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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昏时分，他们沿着静静的苏州河散步。一轮明月升上来了，它含笑地看着树荫下并肩而行的年轻人，似乎也被真挚而纯洁的心声打动，躲到了树梢后。
一学期就在粉红色的回忆中慢慢地度过去。
放暑假了，语堂和锦端回到了各自的家。
语堂一刻也离不开心上人，几次三番跑到厦门，说是要探望希佐兄弟，其实就是为了看看锦端。
他编织着才子佳人的美丽梦想，单纯的心容不下任何砂子。每当想到他挽着锦端的手，漫步在向往已久的西方世界，那甜蜜就会从心底溢出来。
他一点儿也没有留意到锦端回家后的情绪变化。在学校，锦端总是和他有说有笑，回家后，她却躲进房间，怎么也不肯出来。语堂还以为少女怀春，多半是羞于见人的，所以也没有放在心上。他只要看锦端一眼就好了。
阴影很快向他袭来。
锦端的父亲陈天恩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讨袁战争失败后，一度逃往菲律宾。回国后，陈天恩大兴实业，创办了造纸厂、电力厂、汽车公司等，是厦门数一数二的巨富。陈家笃信基督教，陈天恩还是基督教竹树堂会长老。
林语堂经常造访陈家，经验丰富的陈天恩早就看出来，语堂不是来看希佐的，而是要追求他的长女。他想起别人说过的荒唐布道，好像就是林语堂。
陈天恩那时已经为锦端物色了一个名门大户的子弟，就要谈成了。他暗自思量，这小子虽然聪明，但不虔诚地信仰基督教，家庭出身也不好，他的宝贝女儿可不能托付给这种人。
陈天恩是个精明的生意人，千万的生意也不过弹指一挥间，处理这种事情还不是十个手指夹田螺——十拿九稳。他先把锦端叫到书房，以年迈父亲的身份和女儿促膝长谈。锦端谈着谈着，哭了起来，最后她同意，再也不见林语堂。
另一方面，陈天恩把语堂叫过来，说，隔壁廖家的二小姐贤惠漂亮，他愿意做媒，保准成。
林语堂马上明白了陈天恩的意思。他觉得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就算锦端不要他，陈天恩也不需要把他推给隔壁家的小姐。
他垂头丧气地回到坂仔。牧师太太看他闷闷不乐，就问他怎么了，语堂心中的委屈一下子像决堤的洪水倾泻而出。他“哇”的一声，扑到了母亲怀里，嚎啕大哭。牧师太太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怎么劝才好，只能轻抚语堂的背，念着圣经，让语堂安宁下来。
第二天，大姐瑞珠省亲回家，问出了事情的原委。她还是一样的火暴脾气，大骂语堂：“你怎么这么笨，偏偏爱上陈天恩的女儿？你打算怎么养她？陈天恩是厦门的巨富，你难道想吃天鹅肉？”
瑞珠的话把林语堂从梦幻中拉到了现实。“门当户对”，他以为不过是小说的桥段，可遭遇的时候，是那么痛苦和无可奈何。
林至诚看着可怜的儿子，也不知道安慰些什么才好。
就这样，林语堂的第二次恋爱还没有步入高潮就戛然而止了。
与锦端的爱情悲剧成了林语堂永远的伤口。那位美丽的少女一直活在林语堂心里的某个角落，历久而弥新。据林语堂女儿林太乙回忆：
