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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多的烈士和革命的时候，也就没有那么多的反革命了。这就是我通情达理的觉悟。
第四十四章 少说一句话，你不会死
过去在台湾有一个重要的杂志叫《自由中国》，主持人叫做雷震，背后的撑腰者就是胡适。雷震后来被蒋介石抓起来判了十年。《自由中国》办的过程跟这个真的不自由的中国、就是台湾蒋介石的伪政权不断的发生冲突。可是蒋介石为了维护言论自由假象，也因为是胡适给这个杂志撑腰，一直容忍的这个杂志。可是后来终于翻了脸。
在翻脸以前，胡适特别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容忍与自由》。文章说，我们这些拿笔杆的人也要容忍别人。当时《自由中国》真正写作的总校头殷海光，他在胡适发表了《容忍与自由》劝告大家容忍的时候，殷海光跟胡适有一点点翻脸，他说，胡先生你什么意思啊？你怎么劝我们拿笔杆子的人容忍呢？你要劝那些有钱的有刀的有枪的啊，你要劝他们容忍，怎么来劝我们容忍呢？
胡适讲了一句话，讲的很有趣，他说不要忘记啊，我们也是有权有势的人，只是我们没有用钱的方法，没有用刀枪的方法来建构我们的权势，我们是用笔杆的方法，是用演说的方法，做节目的方法，来传达我们的思想，我们不是弱者是强者，我们是知识分子，我们不是弱者，我们也是有权有势的人。
这句话深深的打动了我。
《自由中国》杂志被封了以后，下面一个杂志接班的就是我办的《文星》杂志。我发现我从来不自卑，我觉得我是有权有势的人，我会写文章，我会讲话，我会鼓动风潮，造成实事。
这话反过来了又是老问题：如果你李敖在大陆的话，那是什么结果啊？大陆过去发动了胡适思想批判，多少个知识分子站出来把胡适批评的狗血喷头啊！我今天想的就是，当时你们也许真的愿意批胡适，也许是被迫的。在被迫的状态里，你能不能少说一句嘛，能不能在下笔写文章的时候稍微客气一点嘛。
当时胡风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也讲过像巴金这些人不也参加过吗？可是现在我们看到资料，文革事件过去以后真正的自我检讨彻底的，有忏悔的是巴金哪。他说他对当年写文章批斗胡风的那些话，他自己都不好意思看。为什么呢？你可以不说那些话嘛，你可以少说几句嘛。
美国的媒体有一位先生叫汤本，他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假如李敖不到台湾是什么结果，如果在大陆是什么结果。 最后我答复他，》 我说这是假设性的题目，汤本断言我留在大陆一定惨遭迫害，可能被判死刑等等。
其实一个人爱国的方式因环境有异而方式不同。我留在大陆爱国方法并不一定和在台湾一样。 我也没有张志新那样执迷，也并非人人都是死劫，还是有挥洒的空间，要看你有没有本领。第二点，汤本说，正因为台湾历史的成长，国民党的宪政的政治成就，才有了台湾的今天，开放、民主的台湾，有了李敖的成长。这话汤本弄错了，倒果为因，因为是李敖打拼，才有了国民党败绩。汤本说是国民党政治成就云云，好像是国民党主动从良的，未免太厚爱国民党了。
