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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主演。导演对他们一律采用从头到脚的镜头。他们俩在一起便创造出一个喜剧基调。喜剧喜用亮光和亮色。喜剧演员需要全身镜头，因为他们是用整个形体在表演。凯利和索维诺都是出色的丑角演员。当凯利破门而人的时候，当索维诺拿枪的时候，当他们俩试图做爱的时候，观众在恐惧之余，脸上还会露出浅浅笑意。当她终于决定收留他时，观众心里就会爆发出一种喜悦。
但是，假设这个场景设置在午夜，月光和着路灯，风吹树动。在屋墙上树影婆娑。导演采用紧凑的倾斜角度拍摄，并令洗印厂降低色调。制片人让迈克尔？马德森和琳达？菲奥伦蒂诺主演。节拍丝毫不用改变，但场景现在便笼罩在一种惊险片的基调之中了。我们的心会一直提到嗓子眼，因为我们都害怕这两个人中有一个会死在对方手中。试想，马德森强行闯入，菲奥伦蒂诺拿出一把枪，随后这两人争抢那把枪。当他们终于互相拥吻时，我们会长长地松一口气。
场景、序列或幕的弧光决定了基本情感。基调使它具体化但是，基调不能取代情感。当我们需要基调体验时，我们会去听音乐会或去参观博物馆。当我们需要意味深长的情感体验日时我们就会去听故事。如果一个作家写出一个没有任何变化而只是充满解说的场景，然后把它设置在一个夕阳沐浴之下的花园，以为一个金色的基调便能获得成功，这对作者没有任何好处他这样做纯属推卸责任，把自己了无生气的作品强加到导演和演员肩上。没有获得戏剧化表达的解说从任何角度看都是乏味的。电影并不是装饰性的摄影艺术。
选择的性质
人物在追求欲望的过程中会在压力之下选择采取一个或另一个行动，转折点则位于这种压力之下的选择的中心。人类的本性决定了我们每一个人永远会选择“善”或“是”，只要我们能够感知到“善”或“是”。除此之外，绝无其他可能性。因此，如果一个人物被置于一种必须在明确的善和明确的恶之间或在是与非之问作出选择的情景中，那么，观众由于明白人物的视点，会提前知道人物将如何选择。
善恶或是非之间的选择根本不是什么选择。
试想，如果匈奴王阿提拉在15世纪的欧洲的边界上徘徊，一边视察他的游牧勇士，一边自问：“我是应该入侵欧洲，烧杀掳掠，奸淫妇女……还是应该回家？”对阿提拉来说，这根本就不是什么选择。他必须入侵，烧杀掳掠。他带领数万勇士，横跨两个大陆，最后终于看到了战利品的影子，不可能挥师回返。不过，在他受害者的眼中，他的选择却是一个邪恶的决定。但那是他们的观点。对阿提拉来说，他的选择不仅是一件应该做的正确的事情，而且也许还是一件道德的事情。毫无疑问，就像历史上的许多暴君一样，他觉得他是在执行一项神圣的使命。
或者，我们还可以举一个离我们近一些的例子：一个小偷为了钱包里的五美元把一个受害者用大头棒打死。他也许知道这不是一件道德的事情，但是，道德/非道德、是/非、合法/非法相互之间常常关系甚微。他也许会立刻后悔他所做的事情，但是，在实施谋杀的当刻，从小偷的角度来看，他一定说服了自己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否则，他的手臂是不会举起来的。
人类的行动只能是趋善从是，只不过他们是根据他们所相信或推断出的善恶是非标准来行动而已。如果我们对人性的这 一特点没有这一起码的了解，那么我们实在是懂得太少了。以戏剧性而论，善恶是非的选择实在是显而易见而且微不足道的。
真正的选择是两难之择。它发生于两种情境。一是不可调和的两善取其一的选择：从人物的视点来看，两个事物都是他所欲者，他两者都想要，但环境迫使他只能二者择一。二是两恶取其轻的选择：从人物的视点来看，两个事物都是他所不欲者，他一个也不想要，但环境迫使他必须二者择一。在这种真正的两难之境中，一个人物如何选择便是对其人性以及他所生活的世界的一个强有力的表现。
自从荷马开始，作家就已深深地懂得了两难之境的原理，并意识到，一个只包括对立的两方的故事是讲不下去的，人物A和人物B之间的简单冲突是不可能讲得令人满意的。
对立两方的冲突并不是两难之境，而只是正面和负面之间的摇摆。例如，“她爱我／她不爱我，她爱我／她不爱我”在好与坏之间摇摆，呈现出不可解决的故事问题。它不仅重复罗嗦，而且还没有结局。
如果我们试图以主人公相信“她爱我”而使这一模式达到一个正面高潮，那么观众离开时就会想：“等到明天，她又会不再爱你了。”或者表现一个“她不爱我”的负面高潮，观众出场时也会想：“她还会回来的。她以前总是这样。”即使我们把被爱的人杀死，这也不是一个真正的结局，因为主人公还是不太明白：“她到底是爱过我？还是从不爱我？”而且观众出场时还得去琢磨一个永远也没有解开的谜。