父亲对陈锦端的爱情始终没有熄灭。我们在上海住的时候，有时锦端姨来我们家玩。她要来，好像是一件大事。我虽然只有四五岁，也有这个印象。父母亲因为感情很好，而母亲充满自信，所以不厌其详地、得意地告诉我们，父亲是爱过锦端姨的，但是嫁给他的，不是当时看不起他的陈天恩的女儿，而是说了那句历史性的话：“没有钱不要紧”的廖翠凤。母亲说着就哈哈大笑。父亲则不自在的微笑，脸色有点涨红。我在上海长大时，这一幕演过很多次。我不免想到，在父亲心灵最深之处，没有人能碰到的地方，锦端永远占一个位置。
校园爱情悲剧（3）
值得一提的是，林语堂为初恋的女友赖柏英作了长篇小说，但在任何的文章或采访中却从未提及锦端。只是在80岁时，他口述《八十自述》，草草提了几句：“我从圣约翰回厦门，总在我好友的家逗留，因为我热爱我好友的妹妹。”
看似无情却有情，语堂每次画少女，总是长长的头发，用一个宽大的发夹别着。林太乙问他，为什么总是这副打扮？林语堂回答，这是他第一次见锦端时她的打扮。他的目光迷茫起来，仿佛回到了几十年前，那个阳光照耀的下午，一个用发夹别住头发的少女在微笑着向他招手。
他说：“吾所谓钟情者，是灵魂深处一种爱慕不可得已之情。由爱而慕，慕而达则为美好姻缘，慕而不达，则衷心藏焉，若远若近，若存若亡，而仍不失其为真情。此所谓爱情。”他和锦端也许就是这种爱情吧。
林语堂晚年腿脚不便，常年坐在轮椅上。有一回，陈希庆的太太来看他。语堂又问起了锦端，陈夫人告诉他，锦端还住在厦门。语堂激动地站起来，推着轮椅要出门，“你告诉她，我要去看她！”
他的妻子廖翠凤急了，“堂，你在说什么瞎话！你不能走路，怎么去厦门！”
数月后，林语堂就溘然长逝了。
“没有钱不要紧”（1）
“一个人出生后，他的灵魂就到处寻找那与他相配的另一半。他也许一辈子也找不到她。也许要十年、二十年，但是他们碰面的时候，马上认得出对方，全凭直觉，无需讨论，无需理由，双方都如此。”这是林语堂在《红牡丹》中说的一段话。
林语堂经过两次错误的相遇，第三次终于找到与他相配的另一半。
那就是廖翠凤。
陈天恩是见过世面的新派人物，“棒打鸳鸯”，自己也觉着做得不太光彩。为了安抚年轻气傲的林语堂，他安排了语堂和邻居廖悦发家的会面。
廖家也是大富之家，虽然比不上陈天恩，可在厦门也有自己的钱庄和房产。廖悦发是个十分传统的旧式家长，脾气很坏，重男轻女，对女儿的教育十分严厉。廖家的女儿从小就要干活，烹饪、洗衣裳、缝纫等都是家常的功课。廖悦发说，这是为了将来到丈夫家能好好过日子。他动辄向妻女大吼大叫，对儿子却百依百顺。廖翠凤是烈性子，看不惯父兄欺负母亲，偶尔也顶上几句，可哥哥们都学会了爸爸的坏习惯，对这个妹妹从不看在眼里，打骂相加。只有二哥暗地里还帮帮她。翠凤一心想离开家，结婚是惟一的出路。
林语堂穿着普通的长衫就到廖家赴宴了。他万般的不情愿，可又不能拂了陈天恩的面子。
席上，林语堂落落大方，谈吐间不卑不亢。他素与翠凤的二哥交好，谈谈学校的趣事，气氛十分融洽。
语堂身子壮，胃口很好，平时一顿饭总要吃上好几碗。初次上廖家，他也不客气，几口一扒，一碗饭就见底了。他不断地要求盛饭，镇定自如，仿佛再理所当然不过了。
吃着吃着，语堂不自在起来，总觉得两道目光从背处在盯着他。他四下看了看，却没有发现任何人。
林语堂的直觉没有错，那是廖家二小姐在屏风后偷看他。
廖翠凤扳着指头，她要数数，这林语堂到底要吃多少碗饭啊？
林语堂的大名，廖翠凤早就听说过了。她也在圣玛丽上学，语堂独得4枚奖牌的事，女校的姑娘们没有不知道的。这位文武双全的才子还一度是她们闺房密语的中心话题呢。
