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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紧张得满头大汗，毫无疑问，从我的面巾纸里已经可以挤出水来。维多利亚走到我身边，我情不自禁俯身吻了她一下。新娘看着我，好像在说：“我们昨晚排练过的，你不是故意的吧！”
然后仪式开始了，一切进行得非常顺利，直到说“我愿意”的环节。这时，维多利亚开始颤抖，我们两个人的眼泪同时流了出来。
我们继续穿着礼服来迎接一些后来的客人，惟有埃尔顿·约翰和他的搭档大卫·费尼什来不了。埃尔顿答应过我们要在婚礼上为我们唱歌的，但是他在婚礼的当天早上突然病倒了。我们当时对他身体的担心甚至超过了对他不能来婚礼唱歌的担心，我们都很喜欢他，也很想念他。我想埃尔顿可能也在为让我们失望而内疚，或许他早已忘记了自己的病痛。幸好．他没有什么大碍，否则我们会很伤心的。
大帐篷里聚集了300 多个亲戚朋友—起用餐，当我们从另一个房间看到这么多人汇聚在一起，而他们是我们生命中重要的人，这种感觉十分地奇妙。我们也吃了一些东西，而在上甜点之前，我还和维多利亚一起上楼换了衣服。我很喜欢我的西服，所以我想继续穿着它，而维多利亚没有别的选择。她的礼服上有一部分是那种较紧的胸衣，那是一个叫珀尔的小个子为她制作的。这个小个子自己每天都穿着这种胸衣，他甚至还故意拿掉了自己的一根肋骨，使自己的腰看起来苗条一些。由于胸衣实在太紧，维多利亚很不舒服，所以我们决定带着布鲁克林一起回到楼上的婚礼套房，换了衣服，以免一晚上都在不适中度过。
我们为自己准备了国王的座位，为小布鲁克林准备了一只很高的椅子。我们是在一个城堡里，所以一切都那么有意思，我们就好像是城堡的男主人和女主人。我们的小随从穿着紫色的西服，看起来帅极了。看着他的样子，我想起了我自己几年前在另一次贝克汉姆家的婚礼上当小宾童的扮相，真有意思。当我们回到大帐篷时，布鲁克林看起来好像吃了什么他不喜欢的东西，吐了我和他自己一身。一定要看好孩子，千万别让他做出太严重的事情而破坏了美好的气氛。
清理小布鲁克林和我自己衣服上的东西的时候，正好是该我致词的时间。
感谢我的儿子，感谢佩雷格林先生，我再也不用做致词了。好笑的是，从那时起我好像总是觉得自己在说：“女士们，先生们，我希望从……”
接下来应该是托尼的讲话，他做得很棒。我和维多利亚的喉咙好像又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我想托尼在台上应该可以明白我和维多利亚的感受了。
“大卫和维多利亚的出生地只相隔了15分钟，尽管他们没有见过面，他们成长的背景是非常相似的。他们都是那种努力为自己争取和勤奋工作的人。当维多利亚去舞蹈学校的时候，大卫则开始了真正的足球训练。他们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自己刻苦奋斗的结果，而现在他们幸运的走到了一起，从今以后他们将在一起为自己更美好的未来奋斗。”
随后轮到加利了，我的伴郎向维多利亚借了一条布裙，在这之前我一点都不知道。轮到他做讲话的时候，我们都喝了不少酒了，大家情绪都很高涨。我们都不清楚他想说些什么，当他穿着布裙站起来时，这其实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开头了。加利的确很有趣，虽然最有趣的事情总是突如其来的，每次他讲了个笑话之后，他总是忘记将话筒从嘴前拿开。他不是在房间里练了很长时间吗？正因为话筒在嘴边，我们总是可以先听见他自己的傻笑。他实在太紧张了，和我昨天一样，但是他是伟大的加利，他的讲话很棒。那一整天都很棒！
尽管我们把佩雷格林的保姆借来了，我和维多利亚还是亲自把布鲁克林送上床睡了。我们下楼回到帐篷里，舞会还在继续，到处都是软垫、枕头和窗帘，这是东方式的布置，好像是印度尼西亚的风格。大家喝完酒之后，开始眺舞，在舞会里，新郎和新娘必须是第一个跳的。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我们终于有机会到处转转，和大家说说话，照照相。到了午夜，所有的人都来到城堡外面看烟火。这一切太奇妙了，用如此壮观的景象来结束完美的一天，我和维多利亚都没有想到。
我非常高兴，而且非常自豪，有一种一生中从未有过的满足感。当别人称呼我们为先生和太太的时候，我们很是激动。我认为当时到场的所有的人都和我们一样地开心，毕竟在足球界，主教练总是希望看到自己的球员婚姻美满，生活安定。但是在婚礼后的几天和几周里面，我觉得我注定是这条规则的反例。
赛季前训练即将开始，而我还在和其他的新婚丈夫一样沉醉在蜜月当中。主力阵容被拆散了，大部分人去澳大利亚参加巡回比赛去了。而国家队的一些人由于夏季训练开始得比较早，所以还有多余的几天空闲时间；或许是个错误，但我还是去问了问我能否再多休息几天，这样维多利亚和我可以在国外呆一个礼拜。实际上不是我去问的，是我的经纪入托尼·斯蒂文斯，他在和曼联俱乐部主席马丁·爱德华兹谈公事的时候，顺便提到的。他们谈到了我的婚礼，然后托尼说我希望和新娘出国呆几天。我们当然不希望刚刚飞到国外，就必须立即飞回曼彻斯特来。马丁·爱德华兹觉得这是入主常情，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当话传到了老头子的耳朵里时，他以为我们要背着他离开。他显然不是很高兴，而且他将自己的不满告诉了我们。我并不担心电话那头的咆哮，只是我只能有一次像阵风一样快的蜜月，然后得在其他国家队队友回来之前去俱乐部报到，估计到那时，其他俱乐部队友还在世界的另一边和预备队一起训练。
