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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我走了国内很多的名山大川，特别是到了甘肃的卦台山，伏羲画卦的地方，相传是他当初画卦的那个地方。有一个情景，我特别地感触，对文化上的感触，也可以说是一种灵魂的震动。当时，我站在九宫山上去看那个卦台山。第一个，发现最大的缺陷是1943年或1942年国民党当时在主持政权的时候，把山的龙气、龙脉挖断了，弄了一条隧道，穿脊而过，这对我们根文化的接续和昌盛造成很大的损伤。第二个，对我最大的启迪，就是如果我们自己的文化不复兴，我们的民族文化将会消失在西方文化的大海之中，它的冲击非常大。为什么呢？仅在卦台山的山脚下，就有一个环绕卦台山的一两百户人家的村庄。而这个村庄里最宏伟、最漂亮、最显眼、最瞩目的建筑，是中间高高耸立起来的教堂。这个教堂上面顶尖的十字架，还刷了金漆，在晚霞当中放出的那种光芒，特别给人一种启迪。意味着，虽然没有把教堂修到卦台山上，但它似乎是在告诉我：我离这个卦台山，已经不远了，已经接近山端了。
从形名学说的构成上看，这种现象给人一种深切的心灵震撼，当时眼泪就不自觉地往下流。当时，我就曾经发了一个愿：一定要把我们的根文化，特别是老子的五千言，使我们的国人、每个人都能读到她。我的力量有限，起码要使百分之三十、四十、五十的家庭，要拥有一本。因为整个世界上唯独中国人没有经可尊，西方人有《圣经》可尊，他们从小就接受《圣经》的诵读训练，特别是世界上最聪慧、智慧最高的犹太人，他们从出生开始，就教导孩子诵读本民族的经典，一直都教育，一直教育到大，非常地认真。
比如你上午提及的巴伦博伊姆，他也是犹太人，他之所以能为世界上顶级的音乐家、指挥家、钢琴家，在我给他治疗的时候，曾谈起他小时候的经历，他说：我六岁的时候，已经把我们民族的经典背完了。他们家庭的教育，基本上是一个家喻户晓式的经典教育。
但是中国，我们却没有正经，没有高智慧的经。相反，在中国，是这也称经、那也称经，都成了经，乱七八糟的“经”都出来了，纯粹后天智能撰写的文章也成了“经”。实际上，就把中国文化弄得比较糟，没有一本真正能够规范人们心灵、养育人们心灵的经典，来滋养孩子，辅助孩子进步。
并不是说没有经，而是没有使用，像《易经》、《黄帝四经》、老子五千言都是最佳的经。而且，老子的五千言在世界上可以说是前无古例的。为什么呢？佛经是佛的弟子帮助撰写的，佛陀当年只讲经，不记述。基督也是这样，也是他的弟子后来整理的。包括中国的孔子，他也是只讲没写。最多只有《易经》的一部分内容，可能是通过他整理出来，文字记述的，但他没有动笔。唯独老子的五千言，是老子亲自动手写的，在函谷关亲自命笔而留下五千言——《德道经》。所以，这个动力，我觉着她所包含的智慧给我们教育中的启迪，可以说既是承上启下，也是提够丰富品格规范和能量营养的五千言，所以我就积极投身到公共化的进程当中。
教育台记者：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曾经创立了唯物辩证法，但是在两千五百年之前，老子就创立了唯德辩证法。您对唯德辩证法是怎么看的？它有哪些核心的演练？请给我们介绍一下。
熊先生：老子提出的唯德思想和唯德辩证法，充满他的五千言当中。他是以德，来衡量万事万物的变化、生成、长育和湮灭。这个过程，都是以德的品格性和能量性来分析万事万物的变化趋势和它的阴阳变化态势，以及它的深化过程，都是用德来进行整体把握。
因为德是用“一”来表述的，“一生二”，才生出阴阳，所以德就规范和制约了任何阴阳事物的取向，包括品质的取向、能量多少高低的取向，都已经规范和制约了。
老子也提出来一个观念，就是“知其白守其黑，恒德不贰，德不贰，复归于无极”，他提出了这么一个宏观上的有相和无相、有形与无形的对应关系、制约关系，能量和品格方面整体关系上的构象，用一、用德来统领。这样的涵盖面，要比唯独将太极白当中的情况抽出来理论，而没有顾及到太极黑当中的情况，可以说，是一个更高的层次。
马克思当年也研究过了《老子》，老子的五千言当时已经传到欧洲，我在西方讲学的时候，也引证了他们一些学者的论述，实际上在“知其白，守其黑”上，马克思的思想主要是立足在“知其白”上，他从经济论、资本论这些哲学概念去分析人类、社会，可以说，也达到了一个极高的思想境界和水平，他提出的很多理论，目前在西方还被许多经济学家所采用，用他的思想来主动医治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伤痕、潜在疾病。但是，在层面上，在思想整体架构上，一个唯物、一个唯德，唯德是把有相的物和无相的物都包含在一起，应该是一个更高层次的哲学思想。
教育台记者：德慧智经典诵读教育理念，您认为它的科学性、它的先进性体现在什么方面？
熊先生：德慧智的先进性，主要体现在掌握了生命的最原始支撑能量是什么。
