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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人物及其世界的本质——这是对隐藏在电影影像之下的不可言传的真理的一种顿悟。然后他将故事引向一个新的方向，引向一系列不断升级的顿悟时刻。讲故事就是许诺：如果你注意听我讲，我就给你惊奇，接下来便是发现生活的喜悦，在你从未想象过的层面和方向探知活活的喜怒哀乐。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一切必须处理得那样轻松自然，以使观众在不知不觉中就被引向了那些发现。一个漂亮的转折时刻的效果是，当观众突然获得了某些见解时，就好像他们是独力做到这件事的。在某种意义上而言，他们确实是独力做到这件事的。见解是观众因为注意听故事而得到的奖励，而且一个设计得漂亮的故事能够一个场景接着一个场景地激发出这种愉悦。
可是，如果我们要问作家他们是怎样表达他们自己的，他们多半会回答：“用我的话语。用我对世界的描写以及我为人物创造的对白。我是一个作家，我用语言来表达我自己。”但是，语言仅仅是我们的文本。自我表达只能产生于从转折点中喷涌而出的见解洪流，开始如此，最后如此，而且永远如此。在此，作家张开双臂，向世界宣称：“这就是我对生活的看法，是我对生活在我的世界中的人类的本性的看法。这就是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这些原因应该发生在人们身上的事情。这就是我的思想，我的情感，这就是我自己。”我们最强有力的自我表达途径，就是我们转折故事的独一无二的方式。
其次才是话语。我们生动而巧妙地运用我们的文学天才，于是，当写作精美的场景上演时，观众会心甘情愿、满怀欣喜地随我们一起走过～个个转折点。语言固然重要，但它只是表面的东西，我们通过它来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将他们带入故事的内在生活之中。语言是自我表达的工具，其本身决不能成为一个装饰性的目的。
试想，我们若要设计出一个故事，其中的场景都要有细微、适中或重大的转折，如此往复三十、四十、五十、甚至更多回合，而且每一个转折都要表达出我们看法的一个方面，那将是一项何等艰巨的任务。这就是为什么讲得软弱无力的故事只好诉诸于用信息来取代见解的手段；为什么许多作家选择借人物之口来解释他们的意思，或者更糟，利用画外解说。这种写作方法永远是不够的。它强加给人物一种在现实中极为罕见的、虚假的、能够自我意识到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当我们用自己的生活经历和艺术家巧妙埋设的伏笔进行比照时，我们的头脑中会涌动一股全面的见解洪流，即使是字字珠玑、鞭辟入里的散文，也不能取代这种见解。
伏笔／分晓
为了一幕一幕地表达我们的看法，我们将我们的虚构现实的表皮破开，并把观众送到故事的前面部分以获得见解。因此，这些见解必须以伏笔和分晓的方式进行构建。铺设伏笔是指，将知识一层一层铺垫好；分晓是指，将铺设的知识传达给观众以闭合鸿沟。当期望和结果之间的鸿沟把观众推到故事的前面部分以寻找答案时，只有在作者预先在作品中准备了或播种了这些见解的情况下，观众才能找到。
