内心冲突之中。她与范的交往始终十分谨慎：反复叮咛“妾来当须秘密。造言生事者，飞短流长，所不堪受。”；在范家时“见人来，则隐匿夹幕间”。（这也反证了：如果是一般友情，根本无须这样忧谗畏讥），所有的突发事件都被她当作凶兆或预警。她苦心成全范的婚姻也是她思虑周密的表现。当她终于堕入孟安仁术中，她的预感成为现实，只能痛悔交加，断然离去。神通广大的狐女也逃不过这一劫，这可视为她潜意识中的自我惩罚，也是蒲松龄不能不安排的悲剧收场。世俗的力量太强大了，他本人也不能不对这种离经叛道之行表示否定，虽然有惋惜，有同情。浪漫主义作家也不能不向现实低头。但从小说结构来说，结尾余音袅袅，令人追缅，远胜于一夫二妇大团圆的俗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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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女性同性爱的悲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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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与《红楼》的时代离我们渐远渐去，我们或许就渐渐淡忘了从前女性身遭的虐待与摧残，这也是我们的幸福的体现。但作为现代人，应该以更宽容的目光来看待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一些现象，不要因为属于“异类”就打入不见天日的所在。
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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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生而愿有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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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栖》中三女性
《陈云栖》一文，从男主人公真毓生出生时神秘的预言，到男女主人公合而又离、离而又合的传奇经历，有着浓郁的浪漫情调，但它真正打动人心的，是一种对普通人——尤其是普通的女性——的人生关怀。
从前，女性除了做泥偶与奴隶，她们的感情与愿望，从来没有得到肯定与尊重。虽然儒家出于对宗族延续的关注，承认“夫妇为人伦之始”，甚至将两性关系提升到形而上的哲学高度，但一落实到个体的行为上，便是“淫”，何况出家人。尤其是女冠，女尼，一有了“淫”的思想与行动，更是十恶不赦。故而从唐传奇《鱼玄机》一直到三言二拍中的破戒僧尼，个个没有好下场。偶有例外，又极力渲染色情，如《二刻拍案惊奇》中的《闻人生野战翠浮庵，静观尼昼锦黄沙弄》笔墨猥亵，很难让人对女主人公产生好感。
《陈云栖》却表达了对这些的妙龄女子的宽容与理解。她们不是云端里的菩萨与仙人，也不是该下地狱的“淫妇”。虽无“道德的完美”，却有人性的光辉。
女主人公陈云栖栖身的吕祖庵，实为一所变相的妓院（自唐以来，女冠就常有高级妓女的性质）。“黄州四云，少者无伦”，真毓生慕名前往，一见倾心，她却谨慎的回避了，其洁身自好，与云深、云栋形成对比。当真生好不容易摆脱白、梁纠缠，与之一见时，云栖隔窗与语，先警告他“人皆以妾为饵钓君，频来则身命殆矣”，接着表白自己“不能终守清规，亦不能遂乖廉耻，欲得如潘郎者事之”，在真生立誓之后，她仍坚持“桑中之约，所不能也”。她多情而又自持，大胆而又谨慎。她不打算以青春去殉所谓清规戒律，但也不愿在这污浊的环境沉沦下去，她要的固然是“情”，更看重的却是婚姻。无可否认，她的持重有那么一点自高身价、待贾而沽的味道，但她幼丧父母，无依无靠，身处不堪之地，所有的仅是不牢靠的颜色而已，又怎能怪她小心翼翼？她的谨慎或许因为她曾有过受骗的惨痛经历（她的性格其实很天真，否则不会因真生一句戏言而始终相信他姓潘，以致生出后来种种阴差阳错）。她的立身并不高尚，她的愿望也很普通，却是那时代许多命运相似的女子共同心声。
后来几经离乱，她始终未忘情于真生，无意中竟来到他家中，真母不知她真实身份，有意将她许配给已为她相思成疾的儿子：“‘亦知我同归之意乎？’女笑曰：‘妾已知之。但妾所以同归之初志，母不知也。妾少字夷陵潘氏，音耗阔绝，必已另有良匹。果尔，则为母也妇，不尔则终为母也女——报母有日也’。”这里又一次凸现其性情：重情义而又通达。她重情，但重的不是无望的情，她守义，但不守无谓的义。毕竟她不是大家闺秀，没有那么重的礼教观念，何况她与真生所谓“婚约”，本就不合“礼”了，她的秀美可爱终于使真母打消了顾虑，娶她为媳。
如果说陈云栖嫁给真生还有几分是为了情的话，盛云眠的遭际，就更耐人寻味。云栖婚后偶遇流落江湖憔悴非昔的云眠，相对酸辛，于是伪为姊妹，携归家中。云眠“举止大家；谈笑间，练达世故”博得“既寡、苦寂”的真母欢心，云栖主动提出“欲效英皇”，云眠亦嫁真生。男子纳妾总是引起我们的厌恶，但此处云栖的行为不能以“封建道德”视之。她固是受到时代环境的暗示，男子有纳妾的自由而女子没有“妒”的权利。但文中一再强调两个孤女自幼感情极深。云栖既因自己不能理家而欲倚之为臂膀，更怜悯云眠的遭遇，希望以此改变其命运（否则，没有名分，云眠势不能久住真家），这是同病相怜，惺惺相惜，是云栖的善良与胸襟。
云眠嫁真生，不是出于爱情——
告曰：“昔在观中共枕时，姊言：‘但得一能亲爱之人，我二人当共事之’，犹忆之否？”盛不觉双眦荧荧，曰：“妾所谓亲爱者，非他：如日日经营，曾无一人知其甘苦；数日来，但有微劳，即烦老母恤念，则中心冷暖颇殊矣。若不下逐客令，俾得长伴老母，于愿斯足，亦不望前言之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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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生而愿有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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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婚之夜，她对真生坦言：“妾所以乐得良人者，非不能甘寂寥也，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