我们最近刚刚获得了三冠王，而且我们希望在新的赛季里能再次获得三冠王。
然而一切都无关紧要，老头子提醒我们要从赛季初就意识到，没有想当然的事情。
他可能想尽快将我从美丽的世界拉回到现实来：我刚刚度过了一生中最快乐的6 个月，觉得没有什么能比这6 个月更加美好了，无论在老特拉福德还是自己家里。可是如果他问起我，我会告诉他在赛季初，我不需要任何提醒。这在曼联好像是一种做事的规则，任何人都可以给其他人提个醒，无论是队友、工作人员，还是老头子自己。我不同意这种做法，但是我理解老板的那种反应，因为他—·直都只是想为球队做最正确的事情。
于是，我所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即屈服并继续下去。
在那场有意思的和阿森纳的半决赛之后，我们觉得自己的球队是不可战胜的，我们每次参加比赛都会抱着必胜的信念。这种信念一直贯穿了整个1999——2000赛季，我们一开始就踢得很好，在接下来的9 个月里我们一直保持着信念。即使有过那场奇怪的失利一我记得我们正切尔西输了个。比5 ，但是我们仍然没有失去动力。
我在家里呆得很开心，但是踢球使我更加开心，在曼联如此，在国家队同样如此。
即使在最失意的1998世界杯，我也从来没有为我能为国家队踢球而惊讶过。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一直为自己是一个国家队球员而自豪，所以我从没想过停止踢球，即使那可以减少一些压力。我现在惟一的疑虑就是我能否在格林·霍德尔的国家队里长期呆下去。我总有种感觉，他迟早会把我从他的考虑范围内除去的。
回想起1998年秋天，我们在欧锦赛预选赛里开局不利，英格兰的球迷对我们的表现很不满意，而且有些媒体也在炒作更换主教练的消息。即使是这样，当更换主教练的消息真的来临时，我还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不知道对我们糟糕的表现，格伦要负多少责任，我也不知道格伦犯的错误中有多少是媒体捏造出来的。然而，当我第一次听见别人引用他谈论残疾人和他们过去的生活的话时，我知道事情闹大了。事隔一夜，似乎每个人，包括首相都觉得有必要对此事发表一些意见。当格伦的谈话出现在头版头条时，没用多久就传得沸沸扬扬了，人们根本就没有机会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就在2 月初，格伦的谈话被公布后几天，他就离开了。足总为此事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会上球迷们十分疯狂，甚至有一个英格兰球迷因为在会上大闹而被拖出了会场。尽管我和当时身为主教练的格伦有严重的分歧，我还是很同情他，那天下乍对他而言一定是最难过的一天。
霍华德·威尔金森随后成为临时主帅，执教了几场友谊赛。当足总做出最终任命时，他们找到了一个与上任完全不同风格的人选一凯文·基冈。我一直很欣赏他的执教风格，也很喜欢听他谈论他所理解的足球，他的激情和诚实令我尊敬。在温布利对波兰的一场争夺出线权的比赛中，我第一次出现在了凯文·基冈执教的英格兰队中，这太令我激动了。我总是在想，如果将霍德尔的优点结合在基冈身上，那将是多么的完美呀！不可否认，格伦是一个优秀的教练，但是他花了太多的时间在处理和队员的矛盾上了；而凯文则很不一样，他是一个出色的人员管理者。就在对波兰的比赛之前，我们在比山阿比开了第一次动员会议，会上凯文的激情鼓舞了所有的人。他能告诉你作为一个英格兰国家队队员应该怎么做。星期六在温布利比赛的时候，每个人都斗志高昂，斯科尔斯上演了他的“帽子戏法”（一人进三球），于是我们将波兰队赶回了老家。我想在国内没有人会怀疑凯文是国家队教练最合适的人选，至少这场3 比1 的比赛可以说服所有的人。
在凯文的带领下，全队沉浸在欣喜的气氛中，但是想要进入2000年欧锦赛的决赛阶段还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必须和苏格兰队进行附加赛。在厄普顿公园球场进行的客场比赛中，我们以2 比0 获胜。但是回到主场时，在我们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唐·哈金森的进球终于使苏格兰队在上半场领先。毕竟，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最后出线了。我们花了6 个月的时间来忘记之前的比赛，集中精力准备去拿冠军的奖杯。我们都很有信心，我自己也相信凯文会给我们带来荣誉。在我们淘汰掉苏格兰队之后，我开始对凯文这个人产生了完全的信任。
1999午10月中旬，我们得在一周内踢两场重要的预选赛。我们首先在温布利球场迎战前来的卢森堡队，4 天后的星期三，我们又跑到华沙挑战波兰队。对卢森堡队比赛的那个星期五的夜里，我一直呆在英格兰饭店里面，突然我的手机响了，是维多利亚从她父母那里打来的。她知道在大赛前一天的夜里，饭店是不会将她的电话接到我房间里的。线路不是很好，但是我还是从咝咝声中听到了我该听见的东西：警方接到情报怀疑有人企图在第二天，当我在温布利为国家队效力的时候，绑架维多利亚和布鲁克林。我的大脑突然空了，感觉一切都不存在了，我不停地问自己“我该怎么办”，“我该告诉谁”。我的震惊对维多利亚起不了任何帮助，她之后的话我一句也没有听进去。我不知道该说什么，除了一句：“我马上打回给你！”
我告诉的第一个人是加利·内维尔，他听了之后想都没想就说：“你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