第三，汤本说假如李敖不到台湾，他也有可能成为另外一个郭沫若。这话可无心做了错误的类比。郭沫若当年写的歌颂斯大林一首诗，第一句伟大的斯大林，亲爱的钢，永恒的太阳，伟大的斯大林。据说，郭沫若曾被民间评价为北京“四大不要脸”之一。请问为什么要写这么肉麻的诗歌颂苏联的统治者？伟大的斯大林，亲爱的钢，永恒的太阳……所以我认为他们这样比喻我是错的，我不会这样肉麻。
这也就是我对文革中大陆知识分子的一个总评价：我觉得也许你们不得不说话，但是，不能少说一句吗？不能少说一句肉麻的话吗？当你诬蔑别人的时候，能够少说一句不更好吗？你有这个斟酌权力，你有这个选择的机会，可是因为你当时昧下良心来，或者颠倒是非来说得太重了。所以，今天巴金这样方式的反省，这样的反悔，这样子自己都觉得无法给自己辩护，不是吗？
所以，我认为重要的，在文革期间，你可以少说一句昧良心的话，少说一句颠倒是非的话，你不会死，少说一句你不会死。可是当大家众口一声来打击胡风的时候，你可能就是一个共犯。不是吗？当人山人海斗争彭德怀的时候，你可能就是一个共犯，当你表现的太积极的时候，我认为就是有问题，所以我认为有他反省的余地，不要说我们无所作为。
所以，李敖在台湾，所谓从转向民主你才有机会。正好相反，是我李敖的努力，打他们抬不起头来，你查禁了我九十六本书，我还继续写下去，把你政府颠覆为止，是我的胜利而不是他的宽大。一个人的鞋踩在你的脚上面多少年，你逼他拿开的时候，你难道赞美他很宽大，他的脚拿开了，鞋拿开了？这不是他的功，是我们的反抗，我们的努力，使他没有能力今天再踩我们的脚。
在美国的汤本他们不了解是我们努力的结果，才争取到这些自由。如果我李敖在大陆，我为什么是郭沫若？我为什么不是马寅初？
所以，我认为大陆那么多的知识分子都把责任丢了。文革时候带给我们的不自由延续到今天。 我认为大家有努力的余地。如果这个余地你没有尽力，空口抱怨是没有意思的。这是我的一个根本的看法。我讲过我经历过恐怖的监狱，比你们在大陆住的牛棚惨的多，因为我连阳光都见不到。阳光从窗上的小洞进来一点，就跟豆腐干一样。我要晒一点太阳就不能午睡，我就这样晒 ，就这一小块阳光，争取这一小块阳光晒在我的身上。
所以我认为我们还是有机会去发展我们自己，看你怎么样的去发展。我们看到有人走向了这种自我检讨的路。可是我认为有一点，还是要检讨的就是我们的努力够不够？不要以为我们太渺小，我们不是渺小人。在某些时候、某些时间、某些地点，请大家不要忘了，我们也是有权有势的人。
第四十五章 伟哥孝祖宗 宾利敬先人
我们以为我们活在现代，其实我们常常是活在古代，活在古代人的思想里，而不是现代人的思想。可是由于现代科技不断发展，会帮着我们发展那些古代的荒谬的思想。我拿个东西给大家看，这是台湾出品的叫做念佛机，它把药师经、大悲咒六合一合在一起， 就是它出来以后，你就不要念经了，它替你念。你不觉得很荒谬吗？佛是要你自己念的，甚至敲着木鱼自己念。你怎么可以靠着现代科技设备帮你念呢？
所以我们说现代科技设备帮我们做了很多迷信的活动。台湾有人相信生辰八字，他就算出来怀孕的小孩子要在他的八字最好的时间出生，算好时间到医院里面剖腹生产。古人不可能剖腹生产，现在可以剖腹生产的这种科技是用来帮着你满足生辰八字的这种迷信。
这就是我所说的，用现代科技来满足迷信。你觉得荒谬不荒谬？
用现代科技来帮着我们如何迷信？大家看看 4月2号台湾的一家报纸综合报道了大陆的一部分。清明祭品威而刚，大陆叫伟哥，伟哥孝敬老祖宗，天津十里冥街纸扎宾利，、别墅、辣妹、漂亮女孩子一应俱全。
西安流行的祭品，手机漫游冥都世界，电脑畅游冥都网跟上时代。
