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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酒疯，把一个差不多跟我爹一样大的师傅给踹得嗷嗷叫，我拣起一根铁棍就冲上去了，把那小子直接干成了一滩浆鸡屎，嘴里吐出来的烂粉条、地瓜酒喷了一院子，他叫得像杀猪。
再以后，我就跟废品站的弟兄们形成了一股势力，镇上有限的几个混混没有敢惹我们的，哈哈。
我牢牢记住了我曾经发过的誓言，我不能像我爹那么窝囊，我要做一个真正的男人。
那时候工资低，像我们这些干临时工的，一个月也就开二十几块钱，我把钱都攒着，想给我爹配一副新眼镜。
有一天我下班早，顺路给我弟弟买了几个包子，我把包子揣在胸口里捂着，跑在路上。
一个骑自行车的人被我撞了一下，他骂我：“你他妈是个傻子？低着头跑什么跑？”
我两手捂着包子，用两只脚轮换着抡他，把他抡成了一只忙碌着的陀螺。
到了我爹学校的时候，正赶上学生们下课。我看见一个教室的后面围着一群人，我爹在后面吆喝：“好了，好了，大家都回教室。”他说话的声音有些无奈，好象他不是教导主任，而是学校里的勤杂工。当时我就明白了，人群包围着的可能是我弟弟，大家又在拿我弟弟开心。我扒拉开人群一看，果然是我弟弟，他在给大家唱歌：我家小弟弟呀，半夜笑嘻嘻呀，问他笑个啥，梦见毛主席，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梦见毛主席……我拉着他就走，我爹就这样傻看着我，直到我走出了校门。
我让我弟弟趁热把包子吃了，就让他在一个草垛后面等我。我返回了那个教室，一脚把门踹开了，老师还没等反应过来，我就把那些逗我弟弟的同学全拖出来了，一人在脸上来了一个“旋风腿”，他们趴在地下像一只只死耗子。我冲地下啐了一口，拍打了两下手，横着身子走了。走到门口，我爹跑过来想打我，我边跑边说：“我不上班了，我要回家照看我弟弟！”
晚上，我们三个人开了个家庭会议，最后达成了一致——把家搬到镇上，上班的时候由我带着我弟弟。
过了几天，我爹跟学校要了一个宿舍，我们就搬去住了，村里的房子卖掉了，卖了一千块钱。
走的那天我很难过，看着那些刚开出花朵来的向日葵，看着墙角的花花草草，鼻子酸极了。
这样，我上班的时候就带上了我弟弟，一般我会背着他走，他的鼻息刺痒着我的脖颈，很舒服。
工友们见我把弟弟带来了，都很高兴，拿我弟弟当自己的儿子和弟弟，走到哪儿带到哪儿。
有时候工友们忙，我弟弟就象模象样地帮工，甚至还学会了看磅秤，上下不差三两。
那一年，我十六岁，我弟弟九岁。
我俩很快活，比我爹还快活。
秋天的时候，我们家里来了两个人，他们好象很关心我弟弟，老是摸他乱蓬蓬的脑袋。我问我爹，他们是干什么的？我爹说，这是我在培智小学教书的同学，想让你弟弟去他们学校上学。我的心里说不上来是个什么滋味，以前我爹就说过，城里有个专门教脑子不跟趟的孩子学习的学校，人家还管吃管住，很正规，比一般的学校还好呢。我知道，他这一走，我就很难再见到他了，因为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城市是个啥样儿呢。我弟弟不知道大家想要干什么，跳着高儿跑出去玩自己的去了。
那两个人走了，我爹就蹲在地上叹气。
我说：“那也好，让我弟弟长长脑子，去吧。”
