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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劳动能力的男人和女人从军用火车下来后，立即被送进消毒站。他们被剃光头发，换上一身破旧的囚衣，每个人的左臂都编有号码，还有一块颜色不同的三角布：红色是政治犯，黄色是犹太人，黑色是拒绝劳动的人。
失去劳动力和没有劳动力的人一下军用火车后，立即被送到集中营里的毒气室成批地杀害。
毒气室从外表看一点都不可怕，这里有修剪得很好的草地，四周还有鲜花，入口处挂着“浴室”的牌子，两旁伴随着美妙的轻音乐。
“犯人”们鱼贯而入，开始他们还认为只是把他们带来消灭身上的虱子。一走进“淋浴间”，他们发现这完全是个骗局，因为哪有２０００多人像沙丁鱼似地挤着淋浴呢？
这时，重实的大门关上了，加了锁，“淋浴间”被密封起来。德国兵从屋顶上砌有蘑菇形的通气孔倒下紫蓝色的毒药，倒完后立即把气孔封上。
不一会儿，里面的人身上发青，血迹斑斑，直到痛苦地死去。二、三十分钟后，抽气机把毒气抽掉，大门打开了。尸体被运往焚尸炉烧焚，再将骨渣运到工厂磨成粉末，最后用卡车运到拉索河边，倒入河中。
死人和“犯人”身上的黄金和贵重的物品被搜走了，死者的牙齿和头发被敲掉和剪下做法西斯的战略物资……有的犯人的脂肪做成肥皂，有的人皮被剥下来做灯罩……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毒气室有时一天竟毒死６０００多人。奥斯维辛集中营里也有一家“医院”。这座医院并不是给“犯人”们看病的，这里的医生实际上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身体太虚弱或无法医治的人被扒光衣服，关进一间专门房子时，给他们的心脏注射一针毒液，几秒钟，最多一分钟，病人就会死去。
法西斯医生还经常用活人进行细菌武器的研究和其他“科学”试验。一个叫门格勒的纳粹医生专门做双生子的生物学“研究”。来到集中营的孩子，一般送到毒气室毒死，而双生子则被送到门格勒处接受试验。一对双生子之一死于某种异常病症，另一个双生子则被门格勒用手枪击中脑部，并立即解剖，目的是为了确定他的器官上是否有他同胞兄弟姐妹的类似的病症。
做苦工的“犯人”被逼着做繁重的劳动，他们如果干活不好或稍有犯规，则受到各种残酷的刑罚。他们常被皮鞭或钢索抽打得血肉横飞；被关在狭小的笼子里；被强迫趴在地上，跳起来匍匐前进，再双膝行走……
对于企图逃跑的人，更受到最残酷的刑罚，直至死刑。从１９４０年第一批犯人运到集中营里，到１９４５年１月奥斯维辛被苏联红军解放为止，这里被法西斯残酷杀害的人共有４００多万人，他们来自世界许多国家的民族，其中有波兰人、俄罗斯人、匈牙利人、法国人、捷克人、希腊人、中国人、比利时人、美国人……
成千上万的人被屠杀了，他们没有犯有罪行，也没有参加什么政治活动或党派，他们被送往集中营的唯一理由是他们的民族出身……他们不是被饿死、病死、被拷打折磨而死，就是被毒气杀死。
今天，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被建成一个博物馆，它屹立在那里，向前来参观的人们控拆德国法西斯的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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绞刑架下的报告
“一下，两下，三下……”
棍子击打在背上，发出清脆的声响。尤利乌斯·伏契克在心里默默地计算着抽打的鞭数。现在，他几乎已感觉不到疼痛了，似乎那沉重的木棍不是打在他的身上。
“还有谁是中央委员？！”
“谁是你们的领导？”
“电台在哪？印刷所在哪儿？”
“快说！说！”
几个人轮番抽打，嘴里不停地叫嚷着，伏契克什么也没听见。唯一的感知是他的嘴唇和喉咙。嘴唇咬破了。它的疼似乎已经超过那皮鞭与棍子的抽打，而喉咙那儿干得好像已经着火了。
这是捷克斯洛伐克的优秀共产党员、地下抵抗运动组织的领导者尤利乌斯·伏契克在受刑。伏契克曾是一个新闻工作者，共产党机关报《红色权利报》的编辑。１９３６年后，纳粹德国侵吞欧洲的魔掌蠢蠢欲动地伸向了捷克斯洛伐克，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和主权受到了严重威胁。伏契克和他的同志们一样，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写下了许多尖锐犀利的文章揭露纳粹分子的阴谋。１９３９年３月１５日，纳粹分子的铁蹄辗碎了捷克斯洛伐克美丽的山河，伏契克和他的同志们转入了地下斗争。由于叛徒出卖，于１９３９年４月２４日晨在一次抵抗组织的会议上被捕。
纳粹分子见伏契克数次到了死亡的边缘，却坚不招供，便心生一计，他们把伏契克的妻子押进来。当着伏契克的面拷打他妻子。伏契克心中对这群法西斯分子惨无人道的做法极端愤怒，却以极大的毅力挺住了。他妻子也非常英勇，始终坚持说并不认识伏契克。敌人又失败了。他妻子被带走了。他知道这是他们的永诀了。他心中悲痛，却尽量以快乐的目光向妻子告别。
伏契克在纳粹的监狱中受到了种种非人的折磨。他以超人的意志克服了肉体上的痛苦，保持了一种积极的乐观主义精神，并组织和领导了狱中的政治斗争。他的精神感动一位捷克斯洛伐克的看守。在这位好心的看守的帮助下，他得到了一些铅笔头和碎纸片，他就用这些简陋的工具，写下了那部举世闻名的不朽之作——《绞刑架下的报告》。
