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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未通行。宜用何术整齐之策”。复试首题为“周礼农工商诸政各有专官论”，次题“桓宽言外国之物外流而利不外泄，则国用饶民用给。今欲异物外流而利不外泄，其道何由策”。186人参加考试，经过复试，仅有10多人考取。经济特科是应贵州学政严修于二十四年所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复议，拟订章程后才举行的。大金榜孝廉方正科所举，重在考查德行。清朝入关后在顺治、康熙孝廉方正科还没形成定制，乾隆后才成常例。值得补充说明的是，孝廉方正科考试多是虚应故事。经学科考试仅在乾隆十六年搞过一次，进士、诸生和退了休的都可参加，但他们的经学必须渊博纯正，道德高尚修明，由大学士、九卿、督抚荐举。录取了4人：吴鼎、梁锡玙、陈祖范、顾高。前2人授为国子司业，后2人年事高，不能供职，进士题名碑授予国子监司业衔。临时的召试是皇帝巡幸，迎銮献册的进士、举人、生员，办了一些规定手续后，由学政会同地方督抚考试录取。
翻译科据商衍鎏先生考证本之于金女真进士科。翻译科之设是为维护满蒙语言文字。翻译科考试只限于八旗子弟，考试不定期。根据《清史稿·选举三》，关外皇太极时期开始了翻译考试，入关后顺治八年、康熙初年、雍正元年有乡试，乾隆朝次数多些，嘉庆、道光两朝仍然有乡、会试。考试要求屡变。例如，雍正元年，乡试只考一场，考试题目或奏章一道，或从四书、五经出一题。后来是从《性理精义》、《小学》中限三百字命题。乾隆三年规定在翻译题外作满文一篇。“武科，自世祖初元下诏举行，子午卯酉年乡试，辰戌丑年会试，入文科制。……中式者为举人。次年九月会试于京师，中式者为武进士。凡乡、会试俱分试内、外三场。首场马射，二场步射、技勇，为外场。三场策二问、论一篇，为内场。……殿试简朝臣四人为读卷官，钦阅骑射技勇，乃试策文。临轩传唱状元、榜眼、探花之名，一如文科。”
下面对一般科举考试必考的两种文体——八股文和试帖诗作一解释。
八股文为科举考试必用。它是明成化年间形成的一种考试文体。格式死板，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出题、中股、后股、束股、收结等部分组成。破题要说明题意，承题进一步说明题意和文章主旨，起讲是议论开始，入手是引入正题的话，起股是总论，出题是点出题目的散句，中股与后股发挥题意，至文章重心，束股说完意犹未尽的话，收结收束全文。起股、中股、后股、束股都有两股对偶句，因而称八股文。有些文章只有六股，也算是八股文。
八股文多取四书语命题，例如顺治二年，第一题用《论语》，第二题用《中庸》，第三题用《孟子》。因为以四书语命题，因此八股文又叫四书文。作八股文，考生要用儒家思想论述，“代圣贤立言”。以书中一句话命题叫小题，例如“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如果以整篇为题就是大题。八股文用字有一定限制。顺治二年每篇不得超过550字，康熙二十年限650字，乾隆四十三年限700字。
还有一个试帖诗，它是乾隆二十二年后乡试、会试要考的。它是五言八韵诗。内容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例如路慎庄的试帖诗：
东西深不辨，空外但闻声。
共捣三更月，谁知万户情。
寒衣新浣出，密线旧缝成。
远近惊秋早，光阴入夜争。
力微拼用尽，辛苦说分阴。
凉意生双杵，繁音满一城。
深闺今日寄，绝塞几人征。
露布频闻捷，铙歌报太平。
清朝科举制度源自明朝的科举制度，但也有不同于明朝科举制度的地方。
第一是有民族歧视，尤其是清初。雍正前搞满汉两榜。旗人在乡试、会试中享有优待，只考翻译（满—汉）。科举本是选官的根据，但满人当官不必通过科举考试。乾隆时大学士60人，汉人25，旗人35，汉人全是进士，旗人只有4个。
第二是考官不仅要有官位和出身，从雍正四年开始还要经过考试。
第三是为避免各省录取名额太悬殊，康熙五十一年开始把录取的名额分到各省。下面是4年会试录取名额：
年份 总数 满洲 蒙古 汉军 直隶 奉天 山东 山西 河南 陕西 江南 浙江 江西 湖北 湖南 福建 广东 广西 四川 贵州 云南 康五十二 186 4 2 22 1 15 10 15 9 30 20 13 12 8 6 3 4 3 4 乾三十四 143 3 1 13 1 10 8 8 5 28 24 16 4 3 7 4 2 3 2 1 嘉六 270 8 2 3 25 1 19 14 14 陕甘 12 江苏 20 安徽 15 25 22 12 10 17 14 7 10 8 10 道二十 183 7 3 5 20 2 17 8 8 陕甘 6 江苏 17 安徽 7 18 17 6 5 7 7 5 6 6 6
第四是为了避免代考现象，实行复试制度。乡试从顺治十五年开始复试，会试从康熙五十一年开始。
第五是讲形式。最主要的表现是在作文上。乾隆三年兵部侍郎舒赫德说的“文徒空言，不适于用”。试帖诗纯粹是对仗、用韵，会用谀词。另一表现是重书法。书法不好，内容好也得不了高等。著名学者龚自珍朝考，文思浩荡，洒洒千余言，最后却因楷法不中程，不列优等，屈没了人才。
清朝科举考试，作弊现象严重，处罚也重，但始终不能根绝。这足以说明清朝士风的败坏和科举考试走到了末路。