我爹点点头，起身去找他的二胡，我不想听他拉二胡，就那么悬着心走到了院子。院子的空地上有一只麻雀在溜达，我想想，我弟弟再也不能在那里撵麻雀玩儿了，心就麻了，汗也出来了，整个人像是刚从澡堂里出来，虚弱得没有一点力气。
不长时间，那两个人就来把我弟弟带走了，他走得很风光，坐着一辆雪白的面包车。
从此，我的心就被我弟弟牵走了，整天不说话。
天又一次黑了，杨远侧着脑袋看窗外，窗外的天上有一轮黄澄澄的月亮。
我替他披上一件衣服，郁闷地问：“后来你没去看你弟弟？”
杨远叹了一口气：“唉，不提他了……我跟你说点你喜欢听的吧。”
说实话，那一刻我倒是关心起他的弟弟来，我说：“你接着说就是了。”
杨远斜了我一眼：“算了，我还是给你讲点热闹的吧。”
～第六章 癫狂少年杀气腾腾～
1
我爹从看守所走了以后，我郁闷了好几天，晚上睡觉老是做梦，我经常梦见我爹骑着自行车带着我和弟弟，风驰电掣般地穿行在大街上、胡同里、田野上，醒来就大睁着双眼看窗外的那几颗星星。我常常想，据说世上的人都对应着天上的一颗星星，我该是哪一颗呢？该不会是最小的那一颗吧？有时候，老贾会放上几个悠扬的屁，我会在心里说，也许我就是一个屁。
有一天我拉水去集中号，正碰上管子和那五他们蹲在门口等候去劳改队。
我跟管子拥抱了一下，嘱咐他好好干，将来哥儿几个回社会好好交往着，干一番大事业。
管子说：“杨远，我还是那句话，防备着李俊海点儿。”
我说：“我知道，但你说的那些我不信，起码他对我是不会很杂碎的。”
那五插话说：“反正你得注意他点儿，在号里我们跟你说的一点不骗人。”
我没说话，把水送下，拉着水车就走了……我的心乱得像长着一团鸡毛。
“兄弟，你知道吗？”杨远说到这里，脸突然变得煞白，“人是会变的，有时候能变成狼。”
“你是说李俊海吗？”我问。
“不光是他，我说的是所有的人，包括你，也包括我。”
“我不太明白……”我摇摇头，“也许是你经历的太多吧。”
“唉，”杨远苦笑了一声，“我还是先给你讲讲李俊海吧。”
你知道的，李俊海跟我一起在厂里上班的时候，一直跟着我玩儿，像我的一条尾巴。他的脾气不好，遇到一点不顺心的事情就容易发毛。开始的时候我曾经劝过他，我说：“俊海，你老是这样可不好，上火的时候你应该想想这火应不应该发出来。”
他一般会听我的，我劝他的时候，他总是红着脸说：“就是，就是，我是得控制一下自己的脾气了。”
我把发酒疯的大哥捅了以后，他开玩笑说：“你小子更毛楞，来不来的就玩真家伙，还说我呢。”
等我把道理跟他说清楚以后，他似乎豁然开朗，不几天就把一个骂他“老巴子”的人用菜刀砍了，结果人家可没有发酒疯的大哥那么仗义，人家去医院缝完了针，直接去派出所报了案。结果，他被行政拘留了七天。我去拘留所看他的时候，他摸着大腿哭成了一个泪人，他说，我再也不敢了，我要老老实实上班，老老实实做人。我没多跟他说话，那一刻，他在我的眼里突然变成了一条扶不上墙的癞皮狗。七天以后，他出来了，没曾想，他一下子成了个人物——在厂里再也没人敢欺负他了，见了他，大小同事都管他叫“海哥”。于是，他又“猛戗”起来了，甚至有时候还跟我瞪眼扒皮的。我也不在意，照旧跟他一起在外面混。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我们都很疯狂，屁大点的事儿就动刀子。跟人死拼的时候，我的脑子里经常会出现我爹被人按着脑袋，用石灰搓眼睛的镜头，这个镜头异常清晰，它把我的眼睛都要胀破了。
