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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夜，我爹把我和弟弟拥在怀里，颤抖了好长时间，我觉得他要把我俩勒进他的肉里去了。
夜深了，我爹就让我抱着弟弟去了另一间屋子，他自己坐在炕上唱戏，是很悲的那种。
我记得，那晚的月亮又大又圆，像是要从天上掉下来一般；那晚也很冷，冻得我和弟弟瑟瑟发抖。
我弟弟感冒了，发烧得厉害，我爹起初没在意……是啊，他怎么会在意呢？他就那么直挺挺地躺在炕上，除了偶尔冒出一两句悲伤的戏词，一声不吭，让我怀疑他是不是死了？于是，我经常偷偷过去探他的鼻息，我害怕他死了，万一他再死了，我和我弟弟就没有一个亲人了——在这个村子里，我们是唯一的外来户。当我知道他不会就这么轻易的死掉以后，就开始关心起我弟弟来，我没命地给他灌凉水，我听说过，发烧以后应该使劲喝水……再后来我弟弟就傻了，也就是现在说的弱智了。
杨远说到这里，突然停下了，凶巴巴地横了我一眼：“小子，你伸什么舌头？”
我哪里伸舌头了？这么凄惨的故事我伸那玩意儿干什么？
我连忙坐正了，冲他点点头：“远哥，别打岔，我在听呢。”
杨远轻轻叹了一口气：“唉，我知道你不愿意听我说这些没意思的，可你好歹坚持一会儿嘛。”
“哥哥，你可冤枉死我了，不愿意听我是孙子。”我连忙辩解。
我知道我接受的任务是什么，不就是十天半月的工夫吗？很快你就上你的路了，爱说什么你说就是了。其实，我真正关心的是他在监狱里的那段经历……得，先让耳朵受会儿累吧。我挪过去，给他揉着肩膀，鼓励他：“远哥，请继续。”
“算我倒霉，又一个干抽烟不想听说话的主儿，”见我耳朵上还夹着他的烟，他伸手给我弹了出去，“不好好听就别想抽我的烟。小子，你说吧，想听什么？是不是想直接听蹲监狱的那一段？那我就打发你个满意……把烟给哥哥点上。”
点上烟，杨远的眼圈恢复了正常，把脑袋靠到乌黑的墙面上，目光开始迷离起来。
我连忙坐在了他的对面，这个姿势让他看上去一定很满意——好忠实的听众！
你知道83年的严打吧？我就是在那一年踏上劳改之路的。杨远叹了一口气，用一种低沉的声音开始了他的回忆。因为我家的户口是非农业人口，当我十六岁够了上班的年龄，就在市第三机械厂就业了，那是 1982年的冬天。尽管我的户口是城里的，可那时候我很自卑，因为我是在乡下长大的，总觉得自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乡下人。所以我办任何事情总是小心翼翼，生怕被别人耻笑。尽管这样，我还是经常被人大声呵斥，甚至有人曾经当面喊我“老巴子”，声音高得吓死驴。那时候，我们家已经搬到了城市外围的一个街道。我爹在一所学校里当教师，我弟弟傻得不成样子，整天流着口水蹲在门口晒太阳。我很心疼他，下了班就把他抱进屋里，给他讲一些开心的故事听。我总是觉得，我弟弟的傻是由于我的疏忽大意造成的。
我有一个要好的同事叫李俊海，跟我的情况差不多，也是农村来的，是个一根筋脾气。
有一次他被人欺负了，气哼哼地对我说：“杨远，咱不能这样，咱得联合起来跟他们干。”
其实我早就有这个想法，我很清楚的知道，依我当时的处境，想要真正被人瞧得起，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狠起来，让他们都怕我。可是究竟让他们怕了以后再干什么，心里也没谱。那时候我的头脑简单得很，只想做个受人尊敬的人。我爹老实了半辈子，活得挺窝囊，我可不想跟他一样，我要挺起腰板来，我要做一个真正的男人。在这之前，我的心里就有个一个模糊的念头：先想办法接近厂里的几个霸王，让他们赏识我，然后再打一次漂亮的架，再然后……我没怎么多想。
于是，我就先探李俊海的口话，我说：“你想怎么跟他们干？”
李俊海木呆呆地说：“我也不知道，反正我不愿意受人欺负。”
小时候我的身体很弱，因为这个缘故，我爹就请人教我练过几年武术，后来我还拿过全市的刀术冠军呢。
我家搬到城里以后，我还跟大伯家的两个哥哥一起练过一阵拳击，所以，打架我不在乎。
听他这么说，当时我笑了笑：“俊海，跟着我干吧，咱哥儿俩会站起来的。”
厂里的一位混江湖的大哥叫牛玉文，有一阵子跟家里闹别扭，就住在厂里的单身宿舍。当时我计上心来，跟李俊海一商量，也跟厂里打了报告要单身宿舍，理由是离家远，上下班不方便。没几天，厂里就给我俩安排了，恰好就在牛玉文的房间隔壁。刚开始的时候，牛玉文根本瞧不起我俩，有时候我去他们房间接近他，还经常挨他的呵斥，但我忍住了，我知道我的目的是什么。时间长了，牛玉文就不怎么讨厌我了，还经常拉我跟他喝个酒什么的。慢慢的，有些不重视我的人也开始对我好点儿了，不再那么颐指气使的了，我清楚这是因为什么，对待牛玉文更加殷勤起来……现在想想，我都冒汗，唉。
～第二章 初入监狱～
有一次，厂里另外一位大哥喝醉了酒来宿舍玩儿，刚好我跟牛玉文在宿舍里喝酒。那位大哥把我扒拉到一边，指着牛玉文的鼻子说，你他妈的算老几？只要我在这个厂里就没有你蹦达的份儿。我知道我的机会来了，不等牛玉文说话，上去就照脑袋抡了他一酒瓶子！这家伙一下子楞住了，没想到我敢打他，冲过来就把我按在了床上。我也没叨叨，从裤兜里掏出三棱刮刀就给他捅肚子里去了。牛玉文也傻了，把眼睛瞪得像灯泡。其实我知道，我来这么一下子并不是因为我魄力好，我是想让他们都看看，真正有前途混社会的是我，是我杨远！那位大哥捂着肚子就奔了医院，“你等着”这三个字被他嚷得像唱戏。