因为生命真相当中，我们的祖先早已探知，生命真相的能量并不单纯地依赖于饮食，饮食并不是唯一途径，而人体上存在着更多能够吸收更高质量的途径，要开启它们。所有开启的一切方法，都是为了获得能量。这个能量，就是老子所讲的德能、道光德能。道光德能一旦能进入人体内，就可以改变人生命的质量，同时也能改变人的思维模式。
人的思维模式，基本上是大脑的左脑应用和右脑应用。在两千五百年以来，人类都是在拼命使用左脑，而很少出现积极使用右脑的方式。一旦出现使用右脑的人才，一般都成为社会的主流、发明创造者，这就是两千五百年以来的共性现象。包括爱因斯坦、牛顿，他们都习惯于使用右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都是左撇子，都是左手为用。很多的音乐家、画家，包括达芬奇都是左手画画，很多特别有造诣的人，包括当今美国的政治家奥巴马，他也是左手签字。所以说，都是反映主动使用左手，常常是积极主动开发右脑生理功能。
在这几千年以来，毕竟是左撇子少。在中国由于受到家庭教育的制约，到目前，社会统计全社会的左撇子大概在3…4％，但是现在德国的左撇子比例占到22％。这说明教育模式跟是否同步开动左脑思维和右脑思维相关，简单跟西方的脑科学结合的话，就是左脑主持智能思维，右脑主持慧识思维。如何使智能思维和慧识思维同步发展，并且规范在德的能量直接滋养之下，形成一个完美的整体，就是我们德慧智的整体理念。
我们就用一个旋极球，旋动中包含阴极、阳极、中极三个理念的图标，来表述这种理念，中央用德来稳定阴阳变化。因为中央一旦有了德育，牢牢地以德的能量、德的品格的教育作为一个主导，就形成一个中轴，就稳定了，阴阳围绕它转动的时候不会形成波峰。不会像太极那样，形成脑袋大尾巴小，你强我弱交替，这样的格局就消失了，而是一种平衡发展。智和慧平衡运用，同步开发，就能进入到一个比较理想的教育模式当中。受众也能同时开发自己的智和慧，同步进行运用。这样，可能就容易使中国的创新人才、科技人才、具有创造力的人才，更有机会培养出来。
当然，这个德慧智教育需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就是从小抓起，一步步按照两千五百年前的优秀教育思想和西方现在智能教育的优秀思想以及我们本土上还保存的一些教育理念，这三元合一，进行整体的资源整合。思想、方法整合形成一个整体。我们正在进行着这些工作，并且组织了一些国内的爱好者共同组成了团队去开发、研究它。
教育台记者：在今天的社会中，我们如何去推广经典诵读工程？您对经典诵读工程有什么评价？
熊先生：经典诵读工程，基本上我们的许多前辈都已经开创了。包括台湾的王财贵教授，他多年前就在台湾、国内推行经典诵读。
但是，分析当前整个经典诵读情况，跟道德文化、根文化联接起来的比例不太多，主要是诵读儒学经典比较多，而道家的经典很少采用。但是极少数采用了诵读老子五千言的，常常又创造出一些奇迹来。比如说，北京的李洪彬现象，他是熟读了五千言以后能够倒背如流。为什么产生这个现象？这也就是老子的思想在起作用，老子五千言的能量性在发挥供能。开展普通的经典诵读，一般的四书、五经、唐诗、宋词，都归到经典诵读里面了，实际上我觉着有的是属于艺文里面的，而不是属于经里面的；有的是属于典里面的，而不是经里面的。我们不能走历史的老路。真正的经，一定是慧智型的文章，而不是智能型的文章，这是一个显著的标准。在创作的时候，是作者慧识的流露，还是智能的构思，这是一个分水岭。
如果把智能构思所形成的文章当成了经典，那么没有能量场波性，谐振性就缺乏，不能对受众产生一种启迪的作用。古代那些圣贤所写的经文，常常是在无为而无不为的状态下所诞生的，具有很高的能量品质，阅读它们、诵读它们，就能真正产生与故人居、与古人谋的现象。这个现象很容易产生，特别在孩子身上，这个表现特别明显。
在推广诵读上，目前一般的诵读遇见了一个瓶颈区，普遍的反应就是采用一般的诵读，孩子变乖了、遵守纪律了，但是创造性方面同样还是没有爆发出来。他们还并没有达到记忆力超群，成绩、创造力、独创性等方面，还没有表现出中国人的优势来，这说明了还是局限在宋明时代理学时期的诵读方式，还是应该再往历史上追寻。比如说，宋朝、明朝时期，我们国家的创造力还是比较高的，在当时的国际上还处于领先地位。为什么宋明以后创造力急剧下降呢？跟明代砍了诵读《易经》有关系，把《易经》也剔除了，只读《四书五经》，理学整理出来的八股文，以八股文取士，所谓的八股文编修的经典完全跟根文化断绝了，通过《易经》进行接续和连接的作用就消失了。所以，到了明代晚期以后，世运很快削弱、微弱下来，再加上闭关自守，又不能把西方的文明接续起来。
当年莱布尼茨看到中国的《易经》以后就大吃一惊，启迪了他在数学方面的造诣达到了一个巅峰状态。他曾经写信到中国来，要求加入中国国籍，但是当时我们的国家认为“我乃中土大邦，汝乃外夷”，对他不屑一顾。当时，他倒建议在中国成立科学院，如果当时能够开关，接受人家的建议，早期在北京建立一个科学研究院的话，我看那个接续起来会非常快的，这都是历史了。
教育台记者：您本人具有多重社会身份，其中之一就是“中华经典诵读形象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