伏契克在这部以他的鲜血和生命写成的书中记述了他和他的同志们对纳粹分子的斗争经历以及自己被捕入狱的经过，表达了他对生活的热爱，对祖国和故乡的深深眷恋。他告诉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要警惕啊！”这是这位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优秀儿子临终前以生命发出的呼喊，它提醒人们要警惕一切象纳粹德国这样的黑暗势力，激励人们要为光明的未来而奋斗。
１９４５年５月，纳粹德国战败，伏契克的妻子出狱，她找到了那位捷克斯洛伐克看守，从他那里要来了伏契克的手稿。她把这些手稿整理出版。这部凝聚着伏契克和他战友们鲜血和生命的著作——《绞刑架下的报告》才得以与世人见面。伏契克本人却没能等到这一天，他在纳粹的监狱中被囚了４１１天，在受尽了种种肉体和精神折磨后，于１９４３年９月８日被纳粹分子秘密杀害。
伏契克虽然牺牲了，但他的形象、他的事迹和他的著作却将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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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救援组织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对犹太人实行骇人听闻的种族灭绝政策，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屠杀。在德国境内的犹太人不用说了，就是在欧洲其它国家的犹太人也都岌岌可危。德寇铁蹄所到之外，犹太人首当其冲地成为消灭的对象，甚至连妇女儿童也难逃厄远。如在法国，就有一万五千多名犹太儿童被德国人抓起来运走，其中的大多数被毒死在设在波兰的煤气室里。
但是，就在纳粹德国极端惨无人道地挥舞屠刀的时候，有一个组织却与他们针锋相对，专门从纳粹手中拯救犹太儿童。这个连锁组织横贯全德国，其中三个领导人是两位天主教神父和一位基督教新派牧师——夏里特神父、杜瓦克神父和保尔·维格拉牧师。
夏里特神父是一个耶稣教徒，他有些神经质，由于长期的超负荷工作，他的脸色苍白，倦态毕露。他一个人就设法庇护了四千多名孩子，是这项仁爱之举中的卓著人物。
１９４２年初，维希政府兜捕了几千名犹太人并把他们用船运往德国，夏里特神父得知这些被驱逐的犹太人被迫留下了他们的子女，共有１２０名，就千方百计地搜寻这些孩子，把他们安置到德国人找不到的地方，然后设法把他们送到乡下去。为了保证万无一失，他先派出一些年轻的助手们——通常是些２０岁左右的姑娘——骑着自行车到乡下走访农户，以弄清这些农民们是不是真正的爱国者，是否靠得住，同时还要考虑到他们有没有奶牛或奶羊，能不能给孩子提供起码的生活必需品。这些年轻姑娘们的足迹遍及了里昂周围方圆百里的地方，为大多数孩子找到了庇护所，另一些孩子被妥善地安置在教堂办的孤儿院或学校里。
就在夏里特神父把这些孩子藏起来后几个月，德国人对犹太人的屠杀越来越变本加厉了，他们甚至向里昂下达交出２００名犹太人的限额。维希政府十分恐慌，警察们向夏里特神父提议交出这些孩子去凑数。夏里特神父听罢勃然大怒，断然拒绝。警察对他恨之入骨，把他送进了集中营。
但是，夏里特神父不但没有向黑暗势力低头，反而以加倍的努力与他们作斗争。他在狱中写了一封致天主教徒和新教教徒的公开信，号召所有教会帮助犹太人，反对希特勒。这封信被偷运出去，并寄发给了一万名神职人员。这封信对社会产生了极大影响，鼓舞了无数的青年加入了抵抗阵线。３个月后，夏里特神父出狱，他放弃了教会干工作，并将组织转入地下。
夏里特神父以超人的智慧，组建了一个藏匿犹太孩子的复杂机构，成功地进行了许多救援行动。他的救援行动逐步地扩展到法国的每一个角落。他被公认为抵抗阵线的精神领袖，戴高乐任命他为地下组织的社会服务工作的总负责人。
杜瓦克神父属于教派。他身材魁梧，脸色红润，满脸的大胡子。战前他就以一个反排犹主义者闻名欧洲，他的家被纳粹抄了，他的住处被盖世太保每天２４小时监视，但他仍在二战中救出了一千多名犹太孩子。
１９４２年７月，德寇在巴黎围捕了一万三千名成年犹太人，把他们驱赶到一个大体育场里，并把他们的孩子强行拉走，整个体育场上哭声震天，善良的邻居们收留了这些孩子。杜瓦克神父冒着危险，派出修女领回了３０个孩子，并立即趁黑夜把他们分散到巴黎的亲朋好友家中，接着在城外给这些孩子们寻找安置的地方，使他们脱离了危险。后来，杜瓦克神父又把一批批这样的孩子送到了安全的地方。与此同时，也有很多孩子落到了盖世太保手中，并被送到了集中营，受到了非人折磨。他们在冰冷的库房里等候下一次征集。
保尔·维格拉牧师知道了这个地方的孩子惨状，勃然大怒。别看他身材矮小，灰白的头发蓬松得像个鸡窝，但当他一发起怒时，可真是吓人。他本来就一直在巴黎贫民区进行社会福利活动，这时他召集了１２个妇女，其中包括他的妻子，让她们马上进行营救活动。经过多方思考，他想出了一条有风险却很巧妙的计策：用德文起草一份命令，假称是盖世太保总部发来的，指示立即释放这些孩子。幸运的是，这条计策居然顺利地取得了成功。第二天，这位牧师在夏里特神父和杜瓦克神父的协助下，开始为这些孩子们寻找安全的住处。在各方面人士的协助下，维格拉牧师一共救出了一千多名孩子。二战后，他的名字和事迹被广泛地传诵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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