所以，一听说父母要请林语堂来吃饭，翠凤心里有了计较。虽然没有明说，她明白父亲的心思，吃饭是假，相亲是真。况且，她也想看看，众口交赞的林语堂生的是何等模样。
她没想到，语堂是如此的年轻和俊朗，说起话来神采飞扬，一副“舍我其谁”的豪气。二哥又对她说，语堂是个有大好前途的人，嫁给他，一定会幸福的。
少女的心上泛起了涟漪。她想起语堂大口吃饭如若无人的样子，好几次一个人情不自禁地笑起来。
虽然没有人为他们俩作正式介绍，翠凤却上了心。她偷偷地把语堂换下来的脏衣服拿去洗。
语堂看见干干净净的衣服，还道是廖家待客热情，怎么也没想到那是廖二小姐的杰作。
因为锦端，语堂对这次相亲兴趣缺缺，可家里却炸开了锅。
瑞珠曾经和翠凤同过学，她对父母说，翠凤虽然是在大家庭长大的，可一点娇纵之气都没有，是个朴实端庄的好姑娘；长得也很有福相，高高的鼻梁，圆润的脸庞，人中很长，肯定会成为极其贤惠的妻子。
林至诚夫妇听了，也很高兴。他们劝语堂，“娶妻求贤”，才能好好过日子。
语堂没了锦端，觉得天都快塌了，父母所谋划的，他管不了，也懒得管。
见语堂没有意见，林至诚就向廖家提亲了。
这桩亲事进行得格外顺利。廖悦发一向认为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只要不要娘家养着，嫁给谁都没什么关系。
订婚前，廖翠凤的母亲跑到她的房间。母亲担心女儿，苦口婆心地说，语堂是个聪明的小伙子，可是他是牧师的儿子，家里穷，这可是“呷饭的人家嫁给呷糜的人家”，你要想好了！最后一句是厦门俗语，意思是说吃饭的人家嫁给吃粥的人家，会受穷的。
廖翠凤有自己的想法：自家还算殷实，可父亲对母亲有哪点好了，这和受穷不是一样难熬吗？她斩钉截铁地对母亲说：“没有钱不要紧！”
这句话一锤定音，语堂和翠凤订婚了。
订婚后不久，林语堂从圣约翰毕业。
就业成了当务之急。他不想进洋行，整天穿西装打领带，满身铜臭，最令人厌恶。经过反复考虑，林语堂接受了北京清华学堂校长周治春之聘，到清华任中等科英文教员。
清华大学是用美国退回的部分“庚子赔款”建起来的，任教的老师届满三年，就可以申请奖学金到美国留学。语堂的小算盘打得砰砰响：他想出国留学，这是儿时的梦，到梦想成真的时候了。
在清华大学，林语堂是出了名的“清教徒”。礼拜天，同事们常常到八大胡同喝花酒，邀请他一起去，林语堂避之不及。为了堵住众人的嘴，他主动申请，主持周末的教会班，带着一帮孩子学习他早已放弃的基督教。
林语堂不喝酒，不近女色，在年轻人当中实属异类。同事们都笑话他是处男，语堂笑而不辩，算是默认了。
放寒暑假，语堂到廖家探他的未婚妻。两人就在敞开门的客厅对坐聊天。对未婚的男女而言，这已经是格外的恩赐了。
“没有钱不要紧”（2）
廖家催得紧，要语堂尽快迎娶翠凤。林语堂并不是不喜欢翠凤，可就是心里放不下锦端，他找出各种理由，先是说要读书，后来又说要出国，婚事一拖再拖。
翠凤很着急，几年的蹉跎，她成了24岁的老姑娘，同龄的女孩早就结婚养孩子了；父亲的脸色也越来越不好看，嫌这么大的女儿还在家里吃闲饭。她更担心，语堂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要不怎么老是不提结婚的事呢？可女儿家又不能太显白，她只能半埋怨地嗔到：“这位语堂先生，他已和我订婚了4年，但为什么不来娶我呢？”
1919年，林语堂申请到奖学金，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