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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喜欢和那些除了希望世界杯早点开始，什么也不操心的球员在一起。看到其他人如此兴奋，我也让自己对自己要做的事抱一种积极的态度。也许是我当了队长，也许是从1998年世界杯到现在4 年的经历让我感觉老了，我因此更喜欢关注年轻一代的英格兰球员，他们对集训、新队服、器材、外界的关注和其他一切都很兴奋。但就足球而言，世界杯对他们，只是意味着期待更多的大型比赛。他们不惧怕任何事，他们很放松。这就和我们当年一样，迈克尔·欧文、盖瑞斯·索斯盖特、马丁·基翁和大卫·西曼，我们曾经参加过世界杯，知道世界杯是多么隆重的赛事，会有多少危急时刻等待着我们。
在迪拜的一个星期给了球员们整个赛季以后的一段休息时间，不久我就道别了维多利亚和布鲁克林，同全队一起东征了。世界杯本身会有许多行程，不适合我们的家人。世界杯期间，我们的基地在日本，但我们先在韩国逗留了一下，准备世界杯前的一场热身赛。我们人住了酒店，你可以从球员们的脸上看到他们情绪的变化。我们已经到达了踢世界杯的地方。第一场比赛就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我们在西归浦只和韩国队踢成了1 比1 平。我们试验了一些新的战术，没有人能很快适应，但很明显，韩国人踢得不错，他们的适应能力很强。而我甚至还没有接近比赛的状态要求，真是令人自惭和着急，因为离第一场正式比赛只有11天了。
埃利克松任命荷兰人理查德·史密斯为4 名随队去日本的按摩师之一，有人在理查德的门上贴了张卡片，上面写着“痛苦之家”。
这话说得不错。理查德对你的伤处照顾得细致入微。我描述不出来究竟是怎么样的感觉，他的按摩解除了你全身由里到外的不适。多谢理查德，他让我最终能上场比赛。不久之后，他对迈克尔·欧文的腹股沟的伤处也进行了按摩，使欧文在第二天对巴西队的比赛时能上场并进了一球。
我们的另一场热身赛是周日在日本踢的，对手是喀麦隆队。尽管我还不能上场踢球，但医疗组认为我需要一点与小伙子们一起投入比赛的刺激，于是我带队进行了热身运动。这是一场非常和气的比赛，球员们因为显然的理由都没有完全放开手脚，最终的比分为2 比2。那天下午，我发现自己处在了恢复期的最低谷。就在我受伤后不久，英格兰队在安菲尔德球场与巴拉圭队踢了场友谊赛，球队在柴郡的一个酒店集合，埃利克松也邀请了我。他想让我也成为集训队的一员，因为他坚信我会到日本踢世界杯的。我在那里吃了晚餐。能见到其他队友真是太好了，但是我大多数时候还是要借助拐杖活动。第二天早晨，全队出去训练了，而我独自一人待在酒店自己的房间里看电视。在那几个小时里，我沮丧极了，如果我连看他们训练都没法办到，那更别提成为他们的一员了。我还有什么机会？而现在，我就在场边，和他们的距离伸手可及。但我还是不能肯定，我的那些远离恢复训练的日子能有回报吗？或者，那些日子是我不敢想像却又不得不亲自面对的、令人绝望的？
对瑞典的揭幕战只有一星期了，埃利克松没有催促我，他想给我足够长的时间。但他不能为此影响全队其他人的训练。如果你伤期很长，医生会按周给你目标，这样他们就可以根据疗程的进展，确认你是在逐步地恢复，从跑步到扭腰，到转身，到最后全力地踢球。这样就能使球员不会因为目标太高太远而失望。从心理学角度上讲，秘密就在于每天都全神贯注在你做的事上。而现在，我已经到了箭在弦上的时候。我在周末能参加一场激烈的比赛吗？埃利克松和我都知道，是该做决定的时候了，如果这几天我还不能参加全队的训练，那么很明显踢比赛是不可能的。我知道医疗组对我的脚很有信心，但却不能保证我全部的竞技状态没有问题，因为我毕竟很长时间没踢球了。我们决定由主教练来定夺。星期三到了，这是他允许我不参加合练的最后一天。我一直知道，如果有可能，英格兰队也希望的话，埃利克松会给我一个机会的。他知道，我不会这么远过来，又这么辛苦地练习，却在最后关头放弃的。即使我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我也肯定我能行。早饭以后，埃利克松问我：“你全好了吗？”
他知道答案，从他的声音里我听不到一丝怀疑和紧张的语气，他想亲耳听到我表示自己十足的信心。一个念头从我脑海中闪过，如果我只是在英超联赛中伤了脚，即使在周末我们要对阵拉科鲁尼亚队，我和主教练也不会有这样的谈话。比赛就在眼前了。我吸了一小口气，试着和埃利克松一样简短又不紧张地回答：“我全好了。”
“好的，让我们好好干。”
