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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舰队的覆没对清政府内部新派官僚集团〃洋务派〃是一个尖锐的讽刺。和那些昏聩愚顽、死抱着祖宗法度不放、自认为中国什么都好连大炮也轰不醒的老官僚相比，洋务派官员还算清醒一些。他们在认定中国的政治是最优秀的前提下，承认西洋人有一点比中国高明：那就是〃舰坚炮利〃，西洋人在制造战争武器的〃奇技淫巧〃方面的确优于中国人。因此中国要想强大起来并战胜〃洋鬼子〃，不需要对政治作大的改革，也就是不触动专制体制的内核，只需要花点银子向西洋购买军舰大炮并进而自己学会制造军舰大炮就行了。至于由谁去操丛这些军舰大炮，则是中国政治体制解决的问题。在中国腐朽的人事制度下，自然是那些和权力人物有裙带关系不学无术的荷花恶少，或者只会贪污行贿溜须拍马迎合上司阴暗心理让上司感到通体舒泰的投机政客，由这些既无技术勇气又无情操责任心的政客去指挥〃无敌舰队〃上战场，等于是让傻子胆小鬼去放原子弹，不炸死自己就算是万千之幸了。北洋舰队在战争中的丑陋表现用血的事实证明中国的政治不是最优秀的。中国要想强大，光靠买船买炮不行，必须对阻碍中国强大的过时没落的政治体制进行根本的变革。
中国战败的代价是惨重的，清政府赔偿白银二亿三千万两（其中三千万两赎辽费，辽东半岛本已割让，沙俄和德国对日本眼红，用战争手段威胁日本把辽东半岛归还中国，日本则向清政府索取三千万两赎金）；台湾和澎湖列岛也自此脱离中国的怀抱。
中国的战败揭开了蒙在天朝大国头上的最后一块面纱，使它的弱点全部暴露，因而大大地刺激了列强瓜分中国的胃口。他们固然知道清帝国衰弱，但不知道衰弱到这种地步，这对他们是一个新的诱惑。当非洲、土耳其和印度莫卧儿帝国先后被欧洲瓜分之后，他们认为瓜分中国的时机已经成熟，而且必须迅速下手，否则就可能会被别人抢走。中日战争至百日维新前的三年，各国在宰割中国时争先恐后，就象一群急吼吼饿狼争相撕扯中国的肢体。
一八九五年：德国在天津、汉口划定租界，中国自此国内有国，中国主权在租界内不能行使。
一八九六年：俄国、法国在汉口划定租界；日本在杭州划定租界；俄国在中东铁路沿线驻军。各国跟着援例，纷纷派军驻扎各地保护各国的利益。
一八九七年：法国要清政府保证海南岛不割让他国；这是瓜分中国的信号，各国开始划定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日本在苏州划定租界。
一八九八年：德国租借胶州湾，并要清政府保证山东省不割让他国；俄国租借辽东半岛（中国的三千万两赎金投进了黑水河）；英国租借威海卫和九龙；法国要清政府保证两广、云南三省不割让他国；租借就是占领，小的瓜分自此开始。日本在天津、汉口、沙市划定租界。
可以看出，到了百日维新前的一八九八年，中国已千疮百孔，支离破碎，开始受到各国的凌迟酷刑。这个失去了神秘面纱的〃天朝大国〃，各国对它不再维持应有的礼貌和尊敬，在宰割它时不再作任何化装。象俄国对旅顺、大连，它的舰队突然闯进港口，声称有租借它的必要，就大模大样作军事占领，清政府只好答应。英国对威海卫也是直率提出他们的要求，清政府连犹豫一下的勇气都没有。
中国就是在列强张开的血盆大口下苟延残喘。中华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任何一个有天良的中国人都发现，如不立即改革发奋自强，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将永远地从地球上消失。
被瓜分的危机，终于使广大的青年知识分子觉醒，一场身势浩大的救亡运动在当时的中国首都北京爆发。
早在《马关条约》（中日停战协定）签订的那一年（一八九五），北京正在举行科举考试，集中在北京参加〃会试〃，来自全国各省的一千多各考生（举人）悲愤交集，推举一位广东省的考生康有为当领袖，领导大家向光绪皇帝上书，要求效法日本的明治天皇，变法图强。专制政府等级森严，这份请愿书当然到不了光绪手中。次年，康有为已考取了进士，再向光绪上书，光绪仍然不会看到。不过以康有为为首被称为维新党的知识分子们的呐喊，已掀起政治性的狂飙，发展为激烈的知识青年救亡运动。他们和自强运动的当权官员发动的以改良武器为主的洋务运动不同，他们要求中国在皇帝领导下作彻底的政治变革。
经过皇家教师副宰相兼财政部长翁尚书的推荐，年轻的光绪皇帝发现了这个救亡运动。他在读到康有为所著的《波兰亡国记》《突厥亡国记》时，不禁痛哭流涕。这位头脑清晰有着高贵情操的君主，对他的王朝和中国的前途怀着极大的忧虑。他决心领导这次救亡运动，挽大厦之将倾，变法图强！
十九世纪的最后三年，也是古历戊戌年，年轻的光绪皇帝接见地位卑微的康有为，接受维新派的政治主张，下令变法。从四月二十三日起至八月五日，一百零三天中，光绪皇帝颁发了下列一连串严厉的诏令，实行明治维新式的变法。
一、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改用议论体裁。
二、设立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各省原有的旧式书院（专门研究儒家的四书五经，教授八股文）一律改为现代化的中学小学，并创办茶丝专科职业学校。