我们看一部分仔细的报道，综合大陆媒体的报道，天津市殡葬品市场除了纸扎的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等旧大三件，和纸扎的电脑、轿车、别墅新三大件外，还有保镖、私人医师、护卫队、高尔夫球场，最令人惊奇的是威而刚，就是伟哥，保险套，小秘，就是二奶、情妇，也赫然而在列。
天津一条被称为十里冥街的，宾葬用品店内一辆纸扎的宾利车售价达四千元人民币，一队护卫队要价一千三百六十元，高尔夫球场一座三百元，别墅内门窗、家具、电器一应俱全，售价高达三万元。 豪华别墅内还有纸糊的辣妹，漂亮女孩子啊，销路特别好，两层洋楼，一栋四千元。今年最流行的祭品是带小秘、游泳池、佣人、保镖、直升机的大洋房，以及信用卡、 旅行支票和国际护照。这是天津。
我们再看西安。在西安流行的祭品中，加长型的宾利，彩色电视、冷气机、冰箱都是纸扎的， 洗衣机、项链、耳环、金表等已不稀奇。商家为争取顾客，特别强调汽车是手续齐全，房屋有产权，手机能漫游冥都世界，电脑还可以畅游冥都网。然后又模仿人民币、美元印出精美的冥币，在大陆的祭品市场死人用的钱也出现了，面额从几千元到上亿元都有，北京还有人兜售幽冥股票，卖的人说，保证可以在幽冥股市交易。
看到没有，西餐叉子吃人肉。用死人用的电脑，完全用现代的科技方法做整个的迷信活动，你不觉得很可笑吗？
从大陆到台湾都充斥了这个现象。台湾迷信到什么程度呢？有一个笑话。一个太太爱护她的儿子，给儿子买了一辆机车。然后就求仙拜佛，找到一个祭童。祭童说你向我拜就好了，你给钱，我烧香念佛，念的是机车的佛啊，安全了。结果过了几天，这个太太的儿子骑着机车撞车，死掉了。太太大哭一声，跑来找祭童，问他，你不是说请佛祖和神仙佛来保佑我儿子吗？怎么我儿子撞车啦？这个祭童说的有趣了，他说，神仙在保护你儿子，可是这神仙骑的这匹神马跑起来一小时能跑六十里，而你儿子骑的那机车啊，一小时是一百二十里。等到神马赶上的时候，他已经撞死了，我们这个神仙的马追不上机车。
这个笑话告诉我们，现代人已经中风疾走，走火入魔，他们的活在现代，用现代科技的物品， 可是他的脑筋是古代的。
你想想看，烧这些纸人、纸马、纸的宾利汽车、纸的电脑、纸的收音机、纸的脚踏车、纸的辣妹，这不都是古代的思想吗？
今天我们看到了，不可以、也不可能把真人、真马放下去，真买一辆宾利汽车给你一起烧掉， 他省不得。怎么办？送一个纸扎的宾利汽车，电脑也是纸扎的，旧三件、新三件，都是给纸扎的。便宜了对不对？可是这个头脑是什么头脑啊？这个头脑就是古代的真的要把人拿来殉葬的头脑，认为死了后可以享受这些东西的头脑。只是现在的科技帮着我们用古代的观念，用现代的纸人纸马改成了纸的辣妹，纸的漂亮女孩子，穿的比基尼的，这个三点游装的女孩子造型是现代的而已。观念基本都是老的。
所以我说，这是“西餐叉子吃人肉”啊！西餐叉子吃人肉证明了我们虽然活在现代，可是我们的思想是古代的。
我走在街上，看到很多人很多人，我觉得他们造型是现代的，可是他的思想是古代的。
中国的丧礼是多么的可怕！ 把活人折腾的像个死人，死人折腾的像个鬼。你看大家一点都不觉得。丧礼不是很安详的吗？你现在烧这些东西，烧宾利汽车，烧这些东西都是假动作，干什么呢？就是不是一个安详的死法，不是个安详的葬礼。可是我们所以变成这样子，是我们历史的原因。
你想不做今之古人，你就要面对很多的局面。像我父亲死了，我改革葬礼，我就可以面对大家对我的不满，我就不烧纸，我不干这种事情。可是大家不习惯。我讲这话是在四十