我俩在一起混得久了，李俊海就开始明白了，他总归是跟我差那么一小截，因为社会上的哥们儿拿我当大哥待，拿他还是当个跟班的——尽管他比我还大一岁。或许，矛盾就出在这里，那时候我们都还小。
有一次，我们商量着要去武胜街“干”一个叫钢蛋的，他死活不让我去，他自己去了，一个兄弟也没带。
我承认他是一条好汉，我也相信他能办好这件事情，我以为他肯定想在钢蛋回家的必经之路上，等着“背”他的“死狗”。我跟牛玉文在宿舍给他摆好了庆功酒，没想到钢蛋竟然来了，手里提着两只活鸡：“蝴蝶，咱们以后别纠缠了，算我错了。”
我不知道他这个举动是什么意思，也是为了防备他玩邪的，我上去一刀给他砍在脑袋上了。牛玉文把他按在地上搜他的身子，结果人家什么也没带。钢蛋躺在地上，血流了一地，他也不擦，就那么直楞楞地看着我：“求求你，放了我妹妹吧。”
我一下子明白了，李俊海绑架了人家的妹妹！那一刻我几乎吓傻了，我再没文化也知道，这可是犯法的，而且犯了不小的法。我稳住神，把他扶去了厂医务室，缝好了针，我对他说：“既然你来了，咱的事儿也就结了，我马上放人。”
钢蛋一走，我和牛玉文就满世界找李俊海，那时候也没个手机、传呼机什么的，我俩就这样穿梭在李俊海可能去的每一个角落，最后在一家小饭店里找到了他，他喝得像一摊烂泥，钢蛋的妹妹坐在他的旁边，哆嗦成了一张被风吹着的纸条。
见我们来了，他挥舞着双手，冲牛玉文说：“怎么样？我办得漂亮吧？”再把手指向我，“他是大哥还是我是大哥？”
牛玉文哼了一声，扭头走了，我抡圆膀子，狠狠地扇了他一巴掌：“你他妈是我大爷！”
他忽地站了起来，把俩眼凸成了牛蛋子，我把脸凑到他的眼睛上，就那么冷冷地看他，我想狠狠揍他一顿。
李俊海跟我对视了没半分钟就泄气了，没皮没脸地舔着鼻孔里流出来的鲜血，哈哈大笑：“你行，打得好。”
后来为这事儿，我没跟钢蛋少了火拼，当然，最后还是钢蛋草鸡了，他搬家了，不知去向。
从那以后，我在这一带就多少有了点名声，所以才惹得小广嫉妒，最终出了事情。
2
那阵子，我确实野得很，天不怕地不怕，我觉得自己天生就应该是这么一种人，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我。
现在想想，我都弄不清楚那时候的我，是人还是野兽。
我曾经带着一帮弟兄，人手一把菜刀，见着穿喇叭裤留长头发的“小哥”就砍，从厂门口一路杀到火车站。
我用一根五分钢条做了一把钩子，非常锋利，能将一张厚厚的铁板穿透。我嫌它不够凶猛，又在前面焊上了一把军刺，这样它就成了一件充满煞气的凶器，我给它取名“战争之神”，经常用一个小提琴盒子装着它带在身上，它让我的胆量增加了不少。有一天下班，我刚走到厂门口，就看见七八个人鬼鬼祟祟地在门口溜达，我断定他们是来找我的，扯身就回了宿舍——我常常对弟兄们说，混江湖的，最首要的一条就是眼睛要像鹰。我擎着战争之神迎着他们走了上去，那几个人一看我手中的家伙，不等正面接触，一下子就跑散了。我站在门口大喊，哥们儿，来呀！风吹动我黑色的风衣，让我看起来像一个侠客。
有一次，我跟牛玉文去乡下看望他的姥姥，中午喝了点儿酒，牛玉文要领我去看海。走在一条乡间小路上，一个同样喝了酒，样子像是传说中“庄户流球”的人拦住了我俩，他把手抖擞得像筛糠：“哪里来的俩膘子？给爷爷拿根烟抽！”
我没有说话，直接用三棱刮刀把他捅倒了，他趴在地下，地下有一小片残雪，白白净净的，很快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