三、满洲兵团全部改用现代化武器，用新法练兵。汉人组成的绿营兵团改为警察。
四、撤销叠床架屋的若干中央机构，如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等。
五、选派满洲贵族出国游历考察。
六、改良司法部门，改良刑事诉讼法，改革监狱弊端。
七、命各省出版农业丛书，奖励各种工商发明。
除此之外，康有为还建议光绪皇帝进行更激烈的明治维新式的改革：
一、建立内阁会议制度，由皇帝召见大臣讨论国事。
二、禁止妇女缠足。
三、请皇帝率先剪去辫子，改穿西服。
四、请迁都上海，摆脱旧势力，在新环境中改革。
五、借巨款六亿元，改良军队，广筑铁路。
可以看出，上面这些改革措施比王安石变法要激烈十倍，遇到的阻力自然也要大十倍。以王安石无懈可击的道德声望和崇高的宰相地位，政治后台赵顼又有绝对控制政府的权力，王安石变法都归于惨败。戊戌变法的命运可想而知。康有为不过是一个新进的小官工程部科长；光绪皇帝虽然在理论上拥有绝对的最高权力，但他刚刚亲政，实权掌握在他的伯母兼姨母慈禧太后手里，皇帝连一支效忠他的军队也没有，要他们领导负载如此沉重的政府，做出比王安石还要激烈十倍的改革，失败自是命中注定。
和王安石变法一样，稍微有点理性的官僚都知道清帝国必须变法图强，但前提条件是不能伤害他们的既得利益。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任何一项政治措施都是一部分人受益，一部分人为之付出代价。变
法图强通常都是伤害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因为他们利益的取得都是建立在对国家民族的伤害之上。丧失既得利益的既得利益阶层，很少有光绪皇帝那样的胸怀和境界（只要国家能够富强，我这个皇帝就是不当也在所不惜）他们永远把变法恨入骨髓。象突然间撤销那么多具有两千年历史的古老官署，依靠这些官署为生的官员和寄生人物就会恼羞成怒，进而群起反攻。象突然间废除八股文，仅此一项就把风全国知识分子对向变法的对立面，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八股文，他们再不会其他东西了，废除八股文就等于剥夺了他们作上等人的机会。我敢说那些曾参与〃公车上书〃呼吁清政府变革的举子们也会因此反对变法，从维新党转为守旧党。
守旧党的势力事实上比维新党强大百倍以上，儒家学派理学巨头宰相徐桐就是代表人物之一。他连从洋楼前面走过都不肯，坚持〃宁可亡国，不可改革〃（一国宰相居然说出如此没水准的话，进一步说明中华发族的悲剧是何等深重）。监察御史文祥是满洲人，他向皇帝警告说，维新党的目的只在救中国，不在救清王朝。文祥的见解供给满洲人反对改革的理论依据，他们誓言：〃宁可把国家送给友帮，也不交给家奴。〃家奴指的是汉人。
变法运动在技术上也发生失误，包括光绪皇帝在内，维新党没有一个人有实际的政治经验。他们不先谋求广大群众的觉醒，反而在自己的力量还没有能控制局势之前，剥夺了太多人的既得利益，因而树立了太多的政敌，把自己置身于一个强敌环伺的孤岛之上。变法很快到了紧急关头，维新党发现自己已站在悬崖边上，依靠理性的手段只能走向失败和死亡，只有采取非常措施才能绝处逢生。光绪皇帝想到了军队，这位没有军权的皇帝开始培养效忠于自己的军队。他亲自接见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的袁世凯，并把他破格擢升为副部长。但袁世凯是官场中人物，官场中人物只效忠于势力较大的一方。那时中央的军权全部掌握在守旧党领袖直隶总督荣禄手里，而荣禄正率领满洲权贵日夜在慈禧太后身旁哭诉清王朝满洲人的危机和维新党的罪大恶极。当维新党求助袁世凯实行兵谏，用武力推进现代化改革时，袁世凯当面慷慨陈词，要为君王两胁插刀，可一转身却跑到荣禄那里告密说，光绪皇帝将有对慈禧太后不利的突发行动。
那拉兰儿发动了先发制人的政变。她从北京东郊六公里外挪用海军经费兴建的豪华盖世的颐和园悄悄返回北京故宫，把光绪皇帝幽禁，下令逮捕维新党。康有为梁启超在英国和日本公使馆的掩护下逃亡海外（这是一个更深层次的悲剧，中国的民族志士竟然要中国的敌人来保护，类似的悲剧好象没完没了）。六名维新党领袖，包括中国近代最伟大最杰出灵魂最为高贵的思想家之一的谭嗣同，都被以叛逆罪名押往刑场砍头示众，他们的鲜血被成群的愚昧百姓用来制作人血馒头（古时迷信的人用来治痨病的一种药方）。其他维新党人也被贬窜蛮荒。
慈禧太后再次掌握了行政大权，掌权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取消改革，下令一切恢复原状。科举考试仍使用八股文，各古老官署仍恢复设立，司法仍恢复严刑拷打，监狱仍恢复暗无天日。守旧党取得了完全胜利，他们欢声雷动，弹冠相庆，歌颂慈禧太后是满洲民族的救星，亘古以来最英明的女圣。下面是他们胜利的成果：
一八九九年：英俄两国约定长城以北为俄国势力范围，长江流域为英国势力范围；日本在厦门、福州划定租界；法国租借广州湾。各国的势力范围也就是各国预定的瓜分地区，都已协调妥当，只等动手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