后来，我去医院看他，他哭了。他说，我没想到你会这么对待我，行了，这事儿就这样了，以后咱们就是好兄弟。当时我还纳闷，他不报复我了？现在我分析出来了，他不是不想报复我，他掂量过了，他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因为我的后面有牛玉文他们这批老家伙，我的前面是“辉煌”的黑道前程——我的身上带着一股让他不寒而栗的煞气。
转过一年来，我十七岁了。我的身体更加强壮起来，我的性格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变得很油滑也很倔强。
因为我瘦，又因为我打起架来很好看，像飞着的蝴蝶，所以我就有了现在这个外号——蝴蝶。
我专门请了一个开诊所的老头给我文了身，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个蝴蝶，好看吧？
我的身边围绕着一群来自厂里和社会上的各色混混。我们像涨潮的海水，横冲直撞，街道上，饭店、工厂、商店、游乐场里，到处都有我们的影子，甚至公交车见了我们也不敢问买没买票，总之，那时候我觉得我是这一片儿最厉害的人了。
这时候，牛玉文也在我的身边小心翼翼起来。李俊海成了我们这个帮派的二号人物，打打杀杀的活儿全由他来组织，我一般很少出面。当然，出来混总是有这样和那样的麻烦，我进出拘留所好几次了，最多的一次行政拘留15天。那时候我根本不拿这个当回事儿，出来以后还沾沾自喜——做大哥的都应该进去锻炼锻炼。我爹不太知道我在外面的所作所为，他整天忙于工作，也无暇管我。我也不大回家，可我总是放心不下我弟弟，隔三岔五地带他出去玩儿上一阵。跟着我玩的兄弟都知道我有个弟弟叫“傻二”，他们有时候也带我弟弟出去玩儿，伺候得比对待我还要周到，甚至当着我的面都不敢提一个傻字。
八月，南市一个叫小广的痞子放出话来说，蝴蝶想“作死”了，我要干挺了他。
我听了很生气，就带人去了他家，砍了他几刀，他的家也被我砸了。
后来，社会上的几位大哥给调停了一下，当时我对小广说了声“对不起”，小广说后会有期。
八月九号，严打开始了，我们这批人进去了不少。
其实，在这之前我就知道不好。那一阵，街上天天有警车呼啸而过，像一发发炮弹。我们这帮人也互相传言，说是公安火人了，要整治地痞流氓了。当时我还不以为然，我以为像我这样的人不会出事，因为我没“作”什么大事儿，甚至还认为自己做的事情很光荣，是条了不起的好汉。直到亲眼看见警察来我们厂里抓走了不少平常很不起眼的“小哥”们，我才觉察到，我离这一步也不远了。那阵子街道上警笛的鸣叫声此起彼伏，像夏天水塘里的蛤蟆叫，一刻也不停息，叫得我坐立不安。
我整天跟牛玉文和李俊海他们呆在宿舍里“上神”，有时候半天也说不上一句话。
九月，李俊海被厂保卫科叫走了，他再也没能回来，听说警察在保卫科“卧”着等他呢，因为他犯了抢劫罪。
这一次，我是真的感觉到了害怕，我总觉得我很快也会被警察带走的。
有一天，牛玉文对我说：“看样子你没事儿了，你不像李俊海，还玩那么‘烈’的，除了小广的事儿，你没别的。”
我不放心，我说：“小广那天说后会有期，他不会去告我吧？”
牛玉文跟我分析了好一阵，最后说：“要告他早告了，根据他的脾气，我推断他是想再跟你再玩一把野的。”
玩野的谁怕谁？这时候我反倒静下心来，安心上我的班，老实得像一只病猫。
谁知道，十月份我也被警察抓了——小广终于还是告了我。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正跟牛玉文在楼下踢球，警车就来了，直接开到了操场。
我知道他们是来找谁的，我没跑，就这么心情坦然地跟他们上了车。
被人揪着头发下车的时候，天突然有点儿阴，弄得我心情非常不爽。
我的腰带和鞋带都被抽走了，以至于我走起路来很狼狈，像个小儿麻痹。
我的头发一直被揪着，头皮有一种麻木的感觉，让我怀疑头皮底下是否塞了一层木屑。
尽管我的形象很委琐，但我的心情很平静，甚至还有一点塌实的感觉——终于不用再提心吊胆的了。提着裤子往楼道里走的时候，我没感觉有什么不自在，直到站在预审科的门口，我才开始紧张起来——以前我可不是在这儿接受审讯的。隐约地我觉得，这一次我将受到很严厉的惩罚。刚站下，屁股上就挨了一脚，押我来的那个胖警察在我身后大喝一声：“进去！”
屋里已经坐了一个黑瘦的警察，他在眯着眼睛看我。这间屋子跟普通的办公室没什么两样，也是窗明几净，烟雾缭绕，唯一不同的是，墙角立着一把乌黑的铁椅子，很森人。我知道，那把椅子暂时属于我的了，我没怎么多想就坐了过去。
“很顺利嘛，”瘦警察冲押我来的警察点点头，“他没怎么反动？”
“呵呵，没想到，这小子很听话。”胖警察带上门，把帽子丢到桌子上，问我，“脾气呢？”
我没有说话，我能有什么脾气？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