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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讨论的两种问题，区分出两种主要不同的哲学领域。第一组，关于存在与变化的问题，与这个世界上存在与发生的事有关。这类问题在哲学领域中属于理论或思辩型的部分。第二组，关于善与恶，好与坏的问题，和我们应该做或探寻的事有关，我们称这是隶属于哲学中实用的部分，更正确来说该是规范（normative）的哲学。一本教你做些什么事的书，像烹饪书，或是教你如何做某件事，像驾驶手册，用不着争论你该不该做个好厨师或好驾驶，他们假设你有意愿要学某件事或做某件事，只要教你如何凭着努力做成功而已。相对的，哲学规范的书基本上关心的是所有人都应该追求的目标—像过好生活，或组织一个好社会—与烹饪书或驾驶手册不同的是，他们就应该运用什么方法来达成目的的这一点上，却仅仅只会提供一些最普遍的共识。
哲学家提出来的问题，也有助于哲学两大领域中次分类的区分。如果思辩或理论型的哲学主要在探讨存在的问题，那就属于形上学。如果问题与变化有关—关于特质与种类的演变，变化的条件与原因—就是属于自然哲学的。如果主要探讨的是知识的问题—关于我们的认知，人类知识的起因、范围与限制，确定与不确定的问题—那就属于认识论（epistemology）的部分，也称作知识论。就理论与规范哲学的区分而言，如果是关于如何过好生活，个人行为中善与恶的标准，这都与伦理学有关，也就是理论哲学的领域；如果是关于良好的社会，个人与群体之间的行为问题，则是政治学或政治哲学的范畴，也就是规范哲学的领域。
※ 现代哲学与传承
为了说明简要，让我们把世上存在及发生了什么事，或人类该做该追求的问题当作“第一顺位问题”。我们要认知这样的问题。然后是“第二顺位问题”：关于我们在第一顺位问题中的知识，我们在回答第一顺位问题时的思考模式，我们如何用语言将思想表达出来等问题。
区别出第一顺位与第二顺位问题是有帮助的。因为那会帮助我们理解近年来的哲学界发生了什么变化。当前主要的专业哲学家不再相信第一顺位的问题是哲学家可以解决的问题。目前大多数专业哲学家将心力投注在第二顺位的问题上，经常提出来的是如何用言语表达思想的问题。
往好处想，细部挑剔些总没什么坏处。问题在于今天大家几乎全然放弃了第一顺位的疑问，也就是对门外汉读者来说最可能感兴趣的那些问题。事实上，今天的哲学，就像当前的科学或数学一样，已经不再为门外汉写作了。第二顺位的问题，几乎可以顾名思义，都是些诉求比较窄的问题，而专业的哲学家，就像科学家一样，他们惟一关心的只有其他专家的意见。
这使得现代哲学作品对一个非哲学家来说格外难读—就像科学书对非科学家来说一样的困难。只要是关于第二顺位的哲学作品，我们都无法指导你如何去阅读。不过，还是有一些你可以读的哲学作品，我们相信也是你该读的书。这些作品提出的问题是我们所说的第一顺位问题。毫无意外的，这些书主要也是为门外汉而写的，而不是专业哲学家写给专业同行看的。
上溯至1930年或稍晚一点，哲学书是为一般读者而写作的。哲学家希望同行会读他们的书，但也希望一般有知识的读者也能读。因为他们所提的问题，想要回答的问题都是与一般人切身相关的，因此他们认为一般人也该知道他们的思想。
从柏拉图以降，所有哲学经典巨著，都是从这个观点来写作的。一般门外汉的读者也都能接受这样的书，只要你愿意，你就能读这些书。我们在这一章所说的一切，都是为了鼓励你这么做。
※ 哲学的方法
至少就提出与回答第一顺位问题的哲学而言，了解哲学方法的立足点是很重要的。假设你是一个哲学家，你对我们刚才提的那些孩子气的单纯问题感到很头痛—像任何事物存在的特质，或是改变的特质与成因等问题。那你该怎么做？
如果你的问题是科学的，你会知道要如何回答。你该进行某种特定的研究，或许是发展一种实验，以检验你的回答，或是广泛地观察各种现象以求证。如果你的问题是关于历史的，你会知道也要做一些研究，当然是不同的研究。但是要找出普遍存在的特质，却没有实验方法可循。而要找出改变是什么，事情为什么会改变，既没有特殊的现象可供你观察，更没有文献记载可以寻找阅读。你惟一能做的是思考问题本身，简单来说，哲学就是一种思考，别无他物。
当然，你并不是在茫然空想。真正好的哲学并不是“纯”思维—脱离现实经验的思考。观念是不能任意拼凑的。回答哲学问题，有严格的检验，以确认答案是否合乎逻辑。但这样的检验纯粹是来自一般的经验—你身而为人就有的经验，而不是哲学家才有的经验。你透过人类共同经验而对“改变”这种现象的了解，并不比任何人差—有关你的一切，都是会改变的。只要改变的经验持续下去，你就可以像个伟大的哲学家一样，思考有关改变的特质与起因。而他们之所以与你不同，就在他们的思想极为缜密：他们能整理出所有可能问到的最尖锐的问题，然后再仔细清楚地找出答案来。他们用什么方法找出答案来呢？不是观察探索，也不是寻找比一般人更多的经验，而是比一般人更深刻地思考这个问题。