《唐人街》：当伊夫林？马尔雷说：“她是我的妹妹，也是我的女儿”时，我们马上便想起一个她父亲和吉提斯在一起的场景，当时侦探问诺厄？克罗斯，马尔雷被害前一天，他和他的女婿为什么争吵。克罗斯回答说：“为我女儿。”第一次听到这话时，我们都以为他是指伊夫林。在一闪念之间，我们现在意识到，他是指凯瑟琳，他和他女儿所生的女儿。克罗斯说这话时，知道吉薹斯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而且还会根据他的暗示，将他所犯下的谋杀罪怀疑到伊夫林的头上。
《帝国反击战》：当达思？韦德说穿他就是卢克的父亲时，我们的思绪迅速回到那些过去的场景，当时，本？肯诺比和约达为卢克掌握“魔力”的事非常担心。当时我们推测，他们是担心这个年轻人的安全。现在我们意识到，卢克的师傅实际上是为他的灵魂担心，害怕他的父亲会把他引向“黑暗面”。
《沙利文游记》：约翰？L．沙利文是一个电影导演，拍摄过一系列商业成功的影片，如《再见》、《围裙》和《蚂蚁爬进你1939年的裤子》。世界的惨状使他良心发现，于是他决定，他的下一部影片必须具有“社会意义”。愤怒的制片厂老板指出，他来自好莱坞，因此根本就不知道“社会意义”为何物。
所以，沙利文决定进行研究。他在美国长途跋涉，后面跟着一辆空调旅游面包车，配备着他的管家、厨师、秘书、女朋友和一个宣传员，旨在将沙利文的这一疯狂冒险变成一次宣传推广的噱头。后来，由于弄错了身份，沙利文被误认为罪犯，和其他园犯锁在一起，被押解到了路易斯安那的沼泽地中。突然之间，“社会意义”把他淹没了，他连给经纪人打电话的硬币都没有了。
一天晚上，沙利文听到从监狱大院的一幢楼内传来哄堂大笑，循声找去，他发现，在一个临时改装的放映厅内，他的狱友们正在看米老鼠的卡通片，笑得不可开交。当他意识到，这些人并不需要什么“社会意义”时，他的脸沉了下来。他们生活中的社会意义已经足够了。他们所需要的正是他的长项——精彩而轻松的娱乐。
由于这一明智的逆转，我们被推回到影片前面，了解了沙利文的见解……和更多的东西。当我们收集齐所有讽刺好莱坞上流社会的场景时，我们意识到，号称是教育社会如何解决其问题的商业电影肯定都是虚伪的。因为，除了极少数特例之外，大多数电影制作者，就像沙利文一样，只对电影中的穷人感兴趣，而对实际生活中受苦受难的穷人却不闻不问。
伏笔必须小心谨慎地处理。必须这样埋下伏笔：当观众第一次看到它们时，它们具有一种意义，但随着观众对影片的深人理解，它们却被赋予了第二层更加重要的意义。事实上，一个单一的伏笔可能具有隐藏于第三或第四个层面上的意义。
《唐人街》：当我们见到诺厄？克罗斯时，他是一个谋杀嫌疑犯，但他同时还是一个为女儿担心的父亲。当伊夫林吐露了他们的乱伦之后，我们才意识到，克罗斯真正关心的是凯瑟琳。在第三幕中，当克罗斯利用他的财富阻挠吉提斯，并抓获凯瑟琳后，我们意识到，在克罗斯的前面场景之下，埋伏着第三个层面，一种由足以使其在杀人后逃脱司法制裁的、几乎无所不能的权势所驱使的疯狂。在最后一个场景中，当克罗斯将凯瑟琳拉到唐人街的阴暗角落时，我们意识到，在这一切骇人听闻的恶行之下溃烂发臭的，是克罗斯想与他乱伦的产物再度乱伦的兽欲。
伏笔必须埋设得足够牢固，当观众的记忆急速回溯时，他们还能找出那些伏笔。如果伏笔过于微妙，观众就会忽略其用意。如果过于笨拙，观众远在一英里之外就能看到转折点的来临。如果我们对显而易见的伏笔过分强调，而对不同寻常者却疏于培植，那么转折点的效果将会丧失殆尽。