第一次合练确实很困难。我跑步踢球都很勉强。这是我第一次不得不避免身体接触。我应该能看见的：我们一开始练习赛，马丁·基翁就向我挑战一还会是谁？实际上他没有碰到我受伤的脚，而只是一个腿后面的血块。我本能地反应了一下，跌倒在地上，想着最糟的事：生马丁的气，生阿尔多·杜舍尔的气，生所有人所有东西的气。一秒钟后我第一次意识到，几个月来还有比我的脚伤更疼的地方，疼痛从来没给我带来这么多喜悦。我应该一直等马丁来一下的，他总是会检验你，让你筋疲力尽，向你挑战，促使你提高，弄清楚你是不是紧张了。他和我都知道，在周日会有人做和他刚才做的相同的事；不同之处在于，如果是一位瑞典球员，他一定满怀希望我再也站不起来。我从地上爬起身，继续训练。如果我能避开马丁，我也能避开任何人。训练还没完，我的脚就真的很疼了，但我很高兴自己撑了下来。和其他球员一起训练，让我在这一周剩下的时间里都很振奋。
这是一支伟大的球队，球员们一到日本就开始盼望踢世界杯了。在日本，队内的气氛很特别。训练营外都发生了些什么事呢？
我想我们都不知道外界有关本届世界杯的情况。当我们的飞机到达东京时，世界杯就已经展现在我们眼前了。从候机楼走出来时的情形真令人难以置信，成千上万的日本人在等着见我们：母亲们、父亲们、孩子们和年轻人，他们选择了英格兰队作为他们支持的对象。他们穿着我们的队服，好像是一场流行音乐会一样，歌迷们挥舞着手，尖叫着往前涌，警察在努力地把他们挡回去。当我钻进大巴的时候，我看到了角落里的一位年长的女土：70多岁，但身体很好，头发花白，又染上了鲜红的条纹。家长们都把孩子举到头上。这些小孩子年纪太小，根本不知道我是谁，但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模仿了我的发型：金黄色的莫希干式的发型，还有的球衣上印着7 号。场面真有点嘈杂，用礼貌一点的方式说，那可能是日本人的性格。他们见到我们很激动，他们很支持我们。我想他们的态度和世界杯期间为什么没有拥挤的问题有关。相反，人们表现出对足球的一种真正的激情和对英格兰队的钟爱：我们对比赛都有着同样的热情。也不仅仅是球员受到了欢迎，广大英格兰的球迷也同样受到欢迎，礼尚往来，英格兰的球队迷们也努力地回报。这种精神才是世界杯应该有的精神。
对一名球员来说，世界杯当然意味着踢球。当带领英格兰队出现在体育场内时，与瑞典队踢2002年世界杯的首场比赛，便永远成为我职业生涯中最自豪的时刻。那种环境，那种场合，那种在世界杯上作为国家队队长走在队伍排头的特权，令我的心都快从胸口跳出来了。那是个小男孩的梦，是一种你想都不敢想的梦，而这个梦正在这里发生着。场内的气氛也很好，体育场一个角落里坐着上千名瑞典的球迷；其余则全都是红白色的海洋了，他们是我们本国的球迷和那些热情支持英格兰队的日本球迷。趾骨骨折？那又算得了什么？我永远不可能让自己错过这种比赛。
很遗憾，比赛不像我们集训时那么激烈，我们踢出了一些好球，尤其是刚开场的时候。但不知怎么的，比赛并不向我们预料的方向发展。我们的机会并不多，哪来这么多铲球和断球？老实说我并没有指望什么。但25分钟后，我们进了第一个球。我从左侧开出一个角球，索尔·坎贝尔及时抢点，顶进了一个漂亮的头球。索尔跑向另一端角旗那里庆祝。我自己也高兴极了，好像是我进了球一样。我转过身朝瑞典球迷那里举起了手臂，而他们却对我一阵嘘声。他们还在笑着，也许他们认为我们本就应该进球的。
进球固然会令人高兴，助攻队友得分同样令我兴奋，我很高兴索尔抓住了机会。我们在一起训练踢球有15年了，当学生时在托特纳姆一起训练，那时他没有多少进球。在1998年法国世界杯的时候，我们在与阿根廷队那场比赛的加时赛里，在仅有10人的情况下，他踢进了一球但被判无效，否则我们就赢了那场比赛。现在，在2002年世界杯上，他为我们进球了。但问题是此后我们并没有保持好势头，我们领先但却过于谨慎和紧张，有些不思进取。
在下半场的时候，我们全乱了，控制不好球，传球频频失误，而瑞典队一轮又一轮地向我们进攻。与我们在上半场的进球不同，你可以看到他们进球完全是合乎情理的。作为一支球队，我们精力不够集中，给了他们扳平的机会。丹尼·米尔斯一个匆忙的解围失误被西力克拉斯·亚历桑德森得到球并踢入了网窝。人们会很轻易地把责任全都推给这名利兹后卫。但我认为这不是他的错，这个失球是由我们两到三个人之间的配合失误照成的。我想我应该安慰他一下。
“加油，达尼。别泄气。”
几分钟后，埃利克松把我换下。这是我在老特拉福德对拉科鲁尼亚之后的第一场比赛，老实说我感觉不好。脚疼是一方面，但更要命的是比赛的状态。在下半场开始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我的腿怎么了？埃利克松一定看到了我在喘粗气，他知道我们接下来还有比赛，因此他换上了基隆·代尔。即使这样，我仍对自己被换下感到不悦。这是我第一次对埃利克松先生的决定感到生气。坐在长凳上看着比赛，我越来越失望，最终比赛是一场平局。
1 比1 的结果对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