了解这一点还不够。我们还要知道哲学家所提出来与回答的问题，并非全部都是真正哲学的问题。他们自己没法随时觉察到这一点，因而在这一点上的疏忽或错误，常会让洞察力不足的读者倍增困扰。要避免这样的困难，读者必须有能力把哲学家所处理真正哲学性的问题，和他们可能处理，但事实上应该留给后来科学家来寻找答案的其他问题作一区别。哲学家看不出这样的问题可以经由科学研究来解决的时候，就会被误导—当然，在他写作的那个年代，他很可能料想不到有这一天。
其中一个例子是古代哲学家常会问天体（celestrial bodies）与地体（terrestrial bodies）之间的关系。因为没有望远镜的帮助，在他们看来，天体的改变移动只是位置的移动，从没有像动物或植物一样诞生与消失的问题，而且也不会改变尺寸或性质。因为天体只有一种改变的方式—位置的移动—而地体的改变却是不同的方式，古人便下结论说组成天体的成分必然是不同的。他们没有臆测到，他们也不可能臆测到，在望远镜发明之后，我们会知道天体的可变性远超过我们一般经验所知。因此，过去认为应该由哲学家回答的问题，其实该留到后来由科学家来探索。这样的调查研究是从伽利略用望远镜发现木星的卫星开始的，这引发了后来开普勒（Kepler）发表革命性的宣言：天体的性质与地球上的物体完全一样。而这又成了后来牛顿天体机械理论的基础，在物理宇宙中，各运动定律皆可适用。
整体来说，除了这些可能会产生的困扰之外，缺乏科学知识的缺点并不影响到哲学经典作品的本身。原因是当我们在阅读一本哲学书时，所感兴趣的是哲学的问题，而不是科学或历史的问题。在这里我们要冒着重复的风险再说一次，我们要强调的是，要回答哲学的问题，除了思考以外，别无他法。如果我们能建造一架望远镜或显微镜，来检验所谓存在的特质，我们当然该这么做，但是不可能有这种工具的。
我们并不想造成只有哲学家才会犯我们所说的错误的印象。假设有一位科学家为人类该过什么样的生活而困扰。这是个规范哲学的问题，除了思考以外没有别的回答方法。但是科学家可能不了解这一点，而认为某种实验或研究能给他答案。他可能会去问一千个人他们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然后他的答案便是根据这些回答而来的。但是，显然他的答案是毫无意义哟，就像亚里士多德对天体的思考一样是离题的。
※ 哲学的风格
虽然哲学的方法只有一种，但是在西方传统中，伟大的哲学家们至少采用过五种论述的风格。研究或阅读哲学的人应该能区别出其间的不同之处，以及各种风格的优劣。
（1）哲学对话：第一种哲学的论说形式，虽然并不是很有效，但首次出现在柏拉图的《对话录》（Dialogues）中。这种风格是对话的，甚至口语的，一群人跟苏格拉底讨论一些主题（或是后来一些对话讨论中，是和一个名叫“雅典陌生人”〃＇the Athenian Stranger＇的人来进行的）。通常在一阵忙乱的探索讨论之后，苏格拉底会开始提出一连串的问题，然后针对主题加以说明。在柏拉图这样的大师手中，这样的风格是启发性的，的确能引领读者自己去发现事情。这样的风格再加上苏格拉底的故事的高度戏剧性—或是说高度的喜剧性—就变得极有力量。
柏拉图却一声不响地做到了。怀特海有一次强调，全部西方哲学，不过是“柏拉图的注脚”。后来的希腊人自己也说：“无论我想到什么，都会碰到柏拉图的影子。”无论如何，不要误会了这些说法。柏拉图自己显然并没有哲学系统或教条—若不是没有教条，我们也没法单纯地保持对话，提出问题。因为柏拉图，以及在他之前的苏格拉底，已经把后来的哲学家认为该讨论的所有重要问题，几乎都整理、提问过了。
（2）哲学论文或散文：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最好的学生，他在柏拉图门下学习了二十年。据说他也写了对话录，却完全没有遗留下来。所遗留下来的是一些针对不同的主题，异常难懂的散文或论文。亚里士多德无疑是个头脑清晰的思想家，但是所存留的作品如此艰涩，让许多学习者认为这些原来只是演讲或书本的笔记—不是他自己的笔记，就是听到大师演讲的学生记录下来的。我们可能永远不知道事情的真相，但是无论如何，亚里士多德的文章是一种哲学的新风格。
亚里士多德的论文所谈论的主题，所运用的各种不同的叙述方式，都表现出他的研究发现，也有助于后来几个世纪中建立起哲学的分科与方法。关于他的作品，一开始是一些所谓很普及的作品—大部分是对话录，传到今天只剩下一些残缺不全的资料。再来是文献的收集，我们知道其中最重要的是希腊158个城邦的个别宪法。其中只有雅典的宪法存留下来，那是1890年从一卷纸莎草资料中发现的。最后是他主要的论文，像《物理学》、《形上学》（Metaphysics）、《伦理学》、《政治学》与《诗学》。这些都是纯粹的哲学作品，是一些理论或规范。其中有一本《灵魂论》（On the Soul）则是混合了哲学理论与早期的科学研究。其他一些诸如生物论文的作品，则是自然历史中主要的科学著作。
虽然从哲学的观点来看，康德受到柏拉图的影响很大，但是他采用了亚里士多德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