科举考试固然为选官提供了一条路子，但弊病很多，最大的弊端就是摧残知识分子。它把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束缚在四书五经里面，思想僵化了，不会生计，年复一年的考试，身体也搞坏了。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就是典型。第二，学非所用，脱离实际。举子虽然把“子曰”、“诗云”背得滚瓜烂熟，胸中却无治国一策。书院考课课卷第三是把人限制在读书求功名的惟一道路上，使一些人谋求金榜题名，不惜金钱乃至生命，铤而走险，败坏了风气，也促使一些官僚腐败堕落。鉴于科举考试的种种弊病，清末康有为等有识之士纷纷要求废除科举。统治集团中袁世凯、张之洞、刘坤一等要员也建议废除科举考试。光绪三十一年（1905），慈禧太后宣布停止一切乡试、会试，有千余年历史的科举考试终于寿终正寝。
附录一：八股文范文
题目：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按，此题出《大学·第十章》）
作者：严虞悙（1650－1713，常熟人，康熙三十六年会试第二名。授编修。官至太仆寺少卿。著名散文家）
正文（括号内为结构简释）：
王者平天下之财，以道生之而已。（破题）夫财不可聚而可生，而生之自有大道也，可徒曰“外本内末”乎？（承题）且平天下者，而权夫多寡有无之数，宜非王事之本务也。不知生民有托命之处，无以给其欲则争。两间有不尽之藏，无以乘其机则敝。惟不私一己而以絜矩之意行其间，所为导利而布之上下者，诚非智取术驭者之所能几也。（起讲）吾为平天下者言生财：（入手）财本无不生也，财一日而不生，则万物之气立耗，而生人即无以自全，知其本无不生，而长养收藏，可以观阴阳之聚。财亦非自生也，财一日而不生，则万物之精易散，而大君于是乎无权。知其不可不生，而盈虚衰旺，可以调人事之平。（起股）生财固有大道焉。（出题）求珠于渊，取璧于山，开天地之未有以夸珍奇者，非生也。夫民有衣食之利，而金玉夺之，贫与富相耀，私而不能公矣。大道以正其经，而不通难得之货，不作无益之器，饮食以为质，与天下相适于荡平焉。关市有征，国服有息，竭闾阎之力以称富强者，非生也。夫国有维正之式，而商贾算之，子与母相权，暂而不能久矣。大道以定其规，而不损下以益上，不夺彼以与此，制节而不过，与天下相安于中正焉。（中股）大道而精言之，则与性命相孚。以不贪为富，以不蓄为宝，清心寡欲，既以清生财之原而由是，措之则正，施之则行，百官万民，群拱手以观圣天子之发育。道之所为，无欲而通也。大道而广言之，则与天地相参。裁成其有余，辅相其不足，仰观俯察，既以博生财之途而自是，天不爱富，地不爱宝，人官物曲，咸奋发以赴圣天子之精神。道之所为，大亨而正也。（后股）于财之未者而生之，生于天，生天地，生于人，而实生于君。《周礼》、《周官》，具见圣人之学问。于财之既生者而益生之，益而生，畜而生，节而生，即涣而益生。官山府海，只为霸国之权谋。（束股）生财之道，即絜矩以平天下之大道也。（收结）
附录二：清代各省夺魁人数
说明：据朱保炯、谢沛霖《明清进士题名碑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顺治三年丙戌科”到“光绪二十九年癸卯经济特科”历年录取的进士数统计，清朝进士共有27178名。一般每科进士分一甲、二甲、三甲。状元、榜眼、探花属第一甲，获此殊荣者叫夺魁。下表录自南京夫子庙展览室。
省份 江苏 浙江 安徽 山东 直隶 广西 江西 福建 湖北 广东 湖南 贵州 河南 陕西 四川 蒙古 状元 40 20 9 6 4 4 3 3 3 3 2 2 1 1 1 1 榜眼 26 29 7 5 7 1 10 6 5 4 5 2 1 1 探花 42 27 4 3 6 5 1 5 4 6 1 2 1
一队夷齐下首阳
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缓和民族矛盾是清初恢复科举考试的一个目的。这一着的确奏效。
八旗铁骑入关，民族矛盾非常尖锐。知识分子心怀反清复明的情绪，有的甚至遁入山林，拒绝跟清朝统治者合作。清初恢复科举考试并出示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让他们打消顾虑，参加考试。康熙、乾隆两帝还要各地官府推荐隐逸名士参加制科考试。于是他们纷纷下山，走出家门，进入考场，自愿参加到为清朝服务的选士行列中。《清朝野史大观》有一篇讽刺文章《一队夷齐下首阳》可以佐证。
明国变后，诸生多抗节不受试者。后出示云：“山林隐逸有志进取者一体收录。”诸生乃相率而至。昔人作诗嘲之曰：
圣朝特旨试贤良，一队夷齐下首阳。家里安排新雀帽，腹中打点旧文章。常年深自惭周粟，今日幡思吃国粮。非是一朝忽改节，西山薇蕨吃精光。
“夷齐”、“首阳”、“周粟”，出自《史记·伯夷列传》：“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儿子，明朝诸生效法他们，为了抗节，杜门不出乃至上山，现在为了肚子，不得不走进考场应试。顺治三年，取中的进士，一甲3名，二甲57名，三甲293名。顺治八年，明末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也参加了科举考试，中副榜。《清史稿·选举志四》上说：“自康乾两朝再举词科与其选者，山林隐逸之数多于缙绅。”当然也有少数坚持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始终不参加，不与清朝合作，例如顾炎武、黄宗羲、万斯同等。
钱穆在《国史大纲·明末志士之气节》中说：“若使读书人反对科举，拒绝仕宦，与上层政权公开不合作，则失却其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