非但如此，伏笔埋设的牢固度还必须适应影片的目标观众。对年轻观众而言，我们要埋设得更为明显，因为他们不像中年观众那样精于故事常规。例如，年轻人便很难看懂伯格曼的影片——并不是因为他们理解不了他的思想（如果跟他们解释的话，他们会理解），而是因为伯格曼从不解释。他是以一种只有受过良好教育、社会经验丰富、心理成熟的观众才能明白的伏笔来对其观点进行微妙的戏剧化的展示。
一旦伏笔闭合了鸿沟，这一分晓又极有可能成为未来的分晓的另一个伏笔。
《唐人街》：当伊夫林说出凯瑟琳是她乱伦生出的孩子后，她反复警告吉提斯，说她父亲是一个危险人物，并告诫他一定要小心提防。于是，我们意识到，克罗斯是在争夺孩子的过程中将马尔雷杀死的。这一第二幕的分晓又为第三幕的高潮埋下了伏笔，其时吉提斯未能逮捕克罗斯，伊夫林丧命，而且这个父亲／外祖父将惊恐的凯瑟琳拖人了黑暗之中。
《帝国反击战》：当达思？韦德向卢克吐露真情时，前面两部影片中的多重伏笔立见分晓。不过，在一刹那之间，这一分晓又成为卢克下一个动作的伏笔。这个少年英雄将会怎么办？他选择试图杀死生父，但达思？韦德却砍掉了儿子的手——一个为下一个动作埋设伏笔的分晓。既已失败，卢克会怎么办？他纵身跳出空中之城，企图光荣地自杀——为下一动作埋设伏笔的分晓。他会死吗？不会，他的朋友在半空中将他救下。这一大难不死的鸿运使自杀见出分晓，并为解决父子冲突的第三部影片埋下伏笔。
《沙利文游记》：当沙利文意识到他是一个何等虚伪的傻瓜时，这使前面几幕中埋设的一切傲慢愚蠢都见出分晓。它进而为他的下一个动作埋下伏笔。他如何才能逃出监狱？当他发现自己的真正身份时，他的头脑便回到了好莱坞那一套思维方式。就像任何好莱坞专业人员一样，他意识到逃出监狱的方法，实际上摆脱任何困境的方法，就是大肆宣传。沙利文交代了一起他并没有犯下的谋杀罪，以便能够回到法庭和新闻记者的镁光灯中，于是制片厂的老板们及其大牌律师便可以设法营救他。这一分晓埋设了结局场景的伏笔，其时，我们看到沙利文回到了好菜坞的藩篱之中，继续拍摄那些他一直在拍摄的低级趣味的娱乐影片——不过现在他知道了是为什么而拍摄这些影片。
伏笔、分晓、再设伏笔、再见分晓，这种变戏法般的手段常常能激发出我们最富创见性的灵感。
假设你在构思一个描写一对孤儿兄弟的故事。马克和迈克尔从小在孤儿院残酷的环境中长大。多年来，兄弟俩形影不离，互相保护，相依为命。后来，他们逃出了孤儿院。现在他们流落街头，挣扎在死亡线上，但他们总是尽力保护对方。马克和迈克尔互相爱护，而且你也爱他们。但你却面临一个问题：没有故事。这只是一幅题为“兄弟俩对抗世界”的肖像画。在对其手足之情的重复展示中，唯一的变异就是景点。没有任何本质的变化。
但是，当你盯着你开放式结局的一串故事时，心中生出了一个疯狂的念头：“如果马克在迈克尔背后捅刀子，那将会怎么样？骗走了他的一切，偷走了他的钱，夺走了他的女孩……”现在你踱着步，争辩道：“这太愚蠢！他们是互相爱护的。一起同世界斗。这毫无道理！不过，倒是个好故事。算了吧。不过，这将是一个绝妙的场景。还是删了它吧。这不合逻辑！”
后来，你灵机一动：“我可以让它合乎逻辑。我可以回到最前面，把它一层层铺垫出来。兄弟俩对抗世界？那么该隐和亚伯怎么讲？兄弟相残？我可以从开篇重新改写，在每一个场景中偷偷地在马克心中注入一种嫉妒的苦涩，在迈克尔身上加上一点优越感和傲慢神气。一切都做得那样悄无声息，表面上看仍然是美好的手足忠诚。如果我做得巧妙的话，当马克背叛迈克尔时，观众将会瞥见马克心中那种压抑已久的嫉妒心，这样一切都顺理成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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