例如，有这样两种故事：一个是在内心的快乐和痛苦之间来回摇摆的故事，一个是内心的两难之境的故事。试比较《贝蒂？布卢》和《红色沙漠》。在前者中，贝蒂（比阿特丽斯？达尔饰）从执著滑向疯狂并进而到紧张症。她有冲动，但从未作出一个真正的决定。在后者中，朱利亚娜（莫妮卡？维蒂饰）面临深刻的两难之境：退缩到舒适的幻想世界对立于在严酷的现实中找到人生的意义，疯狂对立于痛苦。《贝蒂？布卢》的“拟最小主义”是对一个绝望无助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一个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抓拍照片，它把苦难误认为戏剧。《红色沙漠》则是一部最小主义的艺术杰作，生动地刻画了一个人如何与她性格深处的可怕矛盾作斗争的情景。
为了构建和创造真正的选择，我们必须勾勒出一个包括三方的框架。就像在生活中一样，有意义的决定都是涉及三方的。
一旦我们把C加上，我们便创造出丰富的材料以避免重复。首先，对于A和B之间的三种可能关系：正面/负面/中性，比如说，爱／恨/冷漠，我们可以加上A和C之间与B和C之间的同样三种关系。这便给予了我们九种可能性。然后，我们可以把A和B连在一起来对C；A和C对B；B和C对A。或者把三者都放在爱中，或者都放在恨中，或者都冷漠。在加上第三个角后，这一三方关系便可以衍生出二十多种变体，这样便给我们提供了充足的材料，可以避免进展中的重复现象。再加上一个成分将会产生复合的连锁的三方关系，具有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变化。
而且，三角设计带来了结局。如果一个故事的讲述只涉及两方，那么A只能在B和非B之间徘徊，结局是开放的。但是如果选择是三方的，那么，A就会在B和c之间取舍。A对毒个或另一个的选择便可以提供一个满意的闭合式结局。无论B和c是代表两恶还是代表不可调和的两善，主人公不可能二者兼有。而且还必须付出代价，为了得到一个，则必须损害或失去另一个。例如，如果A为了得到B而放弃c，那么观众便会感到，他作出了一个真正的选择。c被牺牲掉，这一不可逆转的变化便结束了故事。
最令人无可奈何的两难之境通常是将对不可调和的两善的选择和对两恶的选择混合在一起。例如，在超自然浪漫片《弗洛尔太太和她的两个丈夫》中，弗洛尔太太（索妮娅？布拉加饰）面临着新旧两个丈夫之间的选择：现在的丈夫真挚亲切、忠诚、具有安全感，但没有情趣；前夫性感、刺激，但已经死去，不过他的鬼魂私下里以血肉之躯现身，还是那样地性欲旺盛。这到底是不是她的幻觉？这个寡妇应该怎么办？一边是一种索然无趣但又不无欢乐的正常生活，一边是荒诞不经、甚至疯狂的但又能满足情感的生活，她在这个两难之境中进退维谷。她作出了一个明智的决定：二者兼得。
一部具有独创性的作品会展示独一无二而又不可调和的欲埋之间的选择：这种选择可以是在两个人之间，可以是在一个人和一种生活方式之间，可以是在两种生活方式之间，也可以是在一个内心自我的两个方面之间——亦即作家可能创造出来的无论是想象的还是真实的任何冲突层面上的任何冲突的欲望之间。但是，其原理是共通的：选择决不是疑惑而必须是两难，决不是在是非或善恶之间，而必须是在具有同等份量或价值的两种正面欲望或两种负面欲望之间。
第十一章 场景分析
文本和潜文本
即如一个人格结构可以通过心理分析来披露一样，一个场景的内在生命也可以通过类似的分析方法来昭示。如果我们能够问出正确的问题，一个在阅读过程中一掠而过、瑕疵不现的场景将会突然刹车，成为超慢动作，门户洞开，亮出它的秘密。
你如果觉得一个场景进展自如，就不要去修改行之有效的东西。但是，大凡初稿，难免流于平淡或显得牵强。于是，我们会忍不住一遍又一遍地改写对白，希望能够通过改写对白来给它注入生命……直到我们进人死胡同为止：因为问题并不是出在场景中的活动上，而是出在动作上；并不是出在人物表面的言淡举止上，而是出在他们隐藏在面具后面的真实的动作上。节拍构建场景，而且一个设计拙劣的场景中的任何瑕疵都会表现在这些行为的交流之中。为了找出一个场景失败的原因，必须把整体拆解为部分。因此，分析首先要将场景的文本与其潜文降分割开来。
文本是指一部艺术作品的可知觉的外表。就电影而言，是指银幕上的影像以及对白、音乐和音响效果的声带。是我们所看见的东西，我们所听见的东西，人物所说的话以及人物所做的事情。潜文本是指在那一表面之下的生活——被行为遮蔽的已知和未知的思想和情感。
观物不可皮相。这一原理提醒银幕剧作家时刻牢记生活的两面性，令其深刻地认识到，一切事物都至少存在两个层面。因此，他必须同时写出生活的两重性。首先，他必须用文字描写来创造出生活的可知觉的外表：画面和声音、活动和言谈。其次，他必须创造出具有自觉的欲望和不自觉的欲望的内心世界：动作和反应、冲动和原欲（伊德①伊德（id）：源出拉丁语，意为“它”。或译“私我”、“本我”。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中，与自我、超我一起构成人类人格的